一、参谋团入川与地方军阀实力的削弱

1934年，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六路围攻，被红四方面军粉碎。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遭到重创，元气大伤。刘湘虽为四川军阀盟主，但各派军阀在防区内各自为政，其统治遭到严重挑战。刘湘为巩固其统治，以退为进，于1934年8月23日，以“川中剿匪军事困难”为由，通电辞职。刘湘此举目的有二：一是向蒋介石求援；二是向川军各部施加压力。刘湘的这一策略果然奏效。9月1日，四川绅商21人联名电呈国民政府，慰留刘湘。蒋介石也电告刘湘，“为国为乡”，“均应负责到底”。为了争取到蒋介石更多的援助，11月，刘湘东下南京面谒蒋介石。

这时，中央红军已进抵湘黔边境，正向川黔方向前进。蒋介石深恐中央红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造成“江西第二”，急于追剿红军，并乘机将中央势力伸入四川，进而实现掌控西南的愿望。因此，刘湘的乞援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蒋刘很快谈妥了合作条件：蒋介石授权刘湘统一四川军政大权，打破军阀防区制，川中各军统一接受刘湘指挥，并任命刘湘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军军费和各种武器弹药由中央拨给；并同意刘湘发行巨额公债，偿还历年积欠；刘湘则答应开放四川门户，允许蒋系势力入川，同意蒋派行营“参谋团”入川，督导剿共军务。

1934年12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命令改组四川省政府：原省府委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等军阀均被免职。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并任命刘的亲信邓汉祥、甘继镛、刘航琛等人为省府委员。

1935年1月12日，蒋介石令贺国光率领原在江西负责剿共军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简称“参谋团”）到达重庆，成立了行营驻川参谋团，贺国光、杨吉晖为正副主任。这标志着蒋介石势力开始渗入四川。同时，随参谋团的入川的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队”（简称“别动队”），这是一支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康泽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蒋介石在重庆建立“参谋团”的目的有二：一是策划围剿红军，消灭中共在四川的地下组织；二是为控制四川的军政大权，统一川政，结束军阀防区割据做前期准备。

“参谋团”入川后，开始干预四川的军政大事。虽然“参谋团”的《任务条例》规定：“参谋团”主任“协助四川‘剿匪’总司令行使职权，……”。但是《任务条例》又规定：贺国光可以代蒋介石拟定作战命令，交刘湘执行；可以督察、指导、考核四川各军，“参谋团”向川军各部派出的督察员等，随军行动，实行监军，可以指挥、监督、考察川军各军、师、旅、团长的反共军务。[1]这样，刘湘及其他军阀的各部都必须服从“参谋团”的指挥监督，为其控制。《参谋团组织大纲》还规定，川军各师设政训处，参谋团政治训练人员分别负责各部队的政治训练事宜。这样蒋系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川各军内部。1月17日，“参谋团”通电四川各路军正副总指挥加紧剿共，令各军加强防御，如有畏怯退却，决照南昌行营公布之军法处分。[2]“参谋团”俨然成了四川军阀的太上皇。3月2日，蒋介石抵达重庆，亲自督导剿共。次日发布手令要求驻川各军皆由其统一指挥，如无其命令不得擅自进退。这一手令，进一步剥夺了四川军阀的军事统领权和指挥权。4月2日，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在剿共中“防守不严”，“玩忽命令”的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并对“辅助不力”的副军长孙震“记大过一次”。蒋介石开始直接行使处分四川军阀的权利。川中各派军阀已经完全丧失了在防区时代那种恣意妄为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其势力遭到了进一步削弱。

随“参谋团”入川的“别动队”，也迅速渗透到军政各部。别动队共设三个支队，共约2000多人，分布在成都、重庆、自贡、宜宾、泸州、万县等地。他们渗入各级政府、军事等机关、部队，以政工、特务等手段，监督、控制各机关和部队。“参谋团”和“别动队”的工作，相互交错、联系配合。“参谋团”代表蒋介石发号施令，从行政领导的角度指挥川军、省府和各社会团体，进行公开的反共活动。而“别动队”则将触角伸入川军、各级政府机构内部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宣传蒋介石及其独裁专制主义，用武装保证实现蒋介石的意图。“参谋团”和“别动队”的进入以及对军政的干预和渗入，四川军阀势力正在一步步被削弱，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势力正在进一步加强。

二、中央势力的进入与防区制解体

在参谋团入川的同时，蒋介石以追剿红军的名义指派中央军胡宗南部第一师由川北入川，上官云湘第四十四、四十七、五十四师等部队由川东入川。这是国民党中央军开始正式进入四川。

根据蒋介石与刘湘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在1934年12月改组了四川省政府。新的省政府班底成员都是拥护刘湘或拥护蒋介石的人，这就为省政府贯彻执行“中央”和刘湘的指示，统一四川行政奠定了基础。1935年2月9日，国民政府又任命刘湘兼任四川省保安司令。至此，刘湘集四川“剿匪”总司令、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三职于一身，总揽四川军政大权。蒋介石如此抬举刘湘将众多大权交到其手中，一是履行1934年与刘湘商定的合作条件，二是借刘湘之手进一步统一四川。

2月10日，刘湘在重庆正式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刘湘为了结束防区制，率先在自己防区内训令各县县长，将往昔代管的一切政务，完全交归四川省政府。川军各部将领，由于“剿共”新败，无力与刘湘抗衡，且刘湘得到蒋介石支持，并首先放弃防区交还一切政权，因此只得表示拥护统一。各军交出政权后，刘湘为了安抚各军和稳定社会秩序，在人事上没有立即调整，而是对各军委派的各县县长和征收局长一律留用。不过，在1935年4至5月对全部县局长分批进行调动，易地任职。5月底调动基本完毕。暂时未调动，后来也调入四川省县政训练所受训。蒋介石为了进一步控制四川行政，防止军阀再次干预行政事务，于3月15日电令川军各将领，不得以军力干涉行政诉讼，军官不得兼任县局长，军政长官不得与民争利等。

刘湘及各四川军阀交出防区，将政权归还省政府标志着维系军阀割据20余年的防区制在名义上结束了。四川省政府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将四川划为“剿匪”省份，建立了一整套维护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的地方行政机构。由此，蒋介石着手对四川军政、财政进行统一。

四川的军政统一是通过整编军队来一步步实现的。1935年6月5日，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召集川军将领开会，讲述“剿匪与整军之要道”。6月25日，参谋团着手整顿川军，核实名额，裁汰老弱。第一期缩编预计将川军平均缩减1/3，总数由原来的350个团减为200个团左右。10月20日第一期整编基本结束。这次整军虽名义上由参谋团领导和组织，实则为刘湘出面整编。因此这次整编，刘湘获益不少。整编后刘湘部由原来二十一军一个番号，扩充为三个军的番号，共编得11个师5个独立旅29个独立营，总兵力达川军一半以上。因此引起了川军其他各部的极端不满，加上军费不支，时值天灾，物价上涨，因而川军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对此次整编也不满意，因为没有达到他预期的将川军减少1/3或者2/5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控制川军， 1935年秋，蒋介石开办了峨眉山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刘湘任副团长。川军营长以上军官多被调训。训练内容多是以打破地方割据现象为由，要各级军官服从中央；灌输“拥护领袖，复兴民族，忠党爱国”的思想，培植“黄埔精神”。为了拉拢川军将领，蒋介石、陈诚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如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蒋介石陈诚分别约见中高级军官，了解川军内部情况等。

1936年，国民政府又先后对刘湘、杨森、刘文辉等人及其手下将领授衔。虽然这次授衔大部分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但却剥夺了四川军阀各派头目对将官军衔的授予权，将这项权利收归到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手中。蒋介石对那些投靠他的人，如李家钰、范绍增等均大力提拔。这一手段对引起川军内部的分化起到重要作用，从而削弱四川军阀头目对军队的控制力。

对川军将领军衔的授予，以及国民党在川军中开展的各种工作，加上刘湘在第一次整军中的措施失当，对川军各部未能平等对待等，致使一部分川军将领逐渐向蒋介石靠拢。这当中甚至包括刘湘的几个得力干将，如王缵绪、唐式遵、范绍增等人。这样，为蒋介石的第二次整编准备了条件。1937年8月，川军第二次整编完毕。经过第二次整编后，基本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

由于防区时代，各派军阀为筹措军费大肆搜刮，巧立名目，擅收赋税，自办银行滥发货币等。造成财政不统一，金融十分混乱。蒋介石深知要彻底打破防区制，统一四川，必须控制和统一四川的财政，稳定金融。统一四川的财政和稳定金融主要通过以下几项措施来实现的。（一）为解决四川财政的特殊困难，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同意刘湘发行公债7000万元。规定用于“剿匪”和办理善后建设事业及整理债务。7月12日，国民政府立法院又通过“中央发行民国二十四年整理四川金融库券3000万元案”，库券条例11条，规定此款用于整理四川金融。（二）严格执行统一的财政规章制度。为此，蒋介石把他曾在鄂豫皖三省剿共时制定的《整理县地方财政章程》及其相关办法，转到四川来施行。于1935年7月14日，命令颁布《剿匪区内整理县地方财政章程》及各关系法规合订本，饬令四川省政府通令各县，遵照办理。（三）成立四川财政整理和监理机构，统筹整理财政，改革税制，统一田赋，并监督施行。1935年7月13日，成立四川省政府财政整理委员会，由行营和省政府的财政负责人、企业家银行家和社会名流学者组成。刘湘兼任委员长。省财政整理委员会采取措施对各县市财政进行整理和监督。这样，财政混乱的弊端逐渐清除，有力的地促进了财政的统一。（四）在四川设立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的分行，发行国币，收销地钞。统一货币稳定金融。1935年2月25日和7月8日，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驻重庆的分行先后开办。1935年9月10日，蒋介石以行营名义发布《收销四川地钞及收兑四川杂币办法》，其主要是规定：以中央的法币按一定比例兑换地方钞票。这一决定中规定的兑换比例损害了四川商民利益，因此遭到强烈反对。重庆商帮及金融界连日请愿，要求收回成命，在万县、宜宾、涪陵、内江等地也发生市面不稳及群众请愿活动。9月19日，蒋介石电令刘湘和关吉玉等“严禁群众请愿”，并令军警强力镇压。在蒋介石和四川省政府的压制下，不久各地反对收销地钞风潮既告平息。针对法币面市在商民中缺乏信誉，不少人拒绝使用，行营又发出布告：如有拒绝使用中央钞券，以扰乱金融治罪。最终，法币在四川得以流通，四川币制与全国统一，金融也逐渐稳定。

至此，四川的行政、军队、财政都已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从而彻底结束了在四川实行近20年的军阀防区割据制度。

三、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势力的矛盾和斗争

蒋系中央势力的进入，逐步掌握了四川的军政等大权，极大的触犯了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因此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势力产生不少矛盾，并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在前期主要表现为蒋介石与刘湘之间的矛盾。

在1927年之后，刘湘与蒋介石由于彼此政治军事利益的需要一度关系密切。但当蒋介石要将中央势力伸入四川，动摇其独立王国时，他们相互依赖的关系急剧恶化。1935年1月参谋团、别动队入川后，蒋刘的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渐激化。早在1934年11月，刘湘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求国民政府的支持时。蒋介石提出拟派中央军十个师分头由川东、川北协助围攻红军，所有入川的中央军和四川军队，统一由刘湘指挥，一切军费及武器装备都由中央政府支持。但是，刘湘担心中央军一旦入川，川军就会被控制，自己也可能被架空，故想出若干理由拒绝中央军入川。蒋介石见刘湘态度坚决，且条件不成熟，遂改为派参谋团先期入川。

参谋团给川军各部派去“督战专员”，随川军督战；参谋团政训处在各部设政治机构，派出大批人员到川军中活动。这些人中不少是复兴社特务。他们在川军中除了极力宣扬蒋介石的法西斯论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外，还大肆挑拨川军中的关系，引起川军内讧，增加官兵之间的隔阂。随参谋团入川的别动队一些人更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有人甚至喊出见官大三级的狂妄口号，引起川军官兵尤其是中上层军官的极大反感。

参谋团政训处与别动队，通过举办“保甲壮丁干部训练班”，培养一批反动政权的基层骨干。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镇压人民反抗，并且不听刘湘省政府的号令，给刘湘增加了不少麻烦。刘湘为此则通过举办县政人员训练班，培养一批县长、科长和区长等，又去管理那些中央势力培养出来的爪牙。1936年，各地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一些选举事务所多为刘湘系统的人员控制，不利于蒋介石集团。复兴社党徒就指使一些喽罗四处捣乱，破坏选举。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湘乘机痛打落水狗，四处捉拿政训处、别动队培养的忠实走狗。这些人无奈，只得跑到重庆别动队总部寻求庇护。

在入川前，别动队头子康泽就拟定了一个“五运计划”，即在四川大搞军运、匪运、学运、绅运和商运，用于破坏四川社会秩序的稳定，制造混乱，增加刘湘统治四川的困难。这一计划曾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刘湘偶然从参谋团特务手中获得一份以“五运”搞垮刘湘的文件。刘湘将此文件送交蒋介石处理。蒋介石无奈只得归罪于参谋团总务处长柏良，将其撤职，算是给刘湘一个交代。

在财经方面，蒋介石通过财政监理处，建立中央银行重庆分行，以及统一货币等手段控制刘湘。为此，刘湘一方面电呈蒋介石表示拥护中央的统一币值的政策，另外却又以四川情况特殊，公然提出与蒋介石命令相悖的“要求”。无疑是给蒋介石集团出难题，这反映出了他们在财政经济上尖锐的矛盾。

蒋介石极力笼络川军高级将领，以达到瓦解刘湘部队。刘湘为此在军队中建立了一个秘密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会长由刘湘亲自兼任，入会军官必须经过两个会员介绍并担保，然后经过刘湘批准，并填写誓词表，并宣誓拥护会长，忠于团体等。武德励进会的会员最初基本上以上军官，每个团部成立小组，后来在学员队、教导队、保安干部训练班，以及县政、财政人员训练班中也发展了一些会员。到1938年发展到800余人，当时刘湘所谓“甫系”重要成员都在当中。这对稳定刘湘军队抵制蒋介石分化瓦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夏,蒋介石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培养四川军政人员的“黄埔精神”和“中央感情”，以达到实现地方“中央化”的目的。刘湘为了减少蒋介石对受训军政人员的精神控制，每当训练班结束或有一定的机会，他就进行再教育，作“消毒”工作。刘湘等利用川军军官、县长和各地中学校长等家乡观念，以同乡、同学、老部下等关系，说服部属要忠于团体，拥护省政府，共建四川。

为了对付蒋介石的步步进逼，刘湘多方联络反蒋势力，并与中共缓和关系，以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

刘湘派代表与冯玉祥取得联系。请求冯玉祥派教官帮助训练部队，并征询冯对国内形势和对蒋介石看法。冯玉祥先后派了高兴亚、郭春涛等人到刘湘部任军事教官、高级顾问。这些人为他反蒋制定了一定的策略。第一是主张抗日。因为蒋介石不抗日被人民指责，只有举抗日的大旗才能团结一切反蒋的力量。第二是必须与共产党交朋友。因为彼此有反蒋的共同目标，应该借助他们的力量共同反蒋。

由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抗日大局，不咎既往，对刘湘展开统战工作，加上冯玉祥等人的影响，和蒋系中央势力入川后咄咄逼人的态势，使得刘湘不得不另谋出路。于是，刘湘逐渐改变了以前拥蒋反共的立场，逐渐向中共靠拢。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张曙时、傅春吾等入川，对刘湘进行统战工作。刘湘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有力量与蒋介石抗衡。因此愿意与共产党人建立进一步的联系。1936年刘湘与中共及桂系势力签订了《川、桂、红协定》。这个协定主旨是团结抗日，不过也包含有防蒋、反蒋的意思。自此以后，刘湘采用各种方式进一步沟通了与中共的联系：设秘密电台，派代表与中共代表接洽，允许中共党员到其军中任职等。

除此而外，刘湘与其他反蒋势力由于处境相同、利益一致也保持了经常的联系。1933年刘湘同桂系首领李宗仁就开始互派代表。刘湘与粤系陈济棠也有来往。1936年夏，陈济棠通电反蒋，桂系也准备呼应。当蒋介石要刘湘表明态度时，刘湘则发了一个态度模棱两可的通电来应付，并且又密令各部连夜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准备暗中相应。只不过广东陈济棠很快被蒋介石分化瓦解的手段平息了，刘湘来不及有进一步的行动。

抗战开始后，刘湘率部川抗战。1937年11月，刘湘病发，蒋介石趁机削夺刘湘的兵权。刘湘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分化瓦解川军，利用抗战消耗川军，进而由中央军占据四川的企图，对蒋痛恨至极，决心暗中与宋哲元、韩复榘联络，准备联合反蒋。不过由于宋哲元反水，密报蒋介石，计划最后流产了。

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蒋介石认为控制四川的时机到了，遂于1月22日即任命其亲信张群为四川省主席。消息传到成都，留守四川的“甫系”势力十分愤怒。他们认为蒋介石在刘湘尸骨未寒之时既不派人到成都慰唁，反而派张群来趁火打劫。因此一致反对张群来川，并组织人员在成都四处张贴标语，举行示威游行。刘部17名师长联名点呈蒋介石，拒绝张群来川，请收回成命。无奈蒋介石只得对刘部温言抚慰。随后又先后拟派贺国光、顾祝同为四川省主席，均遭的川军将领的强烈拒绝。最后，蒋介石只得同意川军将领自荐一人暂代省主席一职。

为了安定四川后方，蒋介石还采取方法分化收买川军将领。对邓锡侯、任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刘文辉等川军实力派人物予封官许愿加以安抚，四川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经过川军各派酝酿磋商、各派妥协的结果，最后决定推荐王缵绪任四川省主席。8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正式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后来，王缵绪因与其他川军将领产生矛盾冲突，川军留守的师长大部分都联名倒王。最后蒋介石为了控制局势，只得自己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以“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的力量来压制川军各将领控制四川局势。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势力的争夺才暂时告一段落。

[1] 温贤美：《四川通史》（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2] 温贤美：《四川通史》（第七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