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朝权张良安

方曙霞，1902年10月29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瓦埠集方家小楼。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荣昌特支宣传委员，1937年参加荣昌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接任中共荣昌县委书记。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因叛徒出卖而东躲西藏。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璧山、江津等地任职，1962年离休，1984年3月27日因病去世。

方曙霞6岁开始在私塾发蒙读书，一直读到12岁。1914年，父亲让他去隔房族兄方孟权处继续读书。

虽然满清政府被推翻了，但在偏远的方家小楼却一切照旧，男人头上仍然留着长辫子。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族兄方显甫、方佑良两人率先剪去了辫子，此举搅动了一潭死水的方家小楼。于是，方曙霞和几个年轻人也剪去了象征传统旧势力的辫子。

两年后，方曙霞转到方勇那里去读书。方勇是他的远房侄子，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系，著有《说文读若考》，曾受到章太炎、刘申叔等国学大师的赞赏。方勇的父亲方显甫18岁考上秀才第一名，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法律系，参加过同盟会。方勇的叔父方佑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也是同盟会员，是安徽督军柏烈武驻南京政府的代表。

方勇家的藏书很多，还订有《申报》。他们在读书讲学之余，还时时议论时政，特别是他和他的父亲、叔父都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帝制的民主主义思想，这对方曙霞的影响很深，使他对帝国主义、买办、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为什么能仗势欺人有了初步的认识。

离开方勇私塾的当年，方曙霞考上镇阳关甲种商业学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镇阳关人高语罕就是这个学校的语文教员。这所学校的经费是关卡收税的附加费，所以经费比一般学校宽裕。校长时酌薰贪污了学校大量公款，同学们知道后非常气愤。于是组织学生代表团去寿县政府告状，方曙霞是学生代表之一。他们凭着青年人的热情，一直闹到校长时酌薰下台为止，这些学生代表也被学校全部开除。

失学后，方曙霞与远房侄子方远泰离开寿县，来到安庆，住在方远泰的父亲方植之家里。

1922年，方曙霞考入美国教会办的芜湖萃文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在星期天要求学生做礼拜，上课时还要用英语背诵《圣经》，这些做法激起部分学生的反感。方曙霞和同学王志和、涂仰如等不背《圣经》，不做礼拜，因此常被罚站。

就在这个时候，为反对军阀马联甲镇压学生运动，芜湖省二农校、省女师等联合成立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代表团去镇守使署，质问马联甲。薛卓汉（寿县人，省第二农业学校团委书记）和方曙霞走在队伍最前列。学生运动结束后，薛卓汉介绍方曙霞参加了共青团。这学期期末，方曙霞回到家乡组织起一个妇女识字班。识字班除了教识字外，还鼓励妇女放小脚，这是对封建势力压迫妇女行为的挑战。

1924年春季入学时，方曙霞带的钱不够缴学费，萃文中学代理校长华尔登拒绝让他入校。从内心早就厌烦教会学校的方曙霞，愤然离开了萃文中学。这时薛卓汉已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写信告诉方曙霞：“要革命就到上海大学去。”这年夏天，方曙霞与同学陈斌随薛卓汉一同来到上海，并和陈斌一同考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表面是国民党市党部办的，实际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培养党的干部的高等学校。上海大学的党组织是一个特别支部，属党中央直接领导。方曙霞当年就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上海大学还办有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工人夜校，工人夜校利用上海大学教室在夜间上课。教学内容有数学、文艺、时事政治，以教时事政治为主，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彭进修任夜校指导员，方曙霞任教导主任。

上海当时最多的是纱厂，工人的劳动时间每天在20小时左右。方曙霞与同学们常去工厂，以认同宗、同乡、亲戚或结拜兄弟姐妹等方式，与工人们交往，从而形成一个小团体，在此基础上建立工会组织，逐步发展团员、党员。

1926年8月，方曙霞与工人夜校指导员彭进修（四川荣昌人）结婚。

得知北伐军已攻下武昌城，武汉三镇已成为革命的中心，方曙霞心情异常激动，他找到上海大学党支部负责人党伯孤，出具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和同学刘祥启坐船离开了上海。

1927年2月初，方曙霞到了武昌，立即去蛇山中山大学第二院社会学系，找到了先期到达武昌的彭进修。此时中山大学第三次招生已过，没法入学，方曙霞只好返回旅馆，途中遇见上海大学同学、同乡徐梦秋（共产党员）。徐梦秋是北伐军第4军第1师政治部秘书，他要方曙霞先到政治部去工作，等待中山大学第四次招生。2月底，方曙霞考入中山大学第二院社会系毕业班，不久被选为中山大学二院支部书记。于是他一面读书一面在第4军第1师政治部作上尉宣传干事。

由于蒋介石大清党，屠杀革命志士和共产党员，武昌城内的形势逐渐紧张起来。10月中旬，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总工会召开党员大会，决定把大量党员疏散。

党组织决定方曙霞和彭进修回四川做地下工作。到达重庆后，方曙霞与彭进修暂时住在彭进修表姐夫郭质彬家。接着方曙霞马上去找党组织指定的重庆接头地点，但没有接上关系，当时重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搜查很严，因此不能久留，只好回到荣昌。

托岳父彭君辅的关系，方曙霞到荣昌中学任职。方曙霞在讲“阶级”一词时，用党的观点详细地分析了阶级以及阶级斗争的现状，一周后，方曙霞被荣昌中学解职。

1928年春，在荣昌中学教书的雷兴政、谢啸冬夫妇来访。雷兴政是方曙霞上海大学时的同学，曾参加过党的五次代表大会。经过几次谈话后，方曙霞终于与荣昌地下党接上了组织关系，并任荣昌特支宣传委员。

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来荣昌县，住在方曙霞岳父彭君辅家。罗世文代表省委开办党训班，轮训了全县党员。党员干部训练班结束后，正式成立了荣昌县委，书记钟兆群、组织委员刘家和、宣传委员方曙霞、工人委员谢用昭、农民委员刘家国。

1930年夏，程子健代表上级党委来到荣昌县，要荣昌县地下党组织暴动起义，决定搞一次大贴革命标语的行动，由方曙霞执笔草拟标语内容，主要是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压迫，声讨三三一惨案的罪魁祸首蒋介石与军阀刘湘、王陵基，反对帝国主义等，这一行动却使党组织暴露在敌人面前。

8月2日拂晓，方曙霞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方廉生突然大哭，吵醒了方曙霞。正在这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早有警觉的方曙霞立即起床从后门逃走，跑到彭进修二外婆宋玉民家躲藏起来。当天深夜由彭君辅安排，送到离县城25华里的肖河坝。此事发生后，县委密令方曙霞在农村做农民工作，暂不要在城内露面。

方曙霞在肖河坝办起了农民文化学习班，鼓励农民抗捐抗税。农民们学习热情很高，有的甚至从几里外的七眼仓打着火把来。城内彭君辅通过关系掌握敌人动态，只要风声一紧，立即通知方曙霞转移，到大足县西沟院子彭进修二舅宋绍宗家躲避，风声过后又潜回肖河坝，就这样过着极不安定的半流亡生活。

1931年，党员袁世勋在重庆被捕后叛变，而袁世勋是荣昌县委书记钟兆群的老表，于是袁世勋劝降钟兆群变节。接着组织委员刘家和叛变。钟兆群、刘家和、袁世勋等人按照他们掌握的地下党员名单，带领反动军警逐一捉拿地下党人，使荣昌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1933年下半年，彭君辅听说在抓共产党，马上通知方曙霞赶快离开，住进了大足县西沟宋家大院子。

1936年，方曙霞去重庆找党，在街上碰到上海大学同学赵治人和在武昌时认识的老党员周恭先（即周维祯），但彼此不了解别后的情况，故仍然没有与组织取得联系。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各地纷纷成立抗日救亡会，方曙霞和李散之、廖福增等都参加了荣昌县的抗日救亡组织，他们利用卧佛会、端午节划龙船等群众集会之机发传单、贴标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下半年，俞素璋、孙礼娴从自贡市带来了党的组织关系，俞素璋是彭家的亲戚，过去就与方曙霞有所接触。方曙霞向她们介绍了荣昌党组织遭受破坏后的情况。因为她们都知道方曙霞是党员，因此恢复了他的党籍。接着自贡市党组织派来了周诚，对荣昌县的党组织进行全面清理，1939年春成立荣昌特支，方曙霞任特支青年委员。

在中共荣昌县特支的领导下，荣昌县先后成立了抗日歌咏团、大众壁报社、纺纱厂等群众性组织。方曙霞由党组织分配负责《大众壁报》的编辑工作，主要宣传抗日救亡、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宣传党的政策等。

1939年10月，县委书记廖林生奉命转移，欧志仁继任荣昌县委书记，何君辉任组织委员、方曙霞任宣传委员。

1940年初欧志仁调走，方曙霞接任中共荣昌县委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方曙霞转移到重庆。

到了重庆，方曙霞按照预先约定的地址去接头，结果人去楼空，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筹莫展之际，他突然想到在文化委员会工作的阳翰笙，阳翰笙是方曙霞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也是党员。他们过去私人关系很好，当时又在一个支部里。

天刚放亮，方曙霞到文化委员会见着了阳翰笙，互诉离情后，阳翰笙问：“曙霞你来重庆还有什么事吗？”方曙霞答：“找一个朋友，没有找到。”阳翰笙又问：“你是不是党组织关系没有找到啊？”方曙霞明白了翰笙有党的组织关系，于是坦然地向阳翰笙说明一切情况。阳翰笙听完后说：“你有介绍信没有？”方曙霞答道：“有介绍信。”阳翰笙又说：“没有关系，胡公（周恩来）常到我们这里来，是能够接上关系的。”吃过午饭，阳翰笙要方曙霞搬来他家住下。

1942年2月底，方曙霞通过阳翰笙与南方局接上组织关系。按照南方局的安排，方曙霞改名为方进一，割断一切横的联系，到兴华油脂公司位于涪陵的兴华炼油厂工作。

方曙霞在兴华炼油厂任秘书兼人事课长，主要是协助厂长潘公皓处理基建事务。潘公皓经常来往于厂与公司之间参加董事会，实际上是带回党的指示。

1944年滇湎公路输油管接通，外国汽油大量进口，兴华炼油厂就没有继续办下去的必要了。在兴华油脂公司董事会上，董事长楚湘汇建议拿出部分资金在化龙桥为《新华日报》馆新建一幢楼房，此外还分给职工一部分红利和奖金，方曙霞等部分党员把自己所得作为党费全部交给党组织。他与兴华炼油厂剩下的10多个员工一起，回到重庆油脂公司。

一天，兴华炼油厂的谢鼐问方曙霞：“沙千里先生在重庆大溪沟办有和泰面粉厂，需要一位厂长，你愿意去不？”方曙霞说：“我考虑下再说。”于是，方曙霞与阳翰笙的弟弟欧阳齐修来到上清寺周公馆，找徐冰征求组织意见。徐冰听了方曙霞的汇报后说：“你可以去，沙千里是我们很好的朋友。”过了几天，方曙霞就搬到和泰面粉厂去工作，一直到1945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胜利。

抗战胜利后，从上海内迁的工厂大部分准备回去。沙千里对方曙霞说：“我的厂要结束了，请你帮我办移交。”方曙霞办完交接后，受党组织委派，到道门口中国工矿公司去作总务。

方曙霞在中国工矿工业公司工作到1947年，这时局势动荡，内战烽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中国工矿公司总经理鲁自诚（共产党员）决定分散一部分人，并写好推荐信交与方曙霞，让他去重庆红十字会。

1949年8月，形势更加紧张，方曙霞退出重庆红十字会，回到荣昌县肖河坝乡下隐蔽起来，直到12月荣昌县解放时，地下党负责人何君辉通知他和彭进修进城，一道参加荣昌县的接管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方曙霞先后任璧山专署、江津专署工商科科长、文教科科长、中共江津地委统战部科长、江津专区政治学校副校长等职。1962年离休，1984年3月27日因病去世，享年81岁。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