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国，又名刘治平，1900年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协和乡（今重庆市荣昌区古昌镇）七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只读过4年私塾，稍长即帮助父母种田干活，备受封建势力、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之苦，渴望翻身解放。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长期战斗在农村，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时期，还是在匪特猖狂的年月，他都始终坚定信念，一心向党，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他的高尚品德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刘家国为了生计在荣昌屠工小学当工友。当时的屠工小学是由共产党员谢用昭任校长，他聘用的教师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些是有新思维、新思想的人。这所小学宣传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刘家国对此很感兴趣。这样的氛围，让刘家国明白了一个道理：穷苦百姓要幸福，劳动人民必须当家作主。1929年，刘家国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发动和带领群众，与当时的反动势力作斗争。

1929年，大旱欠收，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对农民横征暴敛，敲骨吸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要求减轻捐税负担。反动政府不顾群众死活，天天派人追交，逼得群众倾家荡产，背井离乡。

为了争取生存，刘家国发动100多名农民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减免部分捐税。但征税员态度傲慢，恶言相向，刘家国等人非常气愤，将征税员痛打一顿。乡长见众怒难平，急忙出面劝解，答应免征屠宰税半个月，为农民减轻了负担。

1930年8月，荣昌县委为纪念南昌起义，决定扩大宣传，在县城内贴标语、散传单。那时在屠工小学当工友的刘家国被分配去最危险的县政府贴标语，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他奉命之后，经过周密筹划，利用与征收处杂役郭前元的交情，在一个初冬的晚上，挑着空粪桶大摇大摆地进了征收处，并把粪桶放在事先侦察好的征收处前门内的花树丛中。

由于常常到郭前元那儿聊天，所以刘家国对征收处师爷们的生活习惯弄得清清楚楚。知道他们每天晚饭后要打牌，而且都要打到下半夜才匆匆入睡。刘家国在天刚黑的时候，就到了郭前元的寝室与郭前元摆龙门阵。大约10点钟左右，师爷们叫郭前元出街买宵夜，刘家国趁机对郭前元说自己先走一步，于是走出房门钻进树丛中隐藏起来，待郭前元买完东西，关门睡下，才从树丛中小心翼翼地走出来，到屋檐下躲避霜雾。

三更过去了，师爷们才收拾牌局入睡。这时刘家国走出征收处，在县衙门大堂内贴好6幅标语，正准备进入二堂时，大堂左侧内的卫兵刚好持枪去大门口换班，刘家国机警地伏在地上，黑暗中未被发现。等他们换班完毕，刘家国看准时机，进入县衙二堂，贴好标语。等他绕道进入征收处时，城门已打响五更，各处挑粪便和潲水的人，都陆续从大门进来了。刘家国赶紧从征收处前门内的花树丛中拿出事先藏好的粪桶，在厨房里倒了些潲水，挑在肩上不慌不忙地走出县衙大门。

当人们发现县衙大堂和二堂都出现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穷人要活命”等标语，急忙向县太爷禀报。县太爷大骂警察局长、保安队长玩忽职守，要他们在10天之内破获共党组织，把共产党员统统抓起来，一律枪毙，否则撤职严办。

此事发生后，一方面惊醒了反动统治者的美梦，另一方面也使荣昌的穷苦百姓看见了新的曙光。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些人竟把共产党员说成是能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的剑仙侠客，谁也不知道此事是刘家国所为。

对党赤胆忠心

1934年5月，原地下党荣昌县委书记钟兆群投敌叛变，充当内江县清共委员会事务主任。他向国民党政权交出地下党组织的成员名单，国民党政府派他到荣昌来逼迫地下党员登记自首。在白色恐怖下，当时县委书记刘光明急忙召开党员会，研究如何自首。

会上，刘家国愤怒地批判了刘光明的动摇思想，并表态说：“菜刀有一把，依照我的脾气，干脆把他（钟兆群）砍死”。第二天，钟兆群领着反动武装人员到协和逼降，刘光明自首，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动摇分子也陆续变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家国同组织失去联系，处境艰难，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

危难之际，邻县大足地下党员周司和来荣昌找他，二人商量后决定去泸县寻找党的上级组织。因荣昌党组组原属川东省委领导，省委迁成都后，才改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临行前刘家国满怀信心地对妻子说：“我走了，你把娃儿带着，穷人自有出头的一天”。他们白天在泸县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晚上就住在破庙里，希望在茫茫人海中能找到那些曾经熟悉的身影。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在泸县找到党组织的希望变得渺茫。一天，刘家国上街买米，在街上偶然听说红军长征路过遵义，于是他顾不上买米，气喘吁吁地跑回破庙对周司和说：“我们到贵州去，那里一定能找到党”。抱着这个坚定的信念，他们从泸县起程辗转来到贵州遵义县。几天过去了，他们盘缠用光，衣物卖尽，生活已陷入绝境。但他们还是不动摇、不灰心，心里始终怀着那个坚定的希望，没有钱就去下苦力，挑煤卖。对他们而言，只要能找到党，再累都不怕。

一天，周司和送煤去遵义县衙门口李祝三家中，看见他女儿李小侠（进步青年，红军长征到遵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后随红军参加黔北游击队，当时在遵义女中读书，是遵义“文学研究会”负责人之一，陈云同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对她作过记述）在阅读进步书籍《屠场》。周司和激动得声音都变了，颤抖着嗓音对李小侠说：“我们是同一条战线中的人”。李小侠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遵义进步青年组织总负责人谢树中。谢树中通过交谈与调查了解，确认了刘家国和周司和的身份，在遵义他们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谢树中为帮助周司和、刘家国解决生计问题，要李小侠向她的父亲推荐，将周司和留在衙门当誊写，李祝三同意了。刘家国继续下苦力谋生。就这样，二人找到了落脚之处。

在遵义找到落脚点和活动阵地之后，刘家国想到荣昌还有一部分意志坚定，处境险恶的同志急需逃离虎口，6月初他又千里迢迢，从遵义冒险赶回荣昌，秘密地将翁乾盛等接去遵义。

为维持生计，他们历尽艰辛，帮人筑墙建房，只要是能填饱肚子，什么活都干。后来老蒲场修机场，急需大批劳力，刘家国又带领翁乾盛等去机场干活。谁料想没多久民工中疫病流行，刘家国、翁乾盛都感染了伤寒病。翁乾盛得病没几天就客死异乡，临终时他还对刘家国说：“革命胜利了，给我留个名”，刘家国怀着悲痛的心情将战友安葬。

由于过度悲伤劳累，刘家国瘦得皮包骨头，机场也不要他再去干活了，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拖着病体回家。他的胞弟叛徒刘家和得知刘家国回家了，急忙跑去劝降。刘家国严厉警告他：“你再说，我两锄头挖死你”，吓得刘家和抱头鼠窜。

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刘家国闻讯欢欣鼓舞，立即同共青团员戴廷赓赶去遵义。待他们赶到遵义时，红军已经离开。先期同他去贵州的周司和、进步组织负责人李小侠等也都随红军走了。刘家国三次去遵义未找到党，但他找党的决心丝毫不动摇。第三次从遵义回到荣昌，他又同荣昌共产党员谢用昭商量继续找寻党的办法。谢用昭说：“我拿几块钱给你，你去大足龙水镇买点小五金，扮成小贩，再去泸县找中心县委”。刘家国从龙水镇买好一挑刀、剪等小五金后，急忙起程去泸县，在那里成天大街小巷转，希望能找到相识的同志，但转来转去始终未找到，第二次去泸县寻找党组织的希望又落空了。

何惧血雨腥风

1936年“西安事变”后，刘家国找谢用昭商量，打算去延安。谢用昭说：“去延安路途遥远，路径不熟，路费缺乏，怎么行嘛”，于是只好作罢。抗日战争时期，刘家国听说重庆设有八路军办事处，他又同谢用昭去重庆找党，办事处的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敌机经常狂轰滥炸，许多机关、学校都疏散下乡，鉴于此，办事处的同志对他们说：“你们的来意是好的，现敌机天天轰炸，国民党特务又严密监视我们，你们回到群众中去，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组织会来找你们的。”

从此，刘家国在家种田，并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时他化装成游方道人，走乡串户，用讲圣谕的方式，向群众宣传惩恶扬善，反对贪官污吏、抗日救国等思想。如有农民去世，他又利用做祭文追述死者生平的办法，控诉不合理的旧社会。祭文中述说死者生前如何累死累活勤劳苦作，结果一辈子欠债，一辈子受气，吃不饱，穿不暖，病了无钱医，死了无地埋等等，以此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1947年，他在协和乡七村以办土地会的名义发展农协会员，每次办会他都向农民弟兄宣传：为啥农民种田没有吃？为啥老板肩不挑手不提却吃不完？就是因为他们有地我们没有地，办起农协会，有事大家互相帮助，耕者有其田。农民听说有这些好处，先后参加者有七八十人，解放后这批农协会员积极投入接管工作和征粮剿匪，有的还成了国家干部。

1948年，刘家国采取软拖硬抗的办法，拒不交租。他佃甘姓大地主田120多挑，地主逼他交租，他就找地主算帐：“我交了多少押头，每年多少利，几年共多少，两数相抵，欠不了多少，今年收成不好，求老板高抬贵手，明年一齐交”。地主气急败坏地狂叫，要把他关起来，刘家国说：“你把我关起更拿不到谷子交租，不关我还可以慢慢想办法借拨一点，弄得地主进退两难。

1949年上半年，地下党中共荣昌县委决定恢复刘家国党籍，派石建维传达决定，后因故未能联系上。但刘家国没有为此消沉，他对党仍然忠心耿耿。临近解放时各乡、保组织所谓的守夜自卫队，实际是地主和旧乡人员为掌控民间武装对抗新生的人民政权，刘家国将计就计，利用各种关系，把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安排进去，从而掌握了部分武装。

1949年12月7日荣昌解放，随军南下地方工作人员到达荣昌。他立即去报到，要求开展新的工作。县委安排他协助接管协和乡公所，参加征粮。这时，一部分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伪军政人员和反动地主，密谋策划组织土匪暴乱，企图破坏征粮和政权建设。1950年1月30日，刘家国获悉协和等地土匪即将暴乱的消息后，立即向征粮负责同志报告，要其转报县委。县委获悉后立即决定将分散在荣隆、临江、协和等乡工作人员集中到仁义。2月2日土匪果然暴乱，避免了我工作人员的牺牲。12日，他以原农协会员为骨干，组织农民武装数十人接管协和乡公所。13日，他召集伪保甲长开会，宣传人民政府政策法令，指明出路，要他们协助政府努力完成征粮任务，对稳定伪保甲人员起到了一定作用。

1950年2月24日，刘家国同李宗坤一道深入匪巢捉拿了土匪头子李洪良，土匪怀恨在心，疯狂反扑。26日，大批土匪集结协和乡，烧毁街上民房10余间。刘家国带领农民武装和征粮队人员一起撤到高柏树大房子坚持战斗，土匪对刘家国更加仇恨，于是将刘家国的妻子和一个儿子抓走枪杀，并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屋。在这危急关头，保安乡武装队打退了土匪的围攻，接走刘家国所带领的全部人员，并把他们编入区武装队。

刘家国遭此不幸之后，将两个年龄较大的儿子带在身边，继续参加剿匪征粮斗争。每次队伍出发，他总是走在前头；每逢赶集，他就在街头宣传党的剿匪、征粮政策，批判各种谣言。他还开办农训班，启发群众觉悟。区农协成立时，刘家国任主席，继续为党工作。

1975年5月，刘家国去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