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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重建和大发展

2017-06-02 14:02:17来源:重庆党史网

 

193777,日本侵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通过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和发动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和重庆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科教文化界人士汇集于此;大量文化、新闻、出版以及教育单位纷纷迁入,仅大学、专科学校、军校、国立中学就达30多所,其中高等学校20余所,占全部内迁高校总数的40%多,并在北碚夏坝、沙坪坝和江津白沙镇,形成了抗战时期重庆的3个学校文化区;随着大量工矿企业的内迁,形成了以重庆城区为中心,东起长寿西至江津、北至合川南至綦江的战时国内最重要最集中的工业区;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大金融机构总部和中央信托局也集中在重庆,各省地方银行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使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金融中心。由此,重庆迅速成为中国战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重庆地方党组织正处在恢复之中。重庆地区广大群众掀起的抗日救亡热潮,迫切要求党的领导和推动。

在重庆地方党组织尚未正式恢复的特殊时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建立的重庆救国会适应了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引领着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活动在救国会中的一批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自觉发挥作用,引起了上级党组织的重视和关注。这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提出“各地党部应当在中央的帮助下迅速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的要求。重庆救国会奠定的组织基础,特别是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加速了重庆地方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

193710月,中央特派员张曙时从成都派人到重庆与漆鲁鱼等取得联系,通过审查,恢复了漆鲁鱼等几个失掉关系党员的党籍,接上了一批由外地转来的党员关系,在重庆救国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的建立,标志着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自1935年被破坏后开始得到恢复。

193712月,经在成都建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批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作委员会,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书记漆鲁鱼,组织委员杜延庆,宣传委员郝威。

中共重庆市工委成立后,在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将救国会中的骨干成员发展为共产党员,联系上一批因工厂、学校、机关内迁转到重庆的党员关系,在职业青年互助会、自强读书会等进步团体中建立党团组织。19383月和4月,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梁山和万县建立特支。这样,加上1936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人建立的中共大足特支,川东及重庆地区党组织在以中共重庆市工委为中心和几个特支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发展。

党组织虽有了较大发展,但仍远远落后于形势发展和中央的要求。1938315,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把“大量地、成十成百倍地发展党员”作为党组织“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决议精神,指示四川要克服关门主义,大力发展党员。鉴于这一时期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将中共重庆市工委改为中共重庆市委。19386月,中共四川省工委组织部长廖志高到达重庆,正式成立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杨述,宣传部长漆鲁鱼。

中共重庆市委成立后,立即执行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放手在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渝女师、清华中学等大中学校,二十一兵工厂、天府煤矿等厂矿企业,国民党机关职员和知识分子、产业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并逐步建立了市内各级党组织。到193810月底,中共重庆市委所属党员已达900余名,其中市区650名,分布在新建立组织的城区、新市区、沙坪坝、南岸、江北5个区和海员工作委员会共58个支部中。市委还在北碚特区、铜梁、丰都、邻水、大竹、合川、江津、綦江、石柱、涪陵等地发展了党组织。下川东地区的梁山、万县、云阳等地的党员人数也达到了100余人。

在大量发展党员,壮大组织的同时,重庆市委十分重视党员教育,特别是通过举办党员学习班,对党员广泛地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和形势任务教育。这对于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1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决定撤销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设立中国共产党川康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川康特委”)和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别区委员会(简称“川东特委”)。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李应吉(宋林),宣传部长漆鲁鱼,工委书记王亦清,青委书记杨述,妇委书记陈奇雪,秘书长李维。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重庆市委成立时,下辖江北区委、城区区委、新市区区委、沙磁区委、南岸区委、北碚实验区特区委、铜梁县委、合川县工委以及海员工委。川东特委下属组织有北碚(后称合川)中心县委、丰(都)石(柱)中心县委、宜宾中心县委(19404月划归川康特委)、万县中心县委、泸县中心县委、南充中心县委(19399月划归川东特委)、大竹(后称梁大)中心县委、巴县中心县委和相当于中心县委的涪(陵)长(寿)忠(县)丰(都)石(柱)五县工委,以及川东、川南40多个县(区)委(县工委、县特支)。

川东特委贯彻省工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把发展与巩固相结合,党员人数继续发展,到193910月,川东特委所属党员达3600人,川东地区党组织空前壮大。

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创造了条件。“七七事变”后,在重庆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重庆救国会利用合法名义,先后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委员会重庆分会(简称“重庆妇女慰劳会”)、重庆各界抗敌后援会文化界支会等,并派成员参加一些官办组织,掌握部分领导权,从而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到党的手中。1937918,重庆10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抗敌救国大会。会后,救国会组织了3000多人的歌咏大游行,群情激昂,沿途高歌,救亡歌声震荡重庆。1938年“七七”和“八一三事变”一周年纪念日,重庆救国会联系的14个青年团体,发起组织了盛大的纪念会和数千人参加的火炬游行,轰动一时。重庆救国会系统的各个演剧队协同陆续从外地迁渝的全国性戏剧团体,频繁举行抗日戏剧演出和歌咏活动。

在党组织领导下,重庆的各种抗日团体还组织了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遍及城市、农村的广大地区,演出街头剧,张贴壁报、漫画,举行慰劳、募捐活动,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文艺研究会、战时知识训练班、救亡图书室、平民识字班、平民夜校等。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广大工人、学生、职员、妇女,以及工商界上层人士、川军士兵甚至华侨巨商都投入到抗日救亡队伍中来,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空前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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