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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的战斗足迹

2017-06-02 14:01:21来源:重庆党史网

 

从土地革命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党自己领导的人民军队。“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随后,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带领红军撤离苏区,进行长征。

重庆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在红军发展革命力量,突破敌人封锁,反击军阀围攻的艰难岁月中,党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先后在此活动,相互支持,共同配合,在重庆地区留下了光辉足迹。

1932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19334月,川东游击军编为3个支队,配合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到10月,川东游击军发展到近万人,成为发展和巩固川陕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红四方面军总部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随着3次进攻战役的结束,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空前发展,新建了包括城口在内的24个县(市)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党的县(市)委,开创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革命斗争的鼎盛局面。

19346月初,红33军在红四、九军各一部的配合下,从万源出发,向城口挺进,解放全境,使城口与川陕苏区连成一片。92,中共城口县委得以健全;15日,城口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健全了城口县苏维埃政府。随后,县委组建工作组,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6个区苏维埃、23个乡苏维埃、80多个村苏维埃,形成了完整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体系。城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红色区域的扩大,使川陕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拓展。

193410月,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1935122,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迅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1月底,红四方面军组织部队有秩序地向西转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2月下旬,红军撤离城口苏区,县苏维埃政府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军西渡嘉陵江;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顺利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开始长征。

193312月,根据湘鄂西中央分局湖北咸丰大村会议精神,红三军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发展。22日,红三军从湖北咸丰县境大村出发,突破黔江驻军防线,胜利攻占黔江县城。红三军攻占黔江县城后,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开展打土豪斗争。由于川军反攻黔江,红三军被迫于1229撤离黔江,进入鄂西(咸丰、利川)边境活动。193419,红三军进入石柱,深入各地宣传红军宗旨、任务和土地革命政策,改造争取丰都金铃坝“神兵”队伍,于4月成立鄂川边游击队;5月,又将鄂川边游击队与利川的游击队合编为鄂川边游击总队;6月,总队在竹子营战斗中伤亡严重,遂编入鄂川边独立团。

1934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决定向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发展,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把鄂川边创建成为游击中心区域。会议还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这一区域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机关。4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再次召开会议,明确了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组建鄂川边独立团等任务,落实了政治斗争纲领和组织路线;会后,红三军重返川东南,深入黔江、酉阳贯彻和宣传会议精神。

19345月,红三军占领彭水县城,随后西渡乌江,进入黔东地区。6月,红三军全军进入酉阳南腰界,收编印江沙子坡“神兵”队伍,组建为黔东纵队。接着,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红军中重建曾被解散的党、团组织,恢复被撤销的政治机关,创建黔东根据地;会后,红三军在南腰界建立军委会机关,组建10多支共1000多人的游击队,分别到酉阳、秀山和贵州的松桃、沿河、德江、印江等地发动群众开辟根据地。721,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及黔东特区革命政府建立。黔东特区纵横100多里、人口10余万,建立了17个区革命委员会、1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黔东特区建立后,川黔边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湘鄂西武装割据的局面发展到湘鄂川黔边武装割据的新时期,为以后红二、六军团会师创造了条件。这期间,红三军得到了休息和整顿,补充了兵源,战斗力有所提高。地方部队也有很大发展,7月,红三军把酉阳、秀山、松桃的游击队合并组成川黔边独立团,9月又将川黔边独立团与沿河、印江、德江独立团以及黔东纵队组成红军黔东独立师。

1934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南腰界召开会议,决定以最大的努力去发展川东的游击战争,与鄂川边游击战争连成一片,从而推动鄂川边苏区和川东苏区的建立,并决定派一批干部去恢复发展湘鄂边的工作。9月上旬再次召开会议,对红三军党的建设、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培养与补充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方针,对巩固黔东特区,开拓川黔边革命根据地,扩大湘鄂川黔边苏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48月,红六军团9700多人撤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经过两个多月的远征苦战,进入黔东地区,在贵州甘溪遭敌袭击,最后只剩下3000多人,已无力担负为中央红军探路和创建新苏区的任务,被迫分两路向红三军活动的湘鄂川黔边区靠拢,以便两军会师。10月初,红六军团先遣队深入沿河地区寻找红三军;红三军也先后派出几支部队分赴秀山、沿河、印江等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探寻和接应红六军团。1024,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主力在贵州木黄胜利会师,为避免与向木黄进袭的敌军遭遇,部队于当天下午兵分两路向南腰界进发。

1026下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8000多名指战员先后到达南腰界。傍晚,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酉阳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任弼时和贺龙在会上先后讲话,宣读了中共中央发来的贺电。随即部队进行整编,统一调配干部,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弼时分任军团长和政委;红六军团由萧克、王震分任军团长和政委,红六军团政治部及保卫局编入红二军团;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由红二军团代行指挥职能,立即开展湘西北攻势,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发展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刘湘惶恐不安,即令军阀部队进行截堵。1028,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30日进入酉阳县城,并于113由酉阳出川,向湘西北挺进。此后,红军先后控制了桑植、大庸、桃源、慈利等县的大部地区。为进一步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等领导机构于29日在大庸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

遵义会议召开后,红二、六军团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四省边界广阔的回旋余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20多万敌军大规模的“围剿”,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193511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经贵州、云南,于19367月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奉中央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

19351月初,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为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110,红军第一军团攻占贵州桐梓县城后,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派先头部队继续向新站、松坎、綦江方向推进。军团部派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刘瑞龙和政委邓华的率领下,打散国民党松坎盐防军,于115进驻綦江县羊角乡,扼守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川军和贵州盐防军的行动。

1935121,红军第一军团8000余人在周恩来、董必武、左权、朱瑞等领导下,从松坎出发,中午经过箭头垭,下午到达石壕镇。红二军团也于同日到达石壕。红军在石壕驻扎两天后,经黎园坝向赤水进军。在綦江,红军积极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揭露军阀和地主的罪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于19356月,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8月,红军顺利通过草地,并于10月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结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

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3年时间里,重庆地方党组织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发动武装斗争,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川东游击军、黔东独立师等相继汇入主力红军,参加长征;城口、酉阳南腰界等渝东北、渝东南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巩固和扩大了川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与重庆地方党组织相互呼应的革命斗争,传播了革命真理,留下了革命火种,唤起了人民觉醒,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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