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是党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工作重心。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和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使这一探索充满了艰辛，党甚至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重庆地区党组织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历史，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1927年8月，四川临时省委建立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在恢复组织的同时，把发动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放在了突出位置。1928年3月，省委制定《四川暴动行动大纲》，对暴动的形式、时机、区域、旗帜、组织等作出详细规定。根据这一规定，重庆各地党组织在这一时期主要组织发动了8次农民暴动和兵变，即1928年春的武隆桐梓山的游击队斗争，夏初的涪陵天宝寺农民暴动；6月的潼南兵变、万县兵变和涪陵罗云坝农民暴动；7月的武隆火炉铺农民暴动；9月的涪陵金银乡农民暴动、丰都农民暴动。

这些武装斗争，有的还未准备就绪，即因事机不密而遭敌人抢先镇压。如1928年6月13日，万县党组织策动杨森部手枪连举行兵变，尚未发动就被叛徒告密遭到镇压；有的武装起义已取得初步胜利，但随即因遭到强敌的进攻和镇压而失败。如1928年5月24日涪陵党团组织领导三合场农军暴动，6月17日涪陵党团组织领导罗云坝农民暴动，9月26日丰都临时县委领导崇德乡农民暴动；有的起义领导人利用合法条件开展武装起义，但最后还是被敌人镇压而失败。如1928年9月14日，共青团员郑益阳利用涪陵金银乡联队队长的合法地位，发动农民举行暴动后，遭敌人镇压失败。1928年春，在党组织影响下，陈子光、陈子清利用桐梓区团队队长及队附的合法地位，成立武隆桐梓山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地方民团收买“二陈”部下，将“二陈”杀害，部队被迫解散；有的武装起义已取得初步胜利，但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放弃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如1928年6月6日，党组织领导潼南双江镇李家钰第五混成旅武装起义，起义后部队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独立第一、二旅，李家钰和刘湘率部对起义部队进行围追堵截，党组织遂决定率起义部队接受刘湘的改编，放弃了对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权；有的武装起义已取得初步胜利，但胜利果实却被敌人篡夺。如1928年7月4日，在涪陵党组织的领导下，李仙舟、邵平阶率领武隆火炉铺农民举行的暴动。

这些武装斗争由于对形势估计出现偏差、暴动的指导思想脱离实际，特别是敌强我弱，因而均告失败。但是，党通过发动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29年2月，临时省委贯彻“六大”会议精神，制定《关于农村斗争战术的指示》，对于农运、农民武装起义等工作作出新的部署。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先后发动了7次武装斗争，即1929年3月潼南赤卫队的斗争，1929年春忠县平民革命军的建立，5月万源固军坝起义，7月涪陵抗捐军的斗争；1930年3月彭水武装起义，4月涪陵罗云坝起义，7月梁达虎南（梁山县虎城场，达县南岳场。梁山，今梁平，达县，今四川达州）农民暴动。

在中央“六大”精神的正确指导下，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无论在组织领导、计划策略，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都比以前有所发展和提高。特别是1929年8月，共产党员秦伯卿在忠县石宝寨发动六七百农民进行武装起义，正式打出“平民革命军”的旗帜。10月，平民革命军遭敌军围攻，虽受到损失，仍坚持分散斗争。1930年8月，秦率部参加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同月，第三路游击队失败，秦仍率余部在石柱西界沱继续坚持斗争。10月，秦正式打出“共产军”的旗帜。12月，“共产军”向湘鄂西进军，准备同红二军团（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时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汇合。12月底，部队到达湖北五里坪，加入红二军团，编为第二路军。这是重庆和川东地区武装起义部队同主力红军汇合的第一支部队。

虽然多数武装斗争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有3次武装起义打出了四川红军的旗帜，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一是1929年5月12日，李家俊、唐伯壮领导1000余农民自卫军在万源固军坝宣布起义，成立城（口）万（源）红军，先后粉碎军阀刘存厚的两次围剿。到年底，游击队建立了城口、万源、宣汉三县边境5个区20多个场镇，约200平方公里土地、60000余人口的根据地，并开展了土地革命。1930年1月下旬，四川省委正式命名起义军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此后，由于刘存厚调重兵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据地不断缩小，斗争一直坚持到1930年6月；二是1930年4月7日，四川省委派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发动涪陵罗云坝农民起义，与赵启民起义士兵联合组成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随后，红军游击队与各地农民赤卫队集聚丰都栗子寨，建立游击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后因强敌围攻，游击队被迫撤出根据地，转战于石柱地区，在鱼池坎遭敌围攻失败；三是1930年7月29日，在党组织指导下，梁达虎南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在忠县黄钦坝组成四川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游击队在“左”倾错误影响下受命东进，在石柱县西罗坪遭敌围攻失败。

还有几次武装起义，虽然也失败了，但通过这些斗争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锻炼了干部和群众，给反动势力予以沉重的打击。如1929年3月，经四川省委批准，潼南赤卫队正式成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游击斗争3年多，后因领导人被敌诱捕，赤卫队遭敌围攻失败；1929年7月，在涪陵中心县委领导下，涪陵成立抗捐军，开展武装抗捐斗争，涪陵驻军郭汝栋部两个连也起义加入，后遭敌围攻失败；1930年3月，彭水县委决定在彭水驻军向时俊师举行武装起义，因叛徒告密，彭水武装起义尚未发动即遭到失败。

1930年7月，中央派余乃文到四川任省军委书记，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及举行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会师武汉”的计划。7月25日~28日，省军委在江津召开全川军支联席会，决定将全省划为5个军区，3个月之内发动组织17路红军，会师重庆，然后进军武汉。8月2日，四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决定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以便领导各地的武装斗争。

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重庆地区在半年内先后发生合川兵变、江津兵变、铜梁农暴。1930年8月，合（川）武（胜）行委计划在合川驻军邓锡侯部第三师发动兵变，准备成功后成立四川红军第四路（合川）游击队，但前后3次兵变均遭到失败。1930年，四川省行委决定在江津驻军刘文辉部暂编第一师第二混成旅发动兵变，拟建立四川红军第七路游击队，于9月3日发动兵变，后在强敌镇压下失败。1930年10月2日，在铜梁党组织领导下，铜梁土桥农民打出四川红军第七路军川东游击队的旗帜，举行武装暴动，后因敌军围剿而失败。这3次武装起义，其共同特点是仓促起事，瞬即失败，损失严重。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2月，贺龙率红三军入川，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活动，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和支援苏区，重庆和川东地区的武装斗争又蓬勃兴起。这一阶段党在重庆和川东地区发动了6次武装斗争，即1931年5月的川东游击军武装斗争，1933年秋的黔江红军游击大队武装斗争，1934年2月的涪陵土地坡农民暴动、6月的酉阳红军游击队武装斗争及万县第二次兵变，1935年1月的云阳武装暴动。

这一时期，由于有两大苏区为依托，得到了红军的支援，各级党组织在总结前一阶段武装斗争经验教训基础上，实行了正确的领导和策略，因而使一部分武装起义取得成功，并与主力红军汇合，参加了巩固和扩大苏区的斗争。其中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是川东游击军。川东固军坝农民起义和虎南农民起义受挫后，1931年5月，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随后，川东游击军建立起以宣汉、开县、开江、达县边境为主体的游击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斗争。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东游击军将主要力量转入接近主力红军前沿地区，配合红军作战，同时，川东地区党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1933年10月宣（汉）达（县）战役胜利后，川东游击军发展到10000多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即改编为红军第33军，军长王维舟。

在红三军的支持下，黔江红军游击大队和酉阳红军游击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虽然最终都遭受挫折，给革命带来损失，但却达到了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兵力、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的作用，为巩固和扩大苏区产生了积极影响。1933年底，贺龙率红三军攻占黔江，不久大部队撤离，第二特科大队活动于湘鄂川边开展游击斗争。1934年4月，第二特科大队改称黔江红军游击大队。6月，贺龙率红三军进入酉阳，很快帮助酉阳农民建立起4个游击大队，配合红军先后参加了20多次战斗。此后，4个游击大队均编入川黔边独立团。红二、六军团会师后，黔江和酉阳红军游击队一部编入黔东独立师，一部编入红二军团。黔东独立师胜利完成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但在战斗中损失很大，仅数十人与红二、六军团主力会合。

这一时期，为支援主力红军，巩固和扩大苏区，四川省委曾多次指示，要求“坚决的从农民的一切斗争中去发动游击战争与布置地方暴动”，认为“哪管是很小的一个暴动，对红军都有很大的帮助”。1934年，中央特派员先后数次来川，强制推行“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后，使部分本来不具备武装起义条件的地区，也不得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布置，仓促起义，遭致失败，给各级党团组织和城乡革命力量带来重大损失。如1934年2月28日，为减轻川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上海党组织派田鹤鸣在涪陵土地坡举行的农民暴动；1934年上半年，为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打开通道，四川省委指示万县党组织举行的第二次兵变；1935年1月19日，为配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云阳党组织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等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重庆地方党组织领导下，重庆各地共组织发动了30多次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这些武装斗争由于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又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以及干部和群众缺乏斗争经验，多数都失败了。然而，这些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反动统治，表现了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打出四川红军的旗帜，建立了革命武装和游击根据地，在重庆各地传播了革命思想，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支援了主力红军作战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