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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重庆的形成

2017-06-02 13:56:50来源:重庆党史网

 

四川的国民党组织虽然建立较早,但自1924年国民党四川执行部负责人熊克武等离川后,再也没有重新建立起全省性的国民党组织,很多党员失去了关系,组织处于分崩离析状态。19253月,孙中山在北平逝世,部分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非法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形成了“西山会议派”。1925年,参与发起西山会议的石青阳乘机盗用四川执行部的头衔,以熊克武和他自己的名义,拉拢腐败官僚政客,排挤杨闇公、廖划平等,擅自指定黄复生、张赤父等9人为筹备员,于7月在重庆成立了右派控制下的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右派势力趁机活跃起来。

为了回击右派势力的扩张,杨闇公、廖划平等为代表的左派力量便在进步学生、工人中发展左派国民党员。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来后,他们组织重庆广大群众开展数十天的悼念活动,宣传孙中山以俄为师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实现国共合作政治局面成为重庆地区人民的共同追求。

当时,四川大革命运动的形势严重滞后于全国。为了尽快实现四川的国共合作,杨闇公报告团中央,请求转告中共中央速派吴玉章回川筹备改组国民党。经中国共产党推荐,国民党中央决定委派熟悉四川情况的吴玉章以国民党四川党务筹备员的身份到重庆,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

1925815,吴玉章抵达重庆。19日,吴玉章主持召开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会议并进行改组,指出石青阳冒用并未成立的“四川执行部”的名义委派党务筹备员9人,违反了国民党中央一届三次全会规定。会议虽未对临时执行委员会各部负责人进行调整,但吴玉章却当选为执行委员和组织部长,从而执掌了执行委员会组织大权。会后,右派党人继续在组织上蓄意扼制,使许多优秀青年均未能加入国民党区分部。吴玉章依靠中共党团员,决定以组织部的名义特许各学校成立特别区分部;同时,由组织部选派得力干部在省内各县筹建党部,从组织上抵制右派围攻局面。

19259月,为了大量培养干部以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筹办了以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命名的革命干部学校,吸收省内各地学运中的进步青年和团员入学,聘请留学归来和外地学成回川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作教师。经过培训的革命骨干,被派往四川各地进行革命活动,使国民党左派力量在川内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到192510月底,全川共建成国民党左派区分部441个,党员达8000余人,在此基础上选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四川代表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等7人,其中左派占了绝大多数。

同年底,吴玉章等离渝出席国民党二大前夕,召开了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议,安排了工作,主持制订了省、县代表大会组织大纲和选举法,限各地在11个月内成立党部,选出参加全省大会的代表。会议还对限制国民党右派的活动等作出了决议。

吴玉章等执行委员离渝后,在渝的国民党右派顿时活跃起来。他们强行召集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作出临时省党部迁往成都、在121日前结束在渝工作的非法决定和要求。国民党上海右派中央也遥相呼应,发出训令,欲解除吴玉章、邓懋修的执行委员职务,另委陈静修、黄斗寅等4人为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陈、黄抵渝后,即纠集已被解散的右派执行委员,打着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旗号,在总土地另设省党部,与原省党部公开对峙。

四川国民党右派的捣乱和对抗,引起国民党中央的关注。经吴玉章提议,19261月,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作出关于彻底解散四川原有临时执行委员会,另委共产党员杨闇公、陈宣三、张克勤和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邓劼刚、李筱亭以及邓懋修、郭云楼、唐德安等8人组成新的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以杨闇公、李筱亭、邓劼刚3人为常委的决定。

杨闇公等参加国民党“二大”返回重庆后,一方面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建立起四川党组织的领导机关——重庆地委;另一方面,筹建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在重庆地委杨闇公、周贡植等负责人的全力支持下,经过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使新建立的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基本上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19263月初,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迁往重庆城区莲花池新址办公,这就是大革命时期闻名全川的莲花池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

随后,左派临时省党部积极健全组织,充实干部,先后设立了秘书处和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商民部等机构。重庆地委陆续派出冉钧、刘成辉、郑鼎勋、韦凤阶、曾俊杰、程秉渊(即程子健)、游动斯等一批共产党员兼任各部干事,使左派临时省党部的地位牢固地树立起来。

左派临时省党部建立后,即显示出对四川大革命运动的推动作用。在重庆地委的领导下,四川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迫使驻在重庆统治四川的刘湘解散了右派临时省党部;组织开展了反对以否定国共合作和孙中山三大政策、攻击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为宗旨的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使革命理论在全川范围内又一次得到广泛传播,促进了国共合作新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重庆地委通过左派临时省党部派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赴全省各地指导党务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极大地促进了四川各地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11月,全川已有108个区党部、882个区分部,左派国民党员发展到2万多人。

19261125~12月4,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举行,正式成立国民党四川省执行委员会。杨闇公作《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刘伯承作《军事报告》,李筱亭、邓劼刚合作《党务报告》,程志筠作《妇女运动报告》,成都、涪陵、宜宾等17个县、市党部和一个特别区党部到会作了《党务报告》。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四川国共合作的主要情况,提出以坚持新三民主义,发展左派力量,反对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进一步发动民众支援北伐战争,深入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的工作方针。会议选举杨闇公、李筱亭、朱德、刘伯承、邓劼刚等9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刘愿庵、廖划平、陈宣三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李嘉仲等5人为监察委员,熊晓岩等3人为候补监察委员。在以上22人中,有10名是共产党员,其余为国民党左派。

这样的组织成分与蒋介石在1926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中作出的在国民党中央和省级等高级党部中,共产党员不超过1/3的规定是背道而驰的。大会以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川中军阀多已被迫先后易帜,国民党左派党部在一部分军阀部队中和省内很多地方建立起来,过去被右派势力所迷惑的群众,也大都转而支持左派,同情革命,使左派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重庆地委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为公开机构,以省党部工作人员为公开身份,运用各种公开的、秘密的方式,发动和组织反帝反封建斗争。这表明,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大革命运动中,形成了以重庆地委为核心的广泛的革命联合阵线,左派省党部已成为领导全川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公开的旗帜。

国共合作在四川和重庆的实现,是吴玉章、杨闇公等共产党人和邓劼刚、李筱亭等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势力多次较量的结果,也是中共党团组织在四川各地形成中坚力量支持的结果。通过国共合作,重庆地委牢牢地掌握了四川革命的领导权。正是有了这样的组织保证,才使国共两党在四川领导的革命运动胜利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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