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有了改造中国社会现状的科学理论和思想武装。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在上海成立，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随后，在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指导下，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建立起来。

先建立共产党组织，再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团组织，这是共产主义组织在全国建立的普遍规律。但是，四川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则不同，是先建立团组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团组织代党工作，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再建立党组织。这一历史过程，是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建立的鲜明特点。

1922年4月，在上海入团的四川留日学生唐伯焜受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托，来到重庆筹建青年团组织。他联络重庆各界进步青年周钦岳、董宝琪、李光斗、李守伯等10余人，于l0月9日正式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团地委”），选举周钦岳为首任书记，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章程》，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宣言》。《宣言》明确指出：“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我们采取唯一的手段——经济革命”，“我们达到唯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最终目的是用摧毁腐朽经济制度的革命手段，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团地委成立后，先后在巴县中学、巴县国民师范学校建立了以中等学校师生为骨干的两个基层支部，团员达到34人，为推动重庆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是，由于团的实际负责人唐伯焜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较差，团地委在工作中很快暴露出一些问题，导致团地委不仅没有摆脱“研究小团体”状况，而且活动乏力，组织涣散，缺乏群众性和战斗性，因而大大地制约了团地委作用的发挥。为了改变团地委的这种状况，1924年9月，团中央委任萧楚女作为驻川特派员，负责对团地委进行整顿；11月19日，重庆发生日本商船“德阳丸”残杀海关人员事件，激起重庆人民极大愤慨。萧楚女抓住时机，带领团地委积极投入反日斗争，以其积极稳健的作风赢得了团员青年的信任，改组了团地委，罗世文出任书记。

1925年1月，团地委再度改组，杨闇公出任组织部主任代行书记职务；9月，团地委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以杨闇公任书记的新领导成员。整顿和改组后的团地委，逐步改变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迅速成为直接活跃于革命运动中的主导力量，实现了建立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的目标。团地委着重加强对团员学习革命理论的指导，逐步将研究马克思主义活动引向正轨，通过成立劳工互助社等合法组织团结工人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断得到提高，并从中产生了刘远翔、曾俊杰两个优秀工人领袖。组织领导重庆地区的反帝斗争，通过劳工互助社成立五卅惨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五卅惨案，使反帝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创办机关刊物《爝光》周刊、《肃清》，以多种途径宣传革命理论，不断扩大团地委社会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重庆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重庆和川东地区的组织建设和活动并非孤立。1924年6月，在成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邹进贤回到綦江开展革命活动，发展青年入团，1925年1月，建立了綦江第一个青年团支部；8月，团地委负责人童庸生以在涪陵的四川省立第四中学任教为掩护，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吸收先进青年入团，9月，建立了涪陵第一个团支部。1925年初，团地委除在市内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巴县师范学校、巴县中学、《新蜀报》等设有支部外，在江北县、南川、巴县永兴场等也建立了支部。

在整顿后的团地委担负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用日益显现的同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洪流已向巴渝大地澎湃而来，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投身大革命斗争，成为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对于像重庆类似的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地区，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提出了明确要求：“为着扩大吾党的数量，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为此，团的“三大”《组织问题决议案》作出相应规定：在“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根据党团中央的两个决议案，团地委便承担了一项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任务：代党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的组织。1925年3月，团地委着手从团员中发展党员，杨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重庆地方团组织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了开创性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通过发动和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形成了四川和重庆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领导集体；在思想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科学社会主义为广大团员青年所接受，一批先进分子由此确定共产主义信念，走上革命道路；在组织上，通过团组织代党工作的特殊方式开拓了工作局面，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重庆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团地委“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的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展现了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创建的多样性和曲折性。

在四川和重庆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创建过程中，吴玉章、杨闇公等建立和领导的中国YC团也产生过重要影响。1922年初，吴玉章在北京会见从苏俄回国的共产党人王维舟时，已有会合同志组织新政党的酝酿，并成立了“赤心社”。同年8月，回川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吴玉章结识了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杨闇公，并介绍杨闇公与童庸生、廖划平以及在蓉疗伤的刘伯承等相互认识，为了推动四川革命运动，他们“迫切感到有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

1924年1月12日，吴玉章、杨闇公在成都秘密成立中国YC团，选举吴玉章、杨闇公、刘仲容、廖划平等6人为负责人，并通过《中国YC团章程》和《中国YC团纲领》，鲜明提出把“采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实行社会革命”作为行动纲领，将“颠覆有产者的利益”作为政治主张，创办中国YC团机关刊物《赤心评论》，并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做了大量工作。5月，因反动军阀加紧镇压革命运动，逮捕进步青年，杨闇公、吴玉章、童庸生等被迫离开成都来到重庆，继续开展活动。此后，中国YC团成员在政治上发生分化，杨闇公、吴玉章等大多数成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共产党，从而使全川马克思主义力量统一起来，为四川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共产党在中国的创立经历过一个群星并起、交相辉映的阶段。中国YC团的创建，使共产主义运动的星星之火在偏僻的西南燃起，是四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创建革命政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勇敢实践，它同成都、重庆等地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之间，成员上相互交叉，行动上密切配合，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也为中共地方组织在重庆的创建做了干部上的准备。尤其是吴玉章、杨闇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动，鲜明体现了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宽广胸怀和光明磊落的品质。中国YC团的分化和解散，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是万流归宗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