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近代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陷入苦难屈辱的深渊。随着列强势力的扩张，重庆成为其深入中国西南内陆的重要目标。从此，近代重庆社会在剧烈历史激荡中发生着深刻变化。

1858年，西方列强通过《中英天津条约》获得“入内地自由传教”权，英、法、美等国传教士相继进入重庆地区，以传播福音为幌子，麻痹民众，劫取民产，宗教的文化渗透成为西方列强侵略重庆的开路先锋。嗣后，经数年处心经营和武力威胁，英国通过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先后取得“驻寓”重庆和在重庆的开埠权。1891年，重庆建立海关，操纵中国海关大权的总税务司赫德派英国人霍伯森任重庆关税务司，将主要关税收入作为“赔款”掠走。1895年，日本凭借《中日马关条约》，得到“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的航运权和开埠权。1902年，英国通过《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强迫清政府增开万县为通商口岸，并划归重庆海关管辖。从此，列强的炮舰和商船驶进了闭塞的长江上游。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的重庆，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门户洞开，经济和政治权利日益丧失。

自19世纪末开始，作为当时四川工商业重镇的重庆，便成为英、日、法、美等西方列强以洋纱、洋布等商品输出开路，对四川及西南地区进行经济侵略的桥头堡。随着中国内河航运权的丧失，抢先进入川江的英国太古公司、怡和公司，美国大来公司，日本日清公司等，在较短时间几乎控制整个川江航运。列强相继在重庆开设洋行，建立工厂，掠夺矿山矿权，扶持买办势力，逐渐垄断猪鬃、桐油、药材、皮革等传统工业原料，并将大量棉纱、煤油、布匹、五金等商品运往重庆倾销。由此，给重庆地区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严重威胁到民族传统手工业的生存。与经济侵略同步，西方列强加紧政治渗透，1890年~1904年，英、日、法、美等国相继在重庆建立领事馆，组成领事团，与清政府重庆当局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剥削人民。1901年，日本强索重庆南岸王家沱为租界，俨然以“国中之国”行使所谓“治外法权”，严重侵犯了重庆人民的权利和民族尊严，重庆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性质更加凸显出来。

近代以来的重庆与全国一样，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政治干涉、文化渗透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的双重挤压下，本土民族传统手工业遭受严重破坏，原已脆弱的自然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陷入绝境，民族灾难不断加深。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使近代重庆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863年、1886年，重庆民间先后掀起两次大规模反洋教斗争，范围波及巴县、永川、彭水、酉阳、丰都、邻水、綦江、大足、铜梁、合川等地。尤其是1890年、1898年，以余栋臣为首领导的重庆大足两次反洋教斗争，鲜明提出“以剪国仇、以继圣教、以除民害、以洗沉冤”，“誓雪国耻”的口号，得到当地民众积极响应，最终演变为反帝武装起义。

重庆社会日益加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一方面破坏了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给民族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造成了某些条件，从客观上促进了人民的民族觉醒。1896年前后，受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掀起的维新运动影响，在京参加康梁维新组织“强学会”的川籍人士宋育仁来到重庆，在主持商务矿务，积极兴办实业之际，提出了“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的口号，为声张本土工商界权利和民族资本利益竭尽努力。1897年11月，宋氏联合一批维新知识分子，在重庆创办四川近代史上第一家具有改良倾向的白话文刊物《渝报》，极力宣传维新思想，使维新改良之风逐渐吹进了闭塞的重庆。之后，宋氏以此为阵地，先后发表《时务论》、《守御论》等政论文章，反对列强侵略，宣扬救亡图存，推崇资产阶级代议制，并提出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良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为民主革命的兴起做了初步舆论准备。以《渝报》为中心的维新宣传，启迪了邹容、梅际郇、杨沧白等一批先进青年投身时代洪流，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家和实践者。

邹容被誉为“革命军中马前卒”。1903年，他写成的《革命军》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和前途进行了系统阐述，以磅礴的气势、犀利的笔触，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创建“中华共和国”的理论构想和政治纲领，发出了“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20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的呐喊，使“举国上下无不震动”。《革命军》的出现，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并深刻地影响到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展。

1903年，在杨沧白、梅际郇二人倡导下，重庆进步知识分子与朱蕴章、童宪章等一批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秘密成立了重庆及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提出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标志，以启迪民智为作用”的口号，积极“倡言革命”，宣传民主思想，为推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重庆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发起成立同盟会后，在东京留学的川籍进步人士吴玉章和重庆公强会代表童宪章、陈崇功等率先加盟。是年底，他们遵照孙中山“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回到重庆，在改组重庆公强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以《广益丛报》为阵地进行反对清朝政府、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以学校为基地联络盟友，团结进步青年，并积极进行反对清朝政府武装起义的各种准备，使重庆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推动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虽已掠取了川江航运权，但因水道险峻“轮船运输不可能获利”，转而把夺取川汉铁路修筑权，作为其实现资本输出、加强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1904年，川汉铁路公司刚一成立，列强就急不可待地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强索川汉铁路修筑权。从此，重庆及各地人民围绕保护铁路修筑权，与列强和清政府展开了长期斗争。

1911年5月，清政府借“国有”之名，与英、美、法、德4国银行签订损害国家利益的借款协定，出卖川汉铁路修筑权，激起川、闽、湘、鄂等地人民强烈愤慨。6月初，吴玉章奉同盟会之命回国发动革命；之后，又回川领导保路斗争。6月17日，四川保路同志协会成立，明确提出“保路破约”口号，正式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重庆迅速响应，在同盟会重庆支部领导下，成立以同盟会员为中坚的重庆保路同志协会，组织数千群众集会，强烈谴责清政府的卖国行径，表明“拼死以争，誓死必争”决心。荣昌、永川、大足、铜梁、江津、长寿等地也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举行抗议集会，使重庆地区的保路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呈现出“以激扬民气，而行排满革命之实”的特点，并迅速向准备武装起义方面转化。11月22日，在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成功的鼓舞下，经杨沧白、张培爵等同盟会重庆领导人精心策动，和夏之时率领的起义军的紧密配合，革命党“兵不血刃，垂手而克复名城”，重庆蜀军政府宣告成立，清王朝在重庆的统治从此覆灭，近代重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蜀军政府成立后，以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发布《对内宣言》和《对外宣言》，号召国民“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护种为己任”；同时，在《对外宣言》中作出“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的承诺。这些对内对外政策，无不体现和反映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和软弱性。这就使得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进攻面前，辛亥革命只能以同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启发，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要救国图强必须探索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