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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西南局驻重庆

2017-06-02 13:27:41来源:重庆党史网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实行大区一级行政区划建制。为了解放西南和统筹经营西南,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分管党政军事宜,从而构建起西南大区的政治框架。西南大区所辖地域为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署区,重庆直辖市及西藏。西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南地区的代表机构。西南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关,它起初为一级地方行政机关,1952年改为中央派出机关,1953年正式更名为行政委员会。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筹建是在进军西南和城市接管基础上适应当时形势所需进行的。 

194910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是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完成。蒋介石精心选定大西南作为反攻基地,妄图依赖西南地区险关要隘构成的天然屏障、相对集中的军工生产基地和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反动巢穴与人民解放军作最后的顽抗。他亲临重庆,精心部署西南防御战略,集中了37个军90万人的部队,企图建都重庆,割据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数省。因此,解放大西南成为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役。为此,毛泽东为进军西南作了两项重要安排。军事上,他提出“大迂回、大包围”的总体策略:北路佯攻,东路突击,迅速切断敌人向云南乃至境外逃窜的路线后,围而歼之;用人上,经过反复斟酌,做出最后决定,让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继续与刘伯承搭档,挥师西征。在19491月和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的时间、任务和组织领导等问题做出部署。 

1949111日,第二野战军和第一、四野战军部分部队经过精心准备,正式发起西南战役。1130日,西南重镇重庆解放。由于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取重庆,蒋介石破坏重庆的计划未能得逞,重庆的工业设施得以基本完好地保存。重庆的解放,使蒋介石建都重庆的美梦化为泡影,并为西南的彻底解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领导西南的全面工作,早在二野进军西南前,中共中央即开始考虑西南地区解放后的组织机构与干部人员的配备问题。19497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81日,中共中央确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邓小平为副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分别统筹进军西南和管理建设西南的党政军各项工作。1123日,二野进军途经湖南常德时,中共中央宣布西南局正式成立。重庆解放后,12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领导机关进驻重庆市区,中共中央西南局也入驻重庆办公。西南局下设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财经委员会(后改为财经工作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农村工作部)、外事委员会、保密委员会、人民武装委员会、民族工作委员会、直属机关委员会等机构,代表中共中央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实行全面领导。

与此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机构筹建工作亦开始进行。1949122日,中央批准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628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委员及所属各部、会、局、署、院负责人。7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驻地重庆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正式宣告成立,下设办公厅、人事局、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贸易部、工业部、交通部、农林部、水利部、劳动部、合作事业局、文教部、卫生部、新闻出版局、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分署、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分行等部门。10月,刘伯承离开重庆,调北京主持筹建陆军大学,但仍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实际工作由副主席邓小平和贺龙负责。19527月,邓小平调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由贺龙主持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此外,1950222日,西南军区在重庆也正式宣告成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西南,虽然蒋介石的几十万部队被歼灭,但西南全境尚未完全解放,反革命的社会基础还未摧毁,封建势力基本上原封未动,敌人潜伏的应变组织尚待继续清理,人民政权的巩固仍然面临严重挑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欺凌压榨下,西南经济落后、社会混乱、民生凋敝。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

开展城市接管、征粮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镇反肃特、抗美援朝等,迅速建立起新的革命秩序。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西南各地纷纷在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局势趋于稳定的基础上建立起省一级人民政权。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属的云南、贵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东、重庆等八个省区市以及下属的各级政权建设,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决定,采取了“分区包干”的办法,即将一定建制的部队,固定在一定地区,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负责城市接管和农村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西南解放后,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土匪特务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他们与封建势力相勾结,以游击战方式对抗人民政权,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城乡经济交流和物资调拨。同时,人民政府接收了近90万的国民党军队、40万左右的旧政权员工,加上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财政供养的人数高达200余万人。如果不解决好这200余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局面势必大乱。因此,征粮问题成为解放初期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中心任务。正当征粮工作开始进行,国民党残余势力所掀起的土匪暴乱蜂起,于是剿匪又提上议事日程。西南地区的剿匪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2月至8月,集中兵力,进剿腹心地区和交通要道股匪。经过7个月作战,共歼匪48万人。第二阶段,19509月至19516月,会剿各省边沿地区股匪、清剿腹心地区残匪。通过9个月会剿省界地区股匪和残匪,共歼匪55万人,全部收复了土匪控制地区,保证了各省以土改为中心的反封建斗争的全面展开。第三阶段,19517月至195312月,进剿黑水地区和中越、中缅边境股匪,追捕匪首、净化西南全区。在此阶段6个月作战中,共歼匪3.3万人。 

在城市救济失业工人和贫民,收容散兵游勇和妓女乞丐,禁毒禁赌,净化了社会环境。解放前,整个西南地区吸毒者达600万人以上,川东地区约有14万人,重庆市约有2万人。烟毒的泛滥,给刚解放的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禁烟禁毒斗争从19509月到1952年底,历时两年多,不仅在物质上禁绝了烟毒,而且在思想上铲除了旧社会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烟毒”。收容妓女乞丐、禁毒禁赌斗争的胜利,彻底转变了社会风气,更新了伦理观念,挽救了千千万万个受害者个人及其家庭。 

在农村分期分批开展土地改革,挖掉了封建剥削的总根子。根据中央的要求,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首先于1950年冬季在少数地区开始试点,然后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从19511月至5月初,主要是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完成较好的地区开展。在土改过程中组织了民主党派、民主人士2500人参加土改,支援了农村的反封建斗争,并为当年的春耕生产打下了基础。第二期从19515月至10月,主要包括54个整县又71个县的一部分乡及5个城市的市郊区共计2900个乡的广大地区,参加土改人口近2400万,约占西南区人口的27%。第三期从195111月至19522月,共计完成3700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约占西南地区总人口数的42.6%。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废除,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连根拔掉,西南农村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经济上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发展交通运输,恢复了城乡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进城之初,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以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收兑人民手中的银元券,平息了“金融风波”之后,又面临着一场物价猛涨、市场不稳的风险。以重庆为例,1950年春节前后一个月内,市场主要商品市场价格较1月份上涨1.08倍。邓小平多次召集财经会议研究分析,认为问题主要出在西南的收支不平衡和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面对乱局,邓小平指挥若定,与不法商人斗智斗勇。他依靠中央政府从上海组织了大批生纱,从川东地区调集了大批粮食供应市民,稳住了市场,扭转了物价猛涨的势头。195045月间,随着物价趋于稳定,通货膨胀被遏制,过去社会上的虚假购买力迅速消失,西南出现了市场萧条、生产经营困难、私营工商业关厂歇店,新的失业现象增加等情况。6月,西南工商业调整全面展开。西南局通过召开工商厅局长会议和山货、煤炭、木材等行业的私商座谈会,根据照顾生产、消费、运销三方面利益的原则,订立了零售与批发、产地与销地之间的合理价差,使经过改善经营的厂商均可维持并有适当利润。政府各部门在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宣传政策的基础上,通过订货、收购、加工、贷款给私营工商业以帮助,使重要的工厂、手工业和不少农村土产都得到扶助,产销情况开始好转。此外,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1950615日开工建设的成渝铁路,成为拉动四川甚至西南经济恢复发展的巨大动力。这些得力措施的施行,使西南地区经济形势逐步稳定。 

在工矿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和增产节约运动,实现了企业管理民主化。195112月,西南局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决定,四川各地于1952年即以建筑、搬运和水上运输业为重点,在城市厂矿企业中领导职工群众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斗争锋芒首先指向企业中的封建把头、恶霸分子和暗藏的土匪头子、特务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少数罪行严重又拒不坦白的人受到法办。继后,又废除了对工人实行人身压迫和封建剥削的规章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改革,掀起增产节约运动。 

在教育界、文化界开展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促进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提高了爱国主义觉悟。在西南局的领导下,西南各地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进行改造。教育工作方面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严格保护,暂维现状,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逐步改革”的方针,各大中城市军管会在进城后,都相继颁布了《关于保护学校的通告》,通知各学校立即复课和废止反动教材。在人事方面,清除反革命分子及特务分子,组织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在课程与制度上,废除公民、伦理、六法全书和军训、童训等课程及反动的训导制度,代之以新的政治课及临时的生活辅导制,新民主主义教导合一的教育制度初步建立。文艺界则按照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提高旧艺人的政治思想觉悟,用新的观点改革旧戏,创造新的成果,在西南地区很有影响的川剧如枯木逢春,很快呈现出“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局面。 

协助中央和平解放西藏,巩固了西南边陲,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西南各民族的团结。解放西藏,是实现祖国大陆完全统一的历史使命,中央经多方考虑,最终于19501月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贺龙担任司令员的西南军区,授命他们完成进军和经营西藏的重任。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他说,解决西藏问题,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提出进军西藏的基本方针是“政治高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在昌都战役之前,邓小平亲自起草并经中央批准解决西藏问题的“十项政策”,为在胜利结束昌都战役之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我们党所从事的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后,经营西藏的特殊模式,为处理类似的民族关系和其他社会问题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西南局还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将其视为开创西南稳定发展新局面的关键,大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努力消除民族隔阂,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维护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在党内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西南解放后,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出现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倾向,享乐主义和腐败行为也随之滋生。主要表现为有的部门为完成任务,在工作中存在强迫命令、形式主义,缺乏民主作风,不讲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干部甚至闹婚姻和等级待遇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西南局按照中央要求,于1950年布置了西南地区的整风运动,并于1951年至1954年开展了以整顿党的基层组织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经过整党整风,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高了党的威信,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为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作了必要的准备。此外,在干部的使用上,西南局强调党的干部必须懂得经济,会管理,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大量培养年轻干部。各省、市、区借鉴老解放区“干部来自群众,领导来自基层”的经验,采取了四条措施,一是向由刘伯承兼任校长的西南革命大学输送学员,同时,各省市也开办了行政干部学校,面向社会,公开招干,学习后分配工作;二是面向城乡基层单位从参加接管和工厂、码头民主改革以及农村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三是举办各种训练班,从大学、中学青年学生中吸收大量的干部;四是对留用人员实行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量才录用。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特别是50年代初培养的一批年轻干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46月,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需要,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并适当加强各省市党委的领导,中共中央作出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决定。西南行政委员会于同年111日起停止办公。西南局于12月宣布撤销。解放初期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值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西南局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西南地区实际的方针政策,全面领导了西南地区的各项重大运动,在西南全境的解放、社会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加强执政党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西南地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一道为解放西南、开发西南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坐镇重庆、主政西南近三年的岁月里,邓小平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才能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他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分化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他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迅速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状态,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他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与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他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开展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以及党内出现的享乐腐朽思想。邓小平主政西南的理论与实践,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积累党的执政经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做了卓有成效的积极探索,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他所积累和创造的一系列新鲜经验,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为他后来到中央领导岗位工作打下了实践基础。 

解放初期,作为西南大区所在地和中央直辖市的重庆,是西南党政军首脑机构的驻地,是西南地区各项工作的领导中心和政策发源地,重庆自解放开始就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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