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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粮剿匪

2017-06-02 13:37:06来源:重庆党史网

 

解放初期的土匪暴乱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质,是被击溃但未被彻底消灭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拼死反抗。早在解放前夕,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开办了5期“游击干部研究班”,培养各地游击骨干3000多人。国民党特务机关保密局西南特区将合川的华蓥山、永川的东西山列入“游击区”,并在涪陵、万县等地布置了潜伏特务。19491119日,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还召开了江津、巴县、綦江、南川紧急应变会议,要求各地把地方武装和民众组织起来,协同作战,并任命石孝先、廖海涛、谭济舟等为巴县、江津、南川等地反共保民师的师长、副师长。这些反革命分子和组成的反革命武装成为川东地区土匪暴乱的一支重要力量。如反共保民师第二师副师长谭济舟在綦江县组织了“川黔边区游击司令部”等11股土匪,有匪众1600余人。国民党川陕甘绥靖公署第一别动总队少将总队长段西铭,受胡宗南之命潜回原籍大足,串联永川、荣昌、隆昌、内江、安岳、潼南、铜梁、合川、璧山等县匪特,于19501月成立“川东北游击总司令部”,下设9个纵队、10个直属支队、3个直属大队,有匪众2万余人。另一部分反动势力,是旧政权中甘心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殉葬的死硬分子。如原国民党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庹贡廷,在194912月下旬,同其党羽第八行政区参谋主任陈铨,纠集惯匪头子瞿波平、杨树臣和湖南陈渠珍匪部及国民党新编34师旅长周燮清,秀山县参议员、联防主任杨卓之等人组织“川黔湘鄂民众自卫军”等反革命武装,号称有8个纵队,大小匪首146名,匪特9800多名,攻打四川边界地区县区政府,杀害干部群众。

194911月,人民解放军40万大军向湘西、鄂西边境守敌发起猛攻,仅仅40天之内横扫1500公里,迅速解放了川东地区,建立了县区两级人民政权,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由于我大军挺进过快,并且主要寻歼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加上接管时期干部缺乏,对留用的国民党旧政权人员、旧乡保甲长、旧乡保武装未来得及加以改造。因此,这些封建反动势力基本未受到触动,一有风吹草动,便组织反革命武装与人民为敌。

大量的土匪盘踞在农村、山区,而为了保证我军部队、机关工作人员和城区居民粮食供应,平抑市场物价,必须从农村征收粮食,一场征粮剿匪的斗争势在必行。

重庆市辖区主要是城市,仅有一部分近郊区。川东地区的农村主要由川东行政公署管辖,所以川东地区征粮和剿匪的重点均在川东行署。

195018日,川东行署颁发《川东区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规定“本区1949年度农业负担改为统一征收公粮(包括各级军费政费及地方建设费在内)。并确定一次缴足,严禁乡镇保甲擅自附加或摊派粮款”,“在各区田粮制度未彻底整理前,为实行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合理负担原则,按年度征收公粮仍按旧赋元普遍征收,及大户加征两种办法进行”。根据规定,对地主等大户,除依率普征外,另外实行大户加征,最高可征到农业总产量的60%,特殊情形可征到80%。在征粮的同时,由解放军和地方干部组织的工作队下到各乡,开始对旧武装进行改造,收缴地主手中的枪支,组建人民自卫队,用于保护公粮。

对大户加征公粮,收缴地主的枪支,组织人民自卫队等措施,激起了地主阶级的不满。加上征粮工作中有的地方工作过粗,激化了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这样,一些恶霸地主煽动和欺骗农民群众,勾结国民党旧职人员、残余武装,或者串通土匪,裹胁落后群众,提出“抗粮反共”的口号,举行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公开对抗破坏征粮工作。

川东地区乃至全四川,匪乱最早是在璧山县,开始于19501月下旬。当时川东上千人以上的股匪,主要集中在璧山和涪陵地区。匪患肆虐时,涪陵地区有庹贡廷、陈铨、周燮清、谢建安、杨德滋、谭席珍等部。璧山地区有谭济舟、罗德清、张华清、白升荣、李隆光、黄荣卿、张伯龄、段西铭、郑茨耕等部。其中段西铭匪部是川东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总部设于铜梁县巴岳山黄砂槽一带,所辖20多个纵队及直属支队、大队,并伙同旧政府乡保人员,每乡组织一个大队,每保组织一个中队,纠集2万多人,匪患遍布大足、永川、铜梁、潼南等13个县。其他几十人、几百人的股匪不计其数。

19503月,整个川东地区土匪已近15万人,提出“抗粮保命、开仓济贫、保国救民”,“共匪闹蜀川,贫富难保全,欲求扑灭尽,唯有办民团”,“一升米,一把柴,蒋委员长要回来”等口号迷惑群众。匪患最严重时,川东地区除长寿、城口、江北三县外,均发生土匪叛乱。綦江县有28个乡镇被土匪占领,从綦江通往重庆和贵州的公路被切断。江津县50%的乡政府驻地沦入匪手,全县21个区有9个区遭受土匪袭扰。荣昌除县城、仁义镇和成渝公路沿线场镇外,其余乡镇都被土匪占据。大足县的6个区32个乡被土匪控制或袭扰。酉阳、涪陵两地区的多数乡镇亦发生了匪患。仅酉阳地区的秀山、酉阳两县共85个乡镇就有70个发生地主武装暴动。秀山县城曾一度被土匪攻占,黔江地区匪部攻打黔江县城88夜。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淫,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仅大足一县,段西铭匪众就烧毁民居543间,抢劫百姓4928家,抢劫谷物336万余斤,抢劫猪、牛6101头,杀害战士干部和群众269名。有的被土匪占领的地区还建立反动政权,实施反动统治。如“中国民众救国军东西山游击军区”司令白升荣等股匪,517日在永川吉安乡成立“永川县政府”,任命原国民党永川县参议员陈鹤鸣为“县长”,并举行了“就职典礼”。由于严重的匪患,征粮工作已完全陷入停顿。主要公路和长江、嘉陵江、乌江等水上交通被迫中断,城市粮食供应紧张,本已稳定的物价又趋高涨,社会秩序和政权建设都受到影响。

 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于1950年初联合签署命令,颁布剿灭西南地区猖狂作乱的土匪的命令,要求“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惜任何艰苦疲劳,以不根绝匪类决不休兵之决心,坚决进行追剿”。19503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联合发出《关于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地坚决贯彻军事进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团结社会各种力量,广泛开展剿匪统一战线,在党委领导下,统一剿匪工作。按照这一方针,万县、涪陵、酉阳、璧山等专区在中共川东区委、川东行署领导下,分别成立了军分区,建立了各级人民剿匪委员会。从19503月开始,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拉开了序幕。

川东地区的剿匪斗争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9503月至6月,为集中围剿阶段。主要采取先剿股匪后剿散匪,先剿腹心地区后剿边沿地区,由点及面的方法进行,战术上最大的特点是围歼。在详细摸清大小股匪活动地点、人数、装备等情况后,集中优势兵力,逐点围剿。这一阶段共打了大大小小数百次围歼战,共歼匪8万余人。其中各地剿匪委员会还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匪众,除正面宣传党的政策外,还召集民主人士、乡保甲长、土匪家属开会,从各种渠道劝降、招降,效果显著。至6月底,投诚自新的土匪达4万余人。第二阶段,19507月至9月,为分区进剿阶段。主要采取以“分散对分散”的方法,继续肃清小股土匪的活动,扩大净化区域。在大股土匪已被击溃或歼灭的情况下,各地剿匪部队调整兵力,化大为小,深入区乡,实行包干,清剿隐藏散匪。在实施军事进剿的同时,继续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在群众已广泛发动起来的地方,大都成立了乡保剿匪委员会,并将缴获的武器用来组织农民自卫武装,实行“枪换肩”,既保卫了生产,又扩大了剿匪的社会基础。各地群众纷纷向解放军及政府报告土匪行踪,一旦发现散匪流窜,均能及时捕捉归案。经过第二阶段的斗争,川东地区又歼匪4万余人,进一步扩大了净化区,为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开展征粮工作、土地改革和镇反运动扫清了障碍。第三阶段,195010月至年底,属于会剿、清剿阶段。主要是对边沿地区的残匪进行会剿和对腹心地区的残匪进行清剿。川东腹心地区的股匪被击溃后,多数逃往贵州、湖北、湖南、云南等与四川交界的大山中,继续为恶。从9月下旬开始,川东军区组织兵力开始会剿,先肃清贵州之敌,而后由西向东协同湘西军区、鄂西部队实施会剿。3个月内歼灭川黔湘鄂边界土匪2.4万余人,川东地区大规模剿匪战斗宣告结束。至此,整个川东地区匪患平息,剿匪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一年多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一是通过剿匪斗争,全川东地区歼灭土匪近15万人,粉碎了国民党残余势力妄图复辟的阴谋,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二是在剿匪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到1950年底,川东地区胜利完成1949年度公粮征收任务;三是动员了群众,提高了觉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为后来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干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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