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圆满完成土地改革

2017-06-02 13:39:36来源:重庆党史网

解放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稳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全市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革,相继开展了农村土地改革、厂矿企业民主改革和城市社会改造,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农村,封建土地制度是造成农民贫穷和农业生产落后的总根源。解放初期,重庆同全国一样,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束缚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和中农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重庆市郊区由于长期的土地兼并,使土地占有的集中状况尤为严重,有的乡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90%以上,甚至有的村土地全部为地主占有。如二区五里店乡共有田、土6050市石(每市石产量折合黄谷108斤,下同),地主即占有5554市石,占全部土地的91.8%;五区南坪乡玛瑙村的土地,竟全部为地主占有。

《重庆市委关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195152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1001/2/35。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有关政策规定,从1951年春起,全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减租退押是土地改革的前期工作。所谓减租,是指减少农民租种地主土地租金。所谓退押,是指地主退还封建制度下农民为租地而不得不向地主缴纳的押金。高租、重押在当时的重庆市郊区及万县、涪陵、酉阳、璧山等专区农村极为普遍。通常地租会占到年产量的八成,押金与一年的地租相当,甚至高于地租。19503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布了《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规定凡地主、旧式富农及一切机关、学校、祠堂、庙宇、教会所出租之土地,其租额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25%,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5%

四川省档案馆:《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内部编印),第29页。。9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又公布了《西南区退押实施办法》,规定在减租的同时,废除押金制度,要求地主、富农必须将押金全部退还给佃户,不算老账,不计利息。

1950525日至28日,重庆市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召开,讨论通过了《重庆市减租暂行条例(草案)》。1023日至25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郊区减租实施细则(草案)》《重庆市郊区退押实施办法(草案)》。随后,开始在农村发动群众,宣传减租退押的政策措施,举办农村干部与积极分子训练班。市各界协商委员会成立减租退押协进会,吸收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参加,协助进行减租退押工作。各区按市里的部署,亦先后成立了减租退押协进会。由于重庆是新解放区,郊区干部严重不足,市、区各有关部门动员和抽调一部分机关干部,吸收有条件参加运动的民主人士、青年学生、教师、工人和农村积极分子等社会力量,组成减租退押工作团。此外,为使运动顺利进行,各地选择重点乡、村进行典型实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工作。

 195011月起,减租退押运动全面展开。根据统一部署,乡、村农会和减租退押工作团在充分准备之后,普遍抓了以下几个主要环节:弄清租佃情况,登记田土产量,算出应减数目;召开群众大会,与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使其同意减租;总结减租成绩,布置退押的具体要求;登记押金和召开评押小组会议,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召开退押大会,令地主当场退押,对装穷叫苦的地主进行教育,对顽抗甚至破坏退押的地主进行坚决斗争;及时处理调剂出来的押金与物资,让多数农民分享斗争果实;庆祝胜利,动员生产与土改。至于农民内部的减租退押问题,按照在双方协商基础上由农会协调的原则处理。

在减租退押运动中,各地注意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妥善保护工商业者。重庆是西南重镇,保护工商业不受侵犯,是稳定城市、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政策措施。运动开始后,重庆周边川东地区的一些农民纷纷前来重庆市区追索工商业兼地主或避居重庆的农村地主应减退的押租,发生了农民擅自抓地主、搬工厂的原料、工具和商店货物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工商业者的恐惧与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市委采取“坚决保护工商业,坚决退出押金”的原则,规定对退押要区别情况,分别实行“急、缓、减、免”的政策,对抵制减租退押而来渝的地主,则通过各方动员、清查、检举乃至遣返回乡。为了有组织地处理这些问题,195112日,经市委报请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西南局研究室、川东区委和重庆市委联合成立由曹荻秋任书记的“重庆市城乡减租退押联合处理委员会”,负责讨论和决定处理有关城乡交叉的减租退押问题。14日,对外正式设立由熊白涛任主任的川东农协驻渝办事处,负责处理具体工作。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消除了工商业者的恐慌思想和随便捉人的混乱现象,既保护了城市工商业不受影响,又保证了农村减租退押的正常进行。据重庆市城乡减租退押联合处理委员会19511月底报告:全市“工商业已退出的押金占应退总额的90%左右,其中70%是自动办理的,30%是经过说理、讲法、谈判、协商、斗争等过程退出的,没有发现因退押而停业的情况”

重庆的封建势力历来很大,国民党败退前又有计划地潜伏了大批特务。在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结束之后,残余的匪特转移到农村隐蔽起来。他们与农村中的地主、恶霸相勾结,造谣惑众,胁迫农民,对抗党和政府,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阻碍了党和政府工作的开展。减租退押工作展开以后,恶霸地主的反抗非常剧烈,因此,在减租退押运动过程中还普遍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为了有效开展这项工作,成立了重庆市清匪委员会,发动农民,重点打击发动武装暴乱、负有血债的惯匪及恶霸分子。人民法院组织临时人民法庭,下乡进行巡回审判,直接受理群众的检举揭发,及时召开公审大会,大张旗鼓地打击和镇压首恶分子。根据《西南区惩治不法地主条例》的规定,重庆市郊各区共检举出150余名匪特,斗争了恶霸地主216人。清匪反霸运动的开展,极大地震慑了地主恶霸分子,鼓舞了群众的斗志,大长了农民的威风,使减租退押运动得以顺利开展。

19511月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基本结束。参加这次运动的农民达到90%以上,在经济上获得大量斗争果实,初步改善了生活。市郊各区共减租黄谷16351市石,退押折合人民币139.2亿元(旧币),分得上述两项斗争果实的农民占70%左右,平均每个农民分得人民币23.08万元(旧币),黄谷2.659市石(折合稻谷287.2斤)。在政治上,废除了保甲制度,初步整顿了基层农民协会和人民武装自卫队,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的政治优势。各地普遍建立起以农民积极分子为骨干的农民协会,全市的农会会员发展到46793人,占全市农民总数的32.2%,较减租退押前约增两倍。

经过两个多月艰苦、激烈的斗争,与毗邻地区乃至西南各省、区相比,重庆市郊区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率先胜利完成,迈出了西南地区农村民主改革的第一步,也为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

1950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1120日至24日,重庆市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将土地改革作为1951年的八大任务之一,并通过《重庆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草案)》。为加强对土地改革的统一领导,1月底,以陈筹为主席的重庆市土地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各区县亦分别成立了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会以农民协会为主体,党、政、工、青、妇、工商业者、民主人士、文教、公安、法院等部门派代表参加。各地土改机构建立后,采取多种形式,在农村和城市各界人民中广泛宣传土改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目的性,解释土改法令和方针政策,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51216日,市委召开第六次郊区工作会,讨论通过了《关于郊区即行土改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要求在土改中,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坚定地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解决好城市建设与农民要求土地的矛盾,并就贫雇农分得土地后的缺粮、秋田收获物的分配以及土改中如何改造农村旧政权与建设人民武装自卫队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定。224日,《新华日报》全文刊登了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批准的《重庆市郊区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土改口号》和《关于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人员的八项纪律的规定》。


为保证土改法律法令的正确实施,市和各区抽调干部,吸收民主人士、青年学生、教师、工人和农民积极分子等社会力量,组建土改工作队,举办土改训练班。土改工作队经过集中培训,认真学习土改法令,掌握各项政策和工作方法后,分期分批下到农村开展土改。从19511月下旬至2月上旬,各区抽调工作队员814(平均每村7),其中机关干部和市委统战部组织的民主人士265名,学生420名,农民积极分子129名。

为了取得经验,指导面上工作,市委决定各级都要选择重点乡、村进行典型实验。市土改委员会、市农协、市民政局与二区区委联合在观音桥乡进行全市土改的典型实验,市郊各区分别派有13名干部参加。市郊三至七区分别在磁器口乡、石桥乡、南坪乡、新兴乡、黑石子乡进行土改实验。巴县选择了界石、南泉、公平等10个乡作为实验乡。万县地委、涪陵地委、江津地委分别在万县五梁乡、天城乡,涪陵堡子乡,璧山来凤乡、鹿鸣乡开展土改试点工作。这些实验乡,由于领导重视,力量集中,多数在较短时间内即打开了局面,取得了经验。

在明确政策规定、制定法律法令、动员组织群众、进行土改试点等一系列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从1951年春天起,一场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市有领导、有步骤地展开。市郊区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1951年春、夏两季集中进行的。春季土改自1月中旬起,至3月底结束,历时两个半月;夏季土改自6月上旬起,至9月结束,历时三个月。土改的基本步骤大体分为五个阶段,即:宣传土改法令,整顿农会组织;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和征收土地;查实土地,评定产量;公平合理地分配斗争果实;总结,发展生产。

根据党制定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各地土改工作队进入乡村后,首先揭露敌人的破坏活动,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培养积极分子,壮大革命力量。各乡、村农会都及时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利用一切形式广泛宣传土改的政策法令,反复讲清楚土改的目的、意义,促使群众提高觉悟。广大农民在此基础上,整顿农会组织,清洗投机分子,将运动中涌现的贫雇农积极分子选入农会领导机构,使贫雇农掌握了农会领导权,使农会成为当地土改中有权决定没收和分配土地财产的合法执行组织。

在群众基本发动起来后,开始划分阶级成分。政策依据主要是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若干规定》,具体实施分四步进行,即:宣传政策,做到家喻户晓;自报成分,农会小组评议;农会审查,广泛征求群众意见;领导批准,三榜定案。如对评定的成分有不同意见,可向人民法庭申诉,经区、县政府审查批准后方可更改。阶级成分评定后,即开始按政策没收和征收土地。

查田评产工作开始后,隐瞒田土产量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甚至一些村干部的顾虑都很多。一般是近地、好地少报,以便在照顾原耕的基础上分配土地时留下自种。远地、坏地多报,准备分给别人。根据这种情况,各地在农民中进行深入的团结教育,打破顾虑,说明评产的目的不是政府多要公粮,而是为了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提出了“一人瞒田,大家吃亏”、“田土评不好,土地分不公”等口号。为了公平合理地分配土地,采取了发动群众查实土地面积、评定产量等措施,改进了工作方法,消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

分配斗争果实的步骤是先分田和房子,再分农具、耕畜、粮食和家具。分配前在农民中进行团结互让的教育,强调分田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反对自私自利和极端平均主义,要公平合理,防止因土地少而争地造成内部不团结的现象。分配土地的主要对象是无地少地的农民。分配土地的原则是在照顾原耕的基础上,按土地好坏、远近抽补调整。农具、耕畜、粮食和房屋、家具的分配,主要是照顾贫雇农的需要,按照多缺多分、少缺少分的原则分配,一般是自报,小组民主评定,农会大会通过。由于贯彻了团结互让的原则,群众普遍反映满意。

分配斗争果实后,各地先自下而上通过农会小组对土改进行总结,回忆为什么能分得土地,为什么能翻身,进一步启发、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提高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尔后,分别召开了村、乡、区翻身庆祝大会,焚毁旧契约,发放土地证、房屋证,动员农民积极投入到农业生产和抗美援朝运动中去。

土改胜利结束以后,在经济上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房屋及其他生产资料,在政治上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地主作为阶级来说已经被消灭了。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少数地主分子不服管制,放火放毒,扰乱社会治安或造谣破坏,反攻倒算,打击陷害积极分子;一部分干部、积极分子斗志松懈,个别人甚至贪污腐化;有的地方工作比较粗糙,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遗留问题。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各地在土改完成后开展了土改复查工作。复查的重点集中在极少数漏网的、土改后进行破坏活动的不法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身上。通过复查,不仅进一步从经济上打垮了地主,满足了贫雇农经济要求,而且土改遗留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在政策上纠正了土改中错划成分问题,对错划的地主改变了成分,对漏划的地主戴上了地主帽子,进一步贯彻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推动了农业生产,巩固了土改成果。

土地改革不仅是农村的变革,而且关系到与农村有着各种联系的社会各界。为了让民主人士了解土地改革的真实情况,在运动中,各级党委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或参观土改,形成城乡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全国政协组织的以章乃器、胡愈之、陆志伟为正副团长的西南土改工作团一行90名成员,参加了巴县等地的土改,队员中有全国著名学者、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工商业者、宗教人士、机关和文教工作者等。西南局统战部组织以刘文辉、邓锡侯、熊克武为首的民主人士土改参观团驻点巴县南泉乡。他们一方面帮助农民进行翻身斗争,一方面通过斗争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通过这种方式,既消除了有的民主人士对土改的疑虑,又便于发现和纠正土改工作中的缺点偏差,有力地配合了土改的顺利进行。

在土地改革中,市郊区农民共没收田、土239123市石,征收田、土123119市石,共占全市郊区田、土514322市石的70.45%,没收大小农具18684件,耕牛270头,粮食2602市石,房屋34199间,大小家具144801

《重庆市委关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1951521日),重庆市档案馆藏1001/2/35。。此外,万县地区共没收地主田土7735363市石,征收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多余土地和各类公田2303463市石,共计10038826市石,占田土总数的58.77%

土地改革的完成,使农村的土地占有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及中农,占有全部土地的90%以上,而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下降到10%以下。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解放,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改中,广大农民不仅分得了土地,而且还分得了大批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他们普遍生产情绪高涨,纷纷添置农具,准备肥料,出现了群众性的爱国增产热潮。

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逐年增加。仅以市郊区粮食生产为例,实行土改的1951年,比1950年增产4.91%1952年又比1951年增产6.47%。这充分显示了土地制度改革对解放农村生产力、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并直接促进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与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翻身作了主人。1951311日,重庆市第一个农民政权——二区观音桥乡人民政府成立。至年底,市郊各区又有一批乡、镇召开人代会,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土改中,农民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踊跃参加各种组织。据1951年底统计:各级农会组织更加壮大和健全,会员总数达300178名,占全市农民总数的40%左右;农民自卫队员发展到33097名,占全市农民总数的4.4%

195112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川东区的巴县划归重庆市领导,重庆市的北碚区划归川东区领导,使得农会会员和农民自卫队员人数大幅增加。此外,工会、妇代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亦有较大发展。

土地改革的完成,大大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群众性学习文化的热潮。土改后,农民群众随着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学习文化的热情高涨。各地普遍开办了业余文化识字班、社会主义教育班。农民一边学文化,扫除文盲,一边接受政治教育。巴县即使在农忙时,全县还办有社教班801所,有194803人参加学习。农民看到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更加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各地在校学生人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经济基础的剧烈变革,推动了思想、文化、道德、社会风貌等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重庆市土改参观团的民主人士目睹这一深刻变化十分感动,他们说:“土改以后的农村,普遍呈现着活泼新生的气象。不论男女老幼,都洋溢着喜悦和欢笑。开会、扭秧歌、学习等活动,一洗旧农村的颓废腐化风气,为农村带来一股新生的力量”。

重庆党史微信公众号

重庆党史网版权所有.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52号 邮编:400015 电话:023-63898542
渝ICP备11000637号-3 技术支持:华龙网

您是访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