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配合北伐，中共中央加紧了在四川的工作，先后派刘伯承、欧阳钦等人入川，并策反军阀部队，争取在四川打开军事斗争的新局面。

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北伐战争的进程，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军事运动方面。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等人都全力投入工作。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的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调查军界的历史和现状，掌握各派军阀的新动态，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等，利用多种关系，一面在上层活动，一面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工作，先后到顺庆、合川、泸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刘伯承在重庆浮图关的住处，成了进步军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吴玉章、刘伯承直接与驻渝的思想左倾的师长向时俊、郭勋祺等频繁接触，并陆续派党员邓作楷、曾净吾等去泸州袁品文部和驻渝黔军袁祖铭部等处工作。6月后，中共重庆地委又派吴玉章、童庸生、何绍先、潘崇阶等分别去顺庆何光烈部、泸州袁品文部、合川黄慕颜部和黔军王天培部工作，策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

中共重庆地委对川军的策动工作逐步取得了成效。中共重庆基层组织所掌握的武装有秦汉三旅和黄慕颜部近5000支枪，两部中均建立有共产党的组织，受党影响的部队有三个师五个旅。在顺庆、泸州等地，党的军事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建立了很好的基础。此外，中共党员李蔚如在涪陵组织了1000多人的团防武装，旷继勋在彭县、崇宁掌握了部分江防部队。

中共重庆地委调查了四川各派军阀的实力和政治动向，于8月3日向中共中央呈报了《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和《四川军事调查》两个报告。《报告》分析，自吴佩孚下达四川军队首长的任免命令后，四川的政局突然呈现一种混沌的局势；一是旧二军系统的刘湘及其部属产生恐慌，二是保定系的邓锡侯等却趁机与杨森靠近，准备接受吴佩孚的任命，借此逼迫刘湘下野。此时，刘湘、邓锡侯、杨森却纷纷调兵遣将，蜀中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报告》还深入剖析了北伐胜利前后四川各军阀的状况及政治态度，既揭示了军阀之间的矛盾和相互利用的关系，又指出了他们迫于北伐胜利而产生的摇摆不定的态度，以及可能出现的转而倾向国民党左派的重要变化。中共重庆地委的报告，为中共中央确定在四川开展军事运动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

8月23日，中共中央致函中共重庆地委，分析了四川军阀之间关系的变化，指出四川军阀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各自的态度也可能转变，但当各自的利益受到冲击时，态度也会很快发生新的变化。在革命潮流高涨、广东政府势力向外发展和吴佩孚势力受到打击的时候，一定有一大群的投机的军人转到国民党、国民政府方面来，并且打着革命的旗号。这样的转变虽然是投机的，不是真革命的，但是也可能对分裂军阀势力造成一定的影响，可以加速军阀政治的崩溃。因此指示中共重庆地委不但不能拒绝，反而应该接受，并乘此机会从中逐渐培育出一股新的力量。同时，也不能对军阀寄予过高的希望，要抓住时机，开展群众运动，在军阀中深入开展政治宣传。总之，“我们不拒绝他们之过来以破坏军阀政治；我们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插入军中去做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1]

8月上旬和9月初，中共重庆地委先后派吴玉章、刘伯承和童庸生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四川军事工作的情况。当时的情况是：何光烈部驻南充的秦汉三旅有2000余人枪，邓锡侯部驻合川的黄慕颜旅有2000余人枪，秦汉三、黄慕颜均是中共党员；此外，左倾的武力有杨森部驻涪州一带的郭汝栋师7000余人枪，向时俊师4000余人枪，刘湘部驻重庆附近的潘文华师3000余人枪，赖心辉部驻泸州的甘清明旅2000余人枪，何光烈部驻顺庆的杜伯乾旅2000余人枪，刘文辉部冷寅东旅3000余人枪，刘重民旅3000余人枪，刘文辉部参谋长张学明也是左倾军人。其中郭汝栋、向时俊、潘文华均已加入国民党。[2]

接着，他们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建议，即在川中“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军队”，[3]并初步拟定了在顺庆、泸州、合川发动军事起义的方案。具体的打算是：一方面取得广州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利用川军派系矛盾，加紧分化瓦解各派军阀，即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是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向川陕鄂边发展，北去西安，接应冯玉祥军东进，以配合北伐。中共中央对此建议十分重视，要求中共重庆地委抓住军阀部队中带有左倾转变的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打好基础，并提醒中共重庆地委，军运工作应当注意刘文辉部及杨森部，尤其是杨森方面，因其控制着四川门户，对其开展策反工作极为重要。事后，中共中央还就派人加强军事运动、组织左倾部队配合起义、援助饷械等项事宜作出了具体决定。并且预言：“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 [4]8月中旬，刘伯承随吴玉章到达广州，参与研究北伐军事，为准备起义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关于在四川局部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原则上同意了中共重庆地委的构想和初步方案。

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并签定了《六条协定》。其内容是：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川军应一律施行政治训练；川当局应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本约经双方代表签订，呈送政治会议备案后即为有效。[5]《六条协定》签订后，四川军阀虽然不可能完全按照协定内容行事，但也不能公然践踏。

为了进一步推动四川军阀配合国民革命军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决定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

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重庆地委联合左派临时省党部，为稳住四川军阀、发动群众支持北伐，于9月4日发出《为国民革命军收复武汉告四川民众书》，敦促全川各将领“放下屠刀来与民众结合”，[6]号召全川民众不要受谣言迷惑，一致站在国民革命的前线上，联合起来，推动四川各军阀将领废除反民众利益的主张，鼓动军阀配合国民革命军。为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推动四川军阀转向革命，促成联合阵线的形成，9月23日，左派临时省党部发布《对时局宣言》，指出：国民革命军已随着革命高涨转入以湖北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所向无敌，即将遍及全国，全国民众有国民革命军作为先驱，国民革命军有全国民众作为后盾，军民团结一致。四川军阀如果要拥有一支长久的军队，就必须使军队武装力量以人民利益为基础，形成一支“其武力为人民之武力，其军队则为人民之军队”。尤其在万县惨案之后，四川地区全面发动了反帝爱国群众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四川民众以及各级党员当趁此时机，密切合作，加强训练，扩大联合战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川革命基础。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重庆地委加紧部署起义和完成各项准备工作。1926年9月28日，杨闇公以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名义，在重庆秘密召集川军中12个左倾的师、旅长或其代表开会，到会的有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向时俊、郭勋祺、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刘丹武等。会议着重商议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同时决定以国民政府名义，向川军中旅长以上官员发出革命鼓动函件。会后，中共重庆地委召集合川的黄慕颜，顺庆的秦汉三、杜伯乾，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皮光泽等进步军人继续开会。会上，杨闇公正式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决定在顺庆和泸州首先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对起义的时间、方法和联络方式等作了实质性磋商。刘伯承在会上被公推为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陈兰亭为第四路司令，袁品文为第五路司令，皮光泽根据起义情况先安排为第六路司令。会后，各回防地听候命令。

正当北伐军进取武汉时，军阀杨森派四个师出川侧击武汉，对北伐军造成了严重威胁。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两次致函杨森，进一步明确朱德的职责，“惟革命军队贵有政治训练，方能成为主义之师。兹由敝部委任唐午园为贵军宣传队队长，率领队员20人前往工作，着归朱党代表指挥”[7]。其任务是向军阀部队及人民群众宣传国民革命主张，灌输政治知识，提高群众的觉悟，与军队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完成革命大业。10月下旬，刘伯承从广州乘船抵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州方面的情况及川中军事近况，请求中央派人来川工作，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11月，刘伯承和欧阳钦在万县当即与在杨森部工作的朱德进行了秘密会谈，研讨了四川及万县的形势。

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和四川及重庆地区军事工作的发展情况，1926年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在重庆六店子刘伯承家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成立最早的省级军委之一，也标志着四川地区的军事运动有了党组织的统一领导。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得失，毛泽东曾经总结指出：“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8]这是从一般角度而言的。然而，当时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四川及重庆地区的军运工作与邻近的湘鄂等地区相比，不仅没有犯类似的错误，而且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军运工作还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对此，中共中央曾高度评价四川军运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别省所不及者”。[9]泸顺起义，便是对四川军运工作一次重要的实践检验。

[1]《对四川军阀之态度及工作方针》，《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号）1926年9月8日。

[2]《童庸生同志报告川中情形》，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大革命时期的重庆》，1984年，第41页。

[3]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资料丛书），第3页。

[4]《中共中央听童（庸生）同志报告后的结论》，《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号）1926年9月15日。

[5]《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6页。

[6]《新蜀报》1926年9月5日。

[7]《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致杨森公函》，《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9]《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