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五一大会以后，一向标榜“超新”的军阀杨森逐渐暴露出反革命面目，大肆排挤知名革命者。廖划平、杨闇公等被迫先后离开成都前往重庆；这时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王右木也牺牲在为革命奔波的旅途中，成都党、团组织骤然失去了优秀的领导人，作为全省革命中心的地位日渐丧失。这年下半年，客观形势的骤变，历史地把重庆推向了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地位。

但此时重庆团组织的状况却显然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最严重的问题来自于组织内部。尚处于初创阶段的重庆团地委不仅组织较为涣散，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而且团员人数较少，总共才40余人，工作局面难以打开。特别是团地委的主要筹建人唐伯焜组织能力较弱，且常不参加会议和活动。1924年初，团中央批准团地委改选，新当选委员长（书记）的何星辅是个“江湖中人”，[1]而任秘书的范英士竟没有入过团、入过党，甚至竟不知自己已“当选”，由此可见其草率。[2]且当时重庆的团组织也大都是“学生团”，寒暑假回家，升学就业常退团、脱团而去，整个团的组织活动实际陷于半停顿状态。更突出的问题还在于团地委内部不团结、内耗大。先有王右木与童庸生闹矛盾，以致分道扬镳。之后，童到重庆参加重庆地方团，双方又将矛盾延续到工作中，进而影响到成渝两地团的团结，使全川团组织力量受到削弱。

尽管团地委在工人和学生当中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团地委本身存在着一些严重缺陷，缺乏大规模开展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和实际运动经验，加之重庆地处西陲不在革命发展的中心区域，同时又远离党、团中央，联络上不便，不能获得经常性的指导，使得重庆团的活动范围较窄，大都限于组织学习和纪念宣传等，不仅群众性和战斗性不强，且还没有脱离“研究小团体”的状况，从而大大制约了团地委作用的发挥，在当时四川的政治舞台上还没有真正形成一股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正因如此，在重庆团地委成立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团中央并未予以承认。

面对重庆团地委的这种状况，许多同志力求加以改变。然而在当时，很多问题又不是地方团自身能够解决的，需要团中央给予支持并督促加以解决。为此，恽代英、童庸生、张霁帆等都曾向团中央报告，请求能多给予具体指导，或派员驻川加强领导。经过重庆团地委多次努力，团中央最终决定对四川各地团组织予以整顿。于是，整顿和健全已经处于四川革命运动中心地位的重庆团组织，并吸收更多的优秀分子入团，以迎接日渐兴起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成了当时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

恰逢此时，四川地区出现了一件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吕潘缔约”事件。[3] “吕”是吕超，国民党在四川的重要人物，一直跟随孙中山，时任熊克武“讨贼军”的第一路司令。“潘”是潘学海，曾是重庆地方团的团员，后来在南川县工作。两人在叙府（今宜宾）缔约，其主要内容是潘学海会同成都、重庆、泸县三处地方团向吕超请求每月接济100元，补助每个工作人员每月5元。[4]这显然是个重大政治问题，等于是把四川的主要地方团组织变为了国民党的附庸，完全违背了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事件发生后，了解情况的萧楚女及时向团中央进行了反映。[5]1924年9月1日，团中央作出严厉处分，决定解散成、渝、泸三个地方团组织，委派萧楚女作为驻川特派员，授予他“调阅文件、教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6]10月，萧楚女受团中央委派来渝，指导重庆团地委进行初步改组，撤换了唐伯焜，改由罗世文任秘书，杨砺坚任组织，何薪斧负责农工。

在对重庆团地委组织整顿过程中，最大障碍来自于原主要核心成员唐伯焜、杨砺坚等人的抵制。唐伯焜是重庆团组织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但他把团内任职看成是“必我终身任事之势”，[7]在团的组织活动中带有一些宗派色彩，对外来的萧楚女采取了不少排斥甚至攻击的做法。团内童庸生等骨干也在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和主观性，特别对萧楚女此前应聘为军阀杨森秘书和出任《新蜀报》主笔之事提出责难，认为此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杨森部队是革命的和《新蜀报》是马克思主义报刊的印象。为此，他们还向团中央写信，主张萧楚女来重庆只能在二女师和治平中学等校教书。实际上，对当时表现得较为进步的四川军阀杨森，萧楚女并没有失去警惕。他在杨森处前后呆的时间不过两个星期，当他断定此人不可信时，便立即辞职而去。至于《新蜀报》当然是进步报纸，萧楚女、陈毅、周钦岳等人都曾以此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于唐伯焜等人的煽动，不仅加深了童庸生对萧楚女的误解，甚至使杨闇公亦对萧楚女表示不满，认为萧楚女是在搞“权利事业”、“排除异己”、“意图破坏本团”。[8]这使得本来就充满危机的重庆团地委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为尽快扭转局面，萧楚女忍辱负重，敢担责任。他经过观察与调查，很快摸清了实际情况，果断决定从加强政治思想入手，对团地委进行组织整顿。萧楚女了解到，团中央决定解散重庆地方团的根据主要是“与国民党缔约问题”，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完全是潘学海个人的行为，与重庆团组织毫无关系，重庆团组织多数骨干成员是值得信任的，于是，他决定相机化解他们对自己的误会。

1924年11月19日，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肆意制造了“德阳丸案”，由此激起重庆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为发挥重庆团地委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萧楚女迅速率领重庆地方团投入运动，因势利导地领导民众开展反日斗争。在这场反帝斗争中，原本对萧楚女怀有成见的杨闇公等人，因革命信仰及反帝反封建立场一致而站到了一起，他们捐弃陈见，并肩战斗，共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通过这场反帝运动，重庆地方团摆脱了“研究小团体”的羁绊，从此成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同时也使重庆地方团与萧楚女加深了彼此了解，逐步有了共同认识和共同语言。

从实际斗争中，萧楚女也进一步了解了重庆地方团。他深感大多数团员是好的，包括对他有误解的一些骨干成员，都是忠实于革命事业的有为青年。因此，他放弃了原先另起炉灶重新筹建一个重庆地方团组织的打算，[9]决定立足于团结多数，依靠多数。

萧楚女经过进一步的考察，认为罗世文是一名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分子，但鉴于当时他还相当年轻，缺乏斗争经验，要他承担地区团组织主要领导这样的职务还需要一定时间的锻炼。1925年1月，团地委进一步改选，由经验更加丰富和老成的杨闇公任组织部主任代行书记职务；童庸生先是代理组织干事，后代理宣传干事；罗世文改为负责学生部工作。一月改选是重庆整团结束的标志，从此重庆团组织迈入了一个新的广阔天地。

在整团过程中，杨、童、罗等都曾激烈地反对过萧楚女，甚至直到此次改选成见并未完全消除。然而，萧楚女不仅襟怀坦荡，能摒弃前嫌，更能慧眼识人，任人唯贤。他没有一开始就宣布团中央对他的委任，借此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是通过实际接触，逐步加深彼此了解，在此基础上取得了相互谅解，最终达到了统一团内思想、撤换投机分子、巩固团的组织的目的，实际上基本奠定了大革命时期四川党团组织领导格局。

通过整顿，重庆地方团组织逐步转变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迅速成为活跃于革命运动中的主导力量，建立起思想统一、步调统一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并且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广泛唤起民众，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实现，推动巴蜀大地革命浪潮汇入到全国大革命的洪流的历史重任。

[1]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57页。

[2] 根范英士本人的回忆。

[3] 后经团中央查实，“缔约”属于潘学海个人行为，与当地团组织无关。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202页。

[4]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197页。

[5]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年，1986年版，第197页。

[6] 《团中央委任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的决定》；萧楚女给团中央的信（1924年9月18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7] 萧楚女致团中央信（1924年9月18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8] 四川杨闇公基金会、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杨闇公文集》，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39页。

[9] 萧楚女给团中央的信（1924年9月18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