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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

2017-06-02 13:09:43来源:重庆党史网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束缚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思想桎梏逐渐被突破,越来越多有志的知识青年聚集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之下,迫切希望寻找到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药方,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1912年,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汪精卫、吴雅晖、张静江等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同时设立法文预备学校。随后,吴玉章、沈与白等在成都设立四川俭学会。各地赴法勤工俭学专门组织机构的建立,为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五四运动前后,“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了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1]其中,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决心选择到缺少劳动力的法国去做工,走勤工俭学的道路。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也较注重对青年进行思想动员。吴玉章为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多次到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宣传鼓动。1917527日,他在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指出,如今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希望中国青年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后来他又在四川留法预备学校的演讲中提出,“俄国革命进步最快,是因为俄国有新党主政。俄国党人无不曾历法国。吾人欲察其发动之源,亦不可不一往考察。诸君遇着这举世浑浊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2]

1919年初至1921年是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阶段。据各省勤工俭学分会的调查统计,全国在此时期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600余人,其中以四川、湖南为最多,约占总人数的一半;特别是四川有378人,为全国之冠。在这期间,重庆所属地区一些有志改造中国的青年学生,也纷纷奔赴法国勤工俭学,仅巴县和江津两县就有近90余人,其中巴县为47人,为全川赴法人数最多的县。[3]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有组织有步骤,而且人数多,有一定的历史根源。清末新政时,重庆兴办了大批新式学校,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生,输送了大批青年留学日本,他们学成归国后,带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给巴渝大地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各地革命风潮日盛,涌现出大批仁人志士。正是有了原来留日的基础,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们更加希望走出去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于是留法运动很快于五四时期在重庆蓬勃发展起来。

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热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受了北京、成都的影响。19196月,成都第一批赴法青年取道重庆乘船东下,这在山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同年828日,受全国五四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影响,为培养救国人才,振兴地方实业,由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等热心发起,倡导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分会成立会上通过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简章,决定“法领事及到会法国人士为名誉助员,各机关各法团到会代表为发起人,以后均为本会会员”,[4]汪云松被推选为会长,温少鹤、童宪章为副会长。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以后,就积极筹备重庆留法预备学校。19199月中旬,在汪云松、温少鹤、童宪章、曾吉芝、朱芾煌、黄复生等工商界人士及社会名流的捐赠资助下,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正式开学,开始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全校共有学生110人,其中计划招收公费生60名。学校由汪云松出任董事长。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制为一年,校址位于夫子池。校内既无宿舍,也无体育活动场所,食宿均由学生自行解决,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校开设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4门课程,因学生的文化程度不一样,学生被分成初级班和高级班分别授课。

为促进学习以共同进步、加强交流以增进感情,学校发起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同学会。在准备赴法的过程中,学生们在刻苦学习的同时还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重庆学生抵制日货的斗争。留法预备学校的“同学们自动地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日用品甩在地上焚烧,把洋布衣服也撕毁,表示不再用东洋劣货。” [5]五四运动的实践,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们寻求真理的信念更加坚定。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成立为部分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学校资金困难,招生名额有限,一些青年学生只得通过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帮助自费到法国,采取此途径赴法的以江津学生为最多,聂荣臻便是其中之一。1919年暑假,聂荣臻和江津中学的几个同学怀着“科学救国”和富国强兵的理想,到重庆了解赴法相关事宜,当得知可不经预备学校学习而直接赴法时,便回到老家说服父母,凑足路费后再与十几个同学一道到重庆,通过汪云松帮助顺利地向法国驻重庆领事馆领取到护照。同年11月下旬,聂荣臻与其余20几名来自巴县、长寿、涪陵等地学生一道从重庆乘船东下,129日,从上海乘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启程赴法。他们经过35天航行,于次年114日抵达法国马赛港。[6]这批人里面,还有钟汝梅、鞠继承、刘宗华、刘厚垓、刁泰生、桂万年、龚漫露等35人。聂荣臻抵法后,先后结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一大批青年才俊,他先进入德洛中学补习法文,后又进入胡乃尔中学边读书边做工。在经历求学和做工艰辛的同时,聂荣臻也在进一步探索着国家和个人的出路何在,并积极投入到留法勤工俭学生发起的二二八运动、拒教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等大规模群众斗争中去,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192111月,聂荣臻前往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在校期间接触到大量马列主义书籍,思想逐渐由“科学救国”转变到革命方面来。19228月,经刘伯坚、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二年春,又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聂荣臻放弃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到巴黎,先后担任过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团的工作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列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利用机关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同时还在旅欧华人中积极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留法勤工俭学对聂荣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曾回忆说:“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7]

为鼓励更多的青年学生到国外留学深造,川东道尹公署采纳了周家祯等人关于设立留学代费的倡议,“初定留学生在省外者,人岁贷五十元至百元为率,国外岁贷百元至二百元为率,贷无息”。此款来源于地方的“中资捐”,仅巴县一地,“平年可达万元,盛年可达万两。”[8]留学生享受的贷款,虽然被称为无息贷款,但是实际上是不用归还的。此项留学贷费的规定一直实行到1935年才被四川军阀当局所废止。

192074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生结束了近一年的紧张学习生活,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法国驻重庆领事、法国各侨商、教士及各学校校长受邀出席毕业典礼。经过考试和体检,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83名学生获准赴法,46人取得贷费资格。其中冉钧、代坤忠、谢陈常、熊济平、熊禹九、江泽民等人,由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会解决赴法路费300元;其余37人和未进预备学校的熊云章等江津学生38人为自费生,由重庆工商界资助每人100元现洋作为路费。

1920827日,84名学生整队在太平门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告别山城顺江东下,邓小平便是这批留法学生中的一员。到上海后,全体学生于101日乘法国“盎特莱蓬”号邮轮,踏上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经过44天的航行,到达法国马赛。1921年初,邓小平进入巴约公学学习法语,后相继进入克娄梭钢铁厂、蒙达尼哈金森橡胶厂做散工,期间他先后结识了赵世炎、王若飞,在他们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积极投入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活动中,思想认识逐步发生转变。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成为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中最早成员之一。不久,邓小平成为《赤光》编辑部的一员,主要负责刻写和印刷,他以出色工作和才干得到周恩来等人的信赖和好评,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美誉。1924年下半年,邓小平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并开始担负《赤光》的编辑工作。1925年上半年,邓小平受旅欧支部的委派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前往里昂做工,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开始投入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5年多时间,通过学习和斗争实践,坚定了信仰,确立了世界观,逐渐由一名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还有一批在成都和省外求学的重庆青年学生。譬如:酉阳的赵世炎;巴县的周钦岳、邓大鸣、喻正衡等人;江津的颜实甫、郑瑞江;綦江的王奇岳;万县的左绍先、陈师;开县的吴从龙、朱锡恩、杨明镜;忠县的沈士林、付智涵;云阳的孙倬章、罗永纯;巫山的李季达;巫溪的陈子青等等,赵世炎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2059日凌晨,赵世炎等率领一批赴法勤工俭学青年登上了法国远洋航轮“阿芒贝尼克”号前往法国,6月底抵达巴黎。在法国他边工作边学习,先后结识李立三、刘伯坚、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傅钟、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等。不久,他和李立三等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学会,领导华工开展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19222月,赵世炎根据陈独秀来信,组织了由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小组(即巴黎小组)。19216月,针对北洋政府出卖主权,将中国印花税和滇渝铁路建筑权等卖给法国以换取贷款的行径,赵世炎、周恩来等联合中国旅法学生会、华工团体和华侨团体组成拒款委员会,发表“拒款宣言”,号召中法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这一肮脏交易。192263日至5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李富春、萧朴生、周恩来、王若飞、李维汉、刘伯坚等18人在巴黎西部布伦森的露天咖啡馆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为加强对党员、团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少共”还特创办了由赵世炎负责编辑的油印月刊《少年》。1922年秋,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被选为总支部委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赵世炎表现出的杰出组织才能和享有较高威信,使之成为中共建党初期重要的党、团组织领导人之一。对此,陈毅、聂荣臻、傅钟等人曾回忆说:“我们都很崇拜他”,“如果没有世炎同志经常向大家讲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懂得那么快”。[9]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潮流中,不少接受新思潮影响、追求妇女解放的女性青年学生,也与男青年一样远渡重洋到了法兰西。19209月初,女律师郑毓秀女士应杨庶堪和吴玉章邀请,到重庆考察矿务及实业等情况,停留期间积极宣传女权思想,倡导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她在参加重庆总商会举行的千人大会的演说中说:“我国男子出洋留学者虽多,而女子独绝无仅有,即现在留法勤工俭学虽多系新人物在提倡组织,实亦限于扶持男生,而女生方面尚未暇顾及,吾尤望女子亦能联袂留法,想大家亦表示赞同,当道诸公亦能维持,此心此志,愿与诸君子共勉之。”[10]在郑毓秀的鼓动下,巴县的张雅南、潘惠春、朱一恂、朱一逊、张振华、李鸿铭等10名女生冲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于1124日乘坐法国“高尔地埃”号邮轮和男青年一样前往法国,留学异邦。这是重庆女子赴法人数最多的一次,她们成为重庆妇女运动史上勇敢的先行者。

重庆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子,大多数是胸怀爱国大志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为探索中华民族的救亡道路远赴重洋,通过对法国社会的实际考察,亲自参加工人运动和较多地接触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一大批人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和追求真理、振兴中华的革命者。如邓小平、聂荣臻等在勤工俭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组织的创建,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后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成长为革命领袖人物,成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创立的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而冉钧(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遇害)、周贡植(大革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1928年被国民党枪杀于重庆)、帅本立(大革命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在酉阳穆赢洲部从事军运工作时遇害)、谢陈常(1921年在法国入团,1924年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74月与李大钊、吴平地等同时遇害)、钟汝梅(1927年参加过上海武装起义,同年4月在上海地下斗争中牺牲)、戴坤忠(曾从法国赴莫斯科红军学院学习,1930年在鄂西武装斗争中牺牲)、傅汝霖(回国后曾任红六军教导师副师长,1930在红湖战役中牺牲)、王奇岳(赴法两年后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秘书长等职,1939年在八路军工作时牺牲)等优秀青年,在法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都毅然回国投身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逐步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或杰出领导人,最后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贡献了自己的生命。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重庆作为留法勤工俭学人员重要的输出地区,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地区的传播和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建立培养了优秀的领导人才,也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领导人和坚强的革命战士。它还标志着重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以此为转折点,爱国青年开始把探索民主与科学的真理付诸于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中。

[1] 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1)》,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9-10页。

[2] 《民国日报》,192017日。

[3]《巴县县志资料》,第一期。

[4]《国民公报》,1919912日。

[5] 江泽民:《留法、比勤工俭学回忆》。江泽民,原名江克明,1903年生,重庆江津人,1919与邓小平同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后又同船赴法做工求学。

[6]《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3页。

[7]《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8]《巴县志》第8卷。

[9] 中共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缅怀赵世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第2021页,第4649页。

[10]《国民公报》,19209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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