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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东传略

2017-06-01 18:27:28来源:重庆党史网

 

中共九龙坡区委党史研究室

 

鲁大东(1917.31998.8),出生于河北馆陶县。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任肥乡地委委员兼馆陶县委书记。1943年赴延安,1945年作为党代表参加了“七大”。解放战争时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队,参加淮海战役、挺进大西南等多次战役,屡立战功。解放后,先后主政四川乐山、重庆。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一直工作于重庆,团结和带领重庆干部群众,为重庆老工业基地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重庆“三线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周恩来总理充分肯定。1977年调任四川省委任职,1979年任四川省省长。他是七至十四次党代会代表,第十五次党代会列席代表;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鲁大东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一、从“小先生”到抗日战士

华北平原有个山东省,鲁南地区有个馆陶县,馆陶县有个浅口村,浅口村有户农家姓王,户主名王九起。这王九起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当经纪人,牵线交易猪、扭矩、羊等牲畜和土地、粮食,日子过得很紧巴。他率领全家老小节衣缩食,辛勤耕耘,总想能有朝一日能摆脱那个“穷”字,不受地主老财的欺压。但那时,这朴素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呢?

1917322,王家传出一个婴儿的哭啼声,王九起为他取名叫“王华亭”,期望他长大后顶天立地,造福家庭,振兴中华,为王家争气,为穷人争气。

王华亭从小聪颖过人,父亲教他念《三字经》、《百家姓》,他听过几遍,就能包本背诵“人之初”、“赵钱孙李”,左邻右舍都夸他是“神童”,八九岁时就会用毛笔写对子,还教同辈小朋友们识字,大家称他为“小先生”,逢年过节,他还为乡亲们写春联哩,大家都很喜欢他。

父亲为培养他,先送他到本村教会小学念书,后又托人送他上了聊城高小,王华亭早起晚归,中午就啃冰冷的干窝头,用凉水吞下,刮风下雪也不耽误。两年后,他考上了聊城初中,住在学校,十天半月才回家一趟,拿些干粮、咸菜到学校充饥。有时候他中午饿着肚子,只到井边喝几口凉水代餐,教语文的张老师发现了王华亭“空腹念书”的秘密,常常给他带个烧饼。

1932年,王华亭初中毕业,因无钱上高中,他返回乡里务农。后来,村小学缺教师,王华亭就在马店村当上了小学老师,不久又在张官寨小学任教,他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做游戏,与穷人家的孩子打成一片,学习们都很喜欢他,村里的青年人也总爱与他接触,经常一块儿谈论国家大事。

七七事变后,在地下党的教育下,王华亭开始在馆陶县农村干起了抗日串联活动,散发传单,书写张帖标语,组织读书会、讨论会,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还带领群众参加抗日工作,把浅口村的民众都发动起来进行抗日斗争。

1938年起,王华亭就很少回家了,家中的日子也越发困难,他先在村里当党支书,后又当上了县委书记,日夜忙里忙外,气得父亲王九起骂他“不顾家”,大哥王作梅又提出分家,王华亭顾不了这些,一门心思投入到打东洋鬼子的活动中去,成了一个“全脱产”的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家里人一连几十天也见不到王华亭的踪影。

二、游击队里有个王华亭

王华亭在游击队里打“游击”,很少回家,家人很担心他。1940年后,抗战形势复杂多变,对敌斗争更加艰苦,家人见不到王华亭,只听到一些有关“失踪”的似是而非的传言,更为他的安全担忧,父亲想念儿子,变得饭都吃不下。

在游击队里,王华亭带领队员钻青纱帐、钻地道、与日本鬼子周旋,寻找机会袭击敌人,打得鬼子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一闲下来,他就组织队员和老乡们学习,给他们讲抗日救亡的道理,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讲老百姓生活为什么这般清苦。他还给他们上文化课,教他们识字,算数,背九九表,背“人之初,性本善”;教他们唱歌,唱得最多的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以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还有《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他一边教唱,一边用力打着拍子,群众和队员们唱得起劲,受到很大的鼓舞,抗日斗志也就更加坚定了。

王华亭在游击队里真是一束火种,点亮了抗日烽火,也照亮了老百姓的心。

三、王华亭更名鲁大东

王华亭是个稳重沉着的人,平常语言不多,但说话幽默,很会做群众思想工作和宣传工作,讲起话来有鼓劲性,大伙儿爱听更爱照办。

当地老百姓中间流行着许多有关王华亭带领游击队打鬼子的故事,说他神出鬼没,上天入地,来无影去无踪,打得准也跑得快,打得鬼子喊爹喊娘,闻风丧胆,随着这些传说的增多,东洋人就越恨他,越想抓住他,游击队不得不每天转移,干起真正的“游击”活动了。

日本人抓不到王华亭,就贴出告示,悬赏1000个大洋缉拿他,有一次,敌人抓往了与华亭面貌相似的大哥王作梅,捆吊起来严刑拷打,王作梅打死也不承认是王华亭,也拒不说出弟弟的去向,敌人发现此人确不是王华亭后,扣押王作梅作人质,放风说要王华亭亲自去赎其大哥,华亭得知消息后,派武工队侦察了地形,利用深夜摸到监审外墙,在墙角挖了一个大洞,把王作梅救了出去。

王华亭想:自己名声大了,敌人把目标对着自己了,得换一个名字,换什么好呢?他站在卫河边上,想起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起了滔滔黄河、滚滚长江,想到中华民族正遭受到敌人的侵占,凌辱,脑海里浮现了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豪迈的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云人物……”

他联想到自己是齐鲁大地的子孙,是炎黄的后代,忽然眼前一亮——“鲁大东”,这个闪光的新名字,在他面前出现了。“对,我今后就叫鲁大东!”

游击队里新出现了一个“鲁大东”,他向战士们和老百姓宣称,王华亭失踪了,王华亭没有在游击队里了……鬼子们听说,认为王华亭真的失踪了,四处打听,众人都这般传说,就信以为真,不再悬赏捉拿王华亭了。

四、艰苦的斗争环境,顽强的战斗决心

1942年冬天到1943年夏季,馆陶县及整个鲁南——冀南地区连续遭受到了罕见的旱、涝、蝗灾。赤野千里,禾苗干枯;突又猛降暴雨,洪水铺天盖地,毁房毁田,淹死人畜。蝗群遮天蔽日,肆吞庄稼地,几分钟光景,就把大片大片齐人高的玉米秸和高梁穗吃个精光……加上敌人的残酷侵犯、合围、清剿,人民群众的生活遭遇到极大的困难,衣食住行难以为继。这时,各级党组织与群众同甘共苦,吃住衣一起,干活,战斗在一起,勒紧裤带度难关,县委的工作方式也改变了,时而集中办公,时而又分散到群众中去,靠群众掩护干部,乡亲们把仅省的一点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掺糠合菜,做成窝窝头,送给游击队员们吃,在革命战友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心,生死与共,阶段感情非常深厚。

鲁大东与战士,群众一样,生活十分艰苦、俭朴,一身破旧衣裳穿了多少年,夏天脚上穿自己编制的草鞋,冬天则穿“麻窝子”鞋;战斗间隙,带领民兵挖野菜、摘树叶、找代食品,还面带笑容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有一天,馆陶县四区区委书记郭清泉不幸被敌人抓住,鬼子对他严刑拷打,要他供出鲁大东的下落,但郭清泉咬紧牙关,强忍着皮鞭的抽打和火红络铁的炙烤,半个字也不吐,宁死不屈,最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1943年,敌人在馆陶县七区护法寺里安“钉子”,专门对付坚持抗日的军民。为了粉碎敌人蚕食游击区的阴谋,鲁大东发动全村群众,不出人、不出粮、不出物资,绝不给日本人效力。全村实行“坚壁清野”,把粮食、物资等深埋地下,青壮年们都离开本村,鲁大东带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员,不停地对敌军进行袭扰,使得鬼子不得安生,又无可奈何,大大推进了日寇在村里安“钉子”的时间,打破了敌人的如意算盘。随后,日本人在八区南拐渠村又去安“钉子”,同样遭到了严厉的抵制,其阴谋又未得逞。这两个地方拔“钉子”的经验,上级很重视,布置鲁大东认真总结,写成文字材料,加以推广,在敌后根据地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五、徒步赴延安学习

19421943年间,鲁大东任冀南区党委三地委委员,兼任馆陶县委书记。19438月,他接到上级通知,要去延安学习。稍稍准备后,他带着通讯员,背上简单的行李,出发上路了,由交通站一站接一站往下送过去。

9月中旬,鲁大东二人到了太行山区涉县,遇到了四地委组织部长杨青,结伴而行,月底,鲁、杨离开太行山,向延安进发,两个通讯员留下一个,每人穿一双布鞋又带一双布鞋,背一个小包袱,砍一根树枝当拐杖,沿交通线走去。

走过根据地,又过封锁线,再过敌占区,走的路线多是难走的小路,两旁全是大山和山沟,过封锁线都在晚上,有一天傍晚,刚到兵站,敌人来“扫荡”了,他们马上疏散,往山沟里钻,半夜,到了半山坡一户人家,有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孩,一条狗,暂住了一宿,次日天明,敌人“扫荡”过去了,他们又才回到兵站。

到了太行南坡,下山时没了路,鲁大东等人就抓着树枝往下溜,鞋和裤子都磨破了,到了汾河边,走到一个秘密兵站,又遇到了敌人,他们马上分别隐蔽到一个村里,落到一户人家。敌人进门,主人巧妙地与之周旋,把敌人“哄”走了,他们才返回兵站。过同蒲路时是在晚上,由一个红军团长带部队护送,淌过汾河,又被敌人发现,红军团把敌人引开,鲁大东三人的腿已经同裤管冻在一起,分都分不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冰块敲掉,两条腿已冻得发僵了。

过了太原南端,又是一座大山,下山时,杨青崴了脚,不能行走,但又不能停留,鲁大东急得四处找牲口为杨青代步,才把杨青驮出了山。

到了黄河边,他们坐大筏子过了河,离延安不远了,他们是到了绥德,那里有中央接待站,各地来的同志重新分配,有的去延安,有的留下读“ 抗大”,中央代表王从吾给鲁大东写了“介绍信”,11月下旬,抵达延安,走了几个月,终于到家了。

在延安,他们去中央党校报到,然后安排生活,住处,领衣服,立即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编制毛衣毛裤,参加种地种菜,成了一个地道的“延安人”。

六、“七大”代表炼红心

到了延安,回到“家”里,鲁大东他们就一面学习一边接受组织审查,作为党代会的正式代表,历史必须清楚,必须要进行审查再作结论,其办法是自己讲个人历史,组织上再去调查,并提出问题要求回答,一个月后,鲁大东通过审查,作出了“历史清白”的结论。

中央党校把鲁大东安排到组织科当干事,搞干部审查工作。1944年后,新的任务主要是学习文件,进行讨论。他们听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报告,听彭真副校长的讲话,看材料,联系实际讨论问题,弄清路线斗争的情况,批判王明的错误。

在延安,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生活得很愉快,思想觉悟也大有提高。19454月,党的“七大”召开,鲁大东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在大会开幕前,先组织大家讨论,提意见和建议,统一了思想,不再纠缠历史旧帐,使大会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

“七大”代表按地区编组,鲁大东属于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刘伯承;下面又分作冀南代表组,组长是陈再道。开会时,鲁大东在第五排左边,小组讨论时,他当记录,整理材料,写总结,做了不少文字工作。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很民主,先是自由提名,拿上去集中,整理后再发下来酝酿,这样三上三下,进行预选,最后才正式投票选举,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七大”闭幕后,8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代表同延安军民,共同欢庆这一伟大胜利。8月底,刘伯承、邓小平和冀南区领导返回太行,其他代表也陆续离开延安,鲁大东走得较晚,是最后一批离开陕北的,因为他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要把冀南地区代表的档案护送回去,组织上专门为他们配备了一头毛驴驮档案。

194510月初,鲁大东赶着毛驴,走到邯郸,路上碰到陈再道司令员,陈提出要鲁大东留下来在部队工作,因为二纵队正在组建,需要有文化有能力的人,鲁大东正符合条件,就这样,鲁大东在晋冀豫军区野战军二纵队司令部当了秘书主任。

鲁大东去延安学习和参加“七大”,来回路上两年时间,这段经历,是鲁大东最重要的革命历程,是他终生难忘的大事。

七、转战南北立新功

鲁大东被陈再道留在部队当了秘书主任,不久又升任冀南军区组织部副部长,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485月,任二野十军政治部副主任,19496月,任二野十军三十师政委,带领部队参加了豫北反攻、鲁西南战役、跃进大别山,又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解放成都等多次重大战役、战斗,屡立战功。在部队,他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协助军事指挥员作战,尤其是对干部战士加强思想教育,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也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他经验丰富,作风深入,工作细致,各级干部和广大士兵都佩服他,信任他,听他指挥,胜利愉快地完成他交办的工作任务和战斗任务。在战场上,他还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并多次掩护战友,用身体保护同志的安全,在澄海战役中,一次敌人的飞机向我军投下了几枚炸弹,其中一枚在他和他的助手身旁爆炸,鲁大东急令大家卧倒,伸手推倒身边的助手,立即用身体护在助手的身上,炸弹弹片在他们的身体上面炸飞,而他和战友们却幸免于难,他用机智和勇敢保护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化惊险为平安。

194912月,二野十军攻占了四川泸州、纳溪、合江、自贡、川东、川南大部分地区相续解放,蒋介石令胡宗南撤至川西,准备向西康、云南逃窜,鲁大东所在的三十师,奉命占领乐山、青神、蒲江等地,配合兄弟部队发起成都战役,以伺机最后歼灭敌人。

十军三十师八十九团和八十八团,先后攻占了成都附近新津县的老君山、狮子山、关家山和宝溪山,不久解放了新津。1226日,解放军扫清了成都周边一个个村庄的残敌,俘虏了大批敌军,缴获了大量军械、辎重,还捉到一名蒋军师长,鲁大东所在的三十师直接俘虏敌人二万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至此,成都及川西平原全部解放,四川全境也相续解放,鲁大东在这场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01月,鲁大东奉命转到地方工作,先后出任乐山地区军管会主任、中央乐山市委书记,领导当地干部、群众胜利完成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等繁荣任务。脱下军装的鲁大东,仍然保持革命军人的优良作风,紧张有序地工作,把乐山市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治安秩序迅速恢复,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八、结缘刘树范,牵手并连心

鲁大东在乐山工作时,认识了女工作人员刘树范。刘树范是当年随二野进川的,1950年分配搞土改工作,由于年轻缺乏经验,工作中常常受到鲁大东的指点帮助。

1951年,鲁大东陪志愿军归国报告团到峨嵋山寻找失散的亲人,刘树范陪同前往,发现飞来寺有一位逃婚出来的年轻尼姑是杨团长的妹妹,鲁大东对刘树范深入细致的工作很赞赏,由于办公地址很近,鲁大东与刘树范时有接触,尤其是刘参加嘉乐派厂搞党建工作时,多次受到鲁大东的具体指导,有很深的印象。

19529月,乐山地委组织部部长董启勋找刘树范谈话,提出想帮助鲁大东解决个人婚姻问题,刘一时没有表态,不久,刘收到鲁大东的一封信,约其面谈,二人开诚布公谈了婚姻大事,由于心有灵犀,相互信任,当下就决定了这门亲事,鲁大东向党委写了报告,获得批准。19521025,在庆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纪念日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鲁大东、刘树范步入了自由婚姻的殿堂。

从此,鲁大东、刘树范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相互支持、相互鼓励、风风雨雨度过了半个世纪,共同战胜了各种困难,经受了各种事件和时间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6070年代“文革”动乱中,鲁大东受到迫害和冲击,处境十分困难时期,刘树范毫不动摇地理解鲁大东,支持鲁大东,信赖鲁大东,给鲁大东极大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安慰——这是后话。

鲁刘组成了一个革命的新式家庭,是团结和睦的“五好家庭”,更是领导干部为下属各级领导和普通民众树立的样板,其风范犹存。

1953年,刘树范随鲁大东从乐山调往重庆,开始走上新的征程,无论是鲁大东当上了重庆市党政一二把手,还是在混乱的“文革”中,刘树范总是同鲁大东心心相系、牵肠挂肚、相濡以沫、生死不渝。后来,鲁大东升迁成都,担任了四川省的领导,刘树范更是关注鲁大东的健康,精心料理家务,支持他搞好全省的工作,待到鲁大东年迈体衰,刘更为鲁操心,尽到了一个模范妻子的义务。

九、初进山城担重任

19532月,鲁大东奉命调到重庆,担任296厂党委书记,从此,经过战争考验,搞过地方工作,经验丰富又有年富力强的鲁大东,走上了工业战绩和城市管理岗位。

当年,国营军工296厂(今建设机床厂)接受了“两个13万”的紧急任务:生产13万枝步枪支援前线,扩大厂房13万平方米,以增加生产规模。

为了掌握工业生产业务和提高工厂领导能力,鲁大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学习,很快从“门外汉”变成了“内行”。在步枪试制中,鲁大东遇到最大的难题是枪管来福线过不了关,工具模板也跟不上,他昼夜蹲在车间,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熬了几天几夜,掉了几斤肉,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两个“十三万”任务圆满完成后,中央满意、人民满意,重庆人民为国防建设打响了漂亮的第一炮,鲁大东首战告捷。1954年,鲁大东先后调任重庆市委工业部副部长、部长,不久又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工业建设,当时重庆工业刚刚复苏,许多企业百废待兴,鲁大东殚精竭虑,一心扑在工作上,几乎把“家”都忘记了……

重庆的塑料工业刚起步时,有人从上海给他女儿带来了一包玩具,鲁大东见了,很感兴趣,把这些玩具当样品交重庆的工厂试制,结果山城也仿样生产出许多塑料玩具来。有一次,一家工厂给鲁大东送来了一架135相机样品,让领导试用,其妻刘树范想用那新玩意儿给孩子们照几强相,下星期再返还工厂,鲁大东不同意,一定要及时返还工作;一家工厂试制出了钢琴,刘树范预订了一台,鲁大东知道后,惟恐自家占了工厂的便宜,立即通知厂方,坚决退货,弄得家里大人孩子大失所望,女儿大哭一场……

鲁大东初进山城,掌握了工业生产和管理的大权,却不为自家谋半点私利,而狠抓国防建设,抓工业的复苏发展,却不顾休息与健康,宁肯吃住在工厂、车间,忘掉了个人的利益。两者相比较,孰重孰轻、泾渭分明,这样的领导人,咋不令人啧啧称赞呢。鲁大东房挑重担,不忘宗旨,接受了新的考验,战胜了各种风险,终于在山城人民中扎下了根,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十、屡战屡胜传喜讯

鲁大东主持重庆工业战线之后,坚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国有企业成效显著。1956年党的“八大”后,全国掀起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1958年“大跃进”、“钢铁之帅”升帐,鲁大东到重铜蹲点,大搞共战,年终,钢产量超额8.4%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而他却累病了。

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形势好转;中期,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口号,开始了“三线”建设。鲁大东带病下到大洪河水电站及九龙坡电厂,抓能源建设,抓交通运输,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法,解决了搬迁企业的实际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一大批兵器、船舶、电子、航天、仪表、核工业等大型企业高质量高速度地兴建起来,迁建和扩建了60多个国防工业配套的机构、冶金、化工等企业,使重庆建成了常规武器工业基地,也促进了民用工业的发展,在三线建设中,几十家沿海工厂迁来重庆,鲁大东顶烈日、冒严寒、跋山涉水、昼夜奋战,为西南铝加工厂、四川纸尼纶厂、四川染料厂、重庆造船厂、四川柴油机厂、热工仪表总厂、重型汽车厂、红岩机器厂等几十个重点企业选址,定点,设计,建造,并使之很快建成投产发挥效益。他严把质量关,不准偷工减料,不准精制烂造,减少浪费,消除事故隐患,便这些企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鲁大东经常深入基层,与工人们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化,不接受任何宴请和礼品。有一次,他到一家煤矿检查工作,就餐时发现饭菜摆了一桌,他拒绝入席,说:“工人在挖煤,我们却大吃大喝,对得起工人吗?”在松藻矿务局,见工地上尘土飞扬,生产环境很差,生活十分艰苦,他说:“这是暂时的困难,只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己动手建行新房,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他的关怀、鼓励下,松藻矿务局的职工克服了种种困难,迅速建成了年产300万吨煤的生产能力,吨煤投资成本也是最低的。

鲁大东用患慢性肝炎的虚弱之身,换来了重庆工业战绩的无比辉煌,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喜讯不断地上报,鲁大东愉快地展开了笑眉。

十一、风云突变,动乱开始

鲁大东1956年起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书记,为重庆市、四川省的建设与发展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当他信心倍增,大展鸿图之时,一场始料不及的政治风暴发生了。

1966516,康生、陈丽达等人炮制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陷入一片混乱,重庆市也难幸免,原市委书记、市长任白戈无法行使领导权,离开了市党政领导岗位,78,四川省委宣布由鲁大东主持重庆市委全面工作。

815,重庆大学造反派到师专串联,要求市委表态支持,鲁大东坚持原则,不予支持,造反派就喊出“炮轰市委”的口号。828,造反派又在江北制造事端,遇到老师群众抵制,发生冲突。910月,重庆两大红卫兵分别成立总部,市委开会研究合并,造反派则反对合并,并煽动学生到大礼堂静坐示威,鲁大东派人送去衣被、饭菜,劝他们返回学校,学生们不听,在少数人的操纵下,搭乘火车上北京向“中央文革”告市委的黑状。

到该年四季度,“文革”动乱波及到工厂、企业、城市街道,社会秩序恶化,市党政机关瘫痪,124日,工人纠察队在大田湾召开大会,鲁大东尽力劝阻无效,会场上双方发生殴打,秩序大乱,这是造反派蓄意制造的事件,嫁祸市委,但鲁大东顶住压力,大义凛然,同造反派作了坚决的斗争。

1967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发难,进行“一月夺权”,124,重庆市造反派仿效这股歪风,夺了重庆市委的权,此刻鲁大东正在北京开会,待会议结束返回重庆,得知印章被造反派“夺”去,感慨地说:“现在全国情况都已如此,印章拿去就让他们拿去吧。”又说:“这几个月来办公厅的同志们辛苦了,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然而鲁大东并未“休息”,被造反派关押进重大的“牛棚”,失去了人生自由,每天除写“交代”材料外,还时常被拉出去批斗,最大的一次是219在珊瑚坝,被斗的人有李井泉、任白戈、鲁大东等;另一次是227,在市人民大礼堂,主要批斗鲁大东,鲁在会议拒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更不承认是“反革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守不屈的品质。

十二、难忘周恩来总理

鲁大东在渝工作期间,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与关怀,接受指示,聆听其教诲,他对周总理有极深的感情,特别敬重周总理的为人。

“文革”中,周总理又多次支持、保护鲁大东,免受造反派的迫害与攻击,有一则周总理智救鲁大东的动人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19671-5月,鲁被关进重庆大学“牛棚”,由造反派专人看守。52凌晨,驻渝54军两个军官乘坐军用吉普车驶入重大,声称:“我们是警备区的,奉上级之命,来提审鲁大东。”当场出示了警备区的“八一”大印,证据极为强硬,毫无商量余地。造反派头目不知所措,只好答应提走鲁大东。二军官马上带着鲁大东,迅速驶出重大校园,细声说:“情况紧急,什么东西也别带,更不要回家。”车到了隆昌地界,一名军人才说:“大东同志,我们奉领导派遣,送你去北京开会,这是周总理的指示,现在飞机已在成都机场等候您了……”鲁大东这才明白二军官的来意,心中一阵激动和感谢。

在隆昌稍事休息,共用早餐,但鲁大东身无半两粮食,也无钞票,怎么买早点呢?正焦急间,二军官说:“不用着急,钱粮我们都为您准备好了,尽管放心吃早饭。”鲁大东用感激的目光看着他俩说:“这样吧,钱、粮算我借你们的,等你们完成任务后回重庆,到我家去找我妻子刘树范,由她代我归还你们吧!她见到你们时,也可了解到我的下落,让家人放心。”随后,军用吉普再次上路,一直开到成都双流机场。鲁大东见西南局书记程子华等领导同志也在那儿,就一同登机飞往北京……

鲁大东等人到了北京,被安排到中直招待所,开始了数月的“学习班”生活——这实际上是周总理保护各地领导们的一个妙招,造反派四处打听、探寻,均无法找到老干部们的下落。江青、陈伯达等要追查负责安排行踪的北京王戌区司令员傅崇碧,傅正好刚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汇报此事,毛主席说:“这个安排是我决定的,没有你的责任。”后来,周总理表扬傅崇碧机敏对付了江青等人,保护了部省级一二把手。

鲁大东于19686月回到重庆,根据同总理安排,担任市革委副主任,1971年任市委第二书记,1973年任市委第一书记,新的担子又压在了鲁大东的肩上。

十三、顶住歪风战妖魔

党的“十大”前夕,重庆的造反派搞了一个“群众批林小组”,但并不“批林”,而是把矛头对准鲁大东,妄图阻止鲁大东当选中央委员,“十大”之后,它又更名为“十大宣传队”,同样地,它不但不宣传“十大”,还处处制造事端,嫁祸于市委和鲁大东。

1973919,这个非法组织借口“市委唆使交警打人”为由,冲进市委,狂叫要“制造流血事件”,又派人赴京“告状”,上骗中央,下骗群众,挑动群众对市委不满。他们公然在大街上抢劫车东西,叫嚣说:“要车,去找鲁大东还!”

1974312,市委党委开会,鲁大东决定取缔这个罪行累累的“宣传队”,老百姓拍手称快,重庆这个重灾区,在市委和鲁大东领导下,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正确措施,战胜了妖魔,打击了歪风邪气,减少了损失,使山城在劫后得以迅速恢复,鲁大东是功不可没的。

同年104日,邓小平复出,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不久又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四人帮”却大为不满,恶意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在重庆,更加对鲁大东进行诬蔑、迫害。他们四处张贴“批邓、反击左倾翻案风”的标语,说鲁大东是“投降派”、“复辟派”,但鲁大东泰然处之,坚持搞整顿,取得了巨大成绩。

197618,周总理逝世;99,毛主席也去世。“四个帮”下令不准悼念周恩来,鲁大东却指示各单位:“应当让群众表达对总理的哀思,不要阻止群众的悼念活动。”他亲自主持起草了通知,要各单位学习总理的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广大干部群众纷纷到红岩村、曾家岩等地吊唁。

江青等要市委接纳造反派头目入党,鲁大东坚决顶住。59日,造反派抛出“走资派仍在走,造反派要战斗”的反动文章,要市委“转弯子”,让他们“进班子”,鲁大东带病批判他们,说“必须按党章规定发展新党员,不能离开原则去吐故纳新”,坚持了正确的组织路线。

1976106,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十年“文革”收场。重庆市的社会经济秩序逐渐好转,鲁大东带领山城人民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十四、情系国防工业

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作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重庆基地的建设是兵器工业三线建设的主战场,鲁大东亲自带队,深入重庆各地和周边荒辟山区选址定点,勘察选厂,新建、改建和扩建一大批国防企业。

中央决定,在重庆以兵器工业为中心,新建大口径火炮厂、大中小口径炮弹厂、枪械厂、火炸药厂、火工引信厂等及科研教育单位,发行和疏散老兵工厂,还有冶金、机械、化工、石油、轻工业配套项目,合计84个,要求三年左右完成。

鲁大东钦命,昼夜兼程,开展了全方位的工作,几年时间,在重庆就集中了兵器、船舶、电子、航天、机械、仪器仪表、橡胶、化工、交通、通讯等150多个项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1978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鲁大东升任国务院三线企业调整办主任,他强调把近郊的好地盘拿出来,就地就近进行调整。于是,石桥铺出现了航天研究院、第三设计院、重汽研究所、五四所、六工所等科研设计单位,后来形成了高新区。南坪拨给了电子工业部三个研究所,西南计算机公司和电子厂、五机部光学厂等单位,形成了南坪经济开发区,又把北碚辟出来,引来了光学仪器主导厂308厂、在巴县鱼洞组建大江特种车辆厂,在西彭扩建西南铝业集团公司(原西南铝加工厂,即11工厂)。

在三线建设中,鲁大东亲自抓点、以点带面,首批以浦陵机器厂和红岩机器厂为搬迁的试点,组织人力、物力,打歼灭战,工程进度和质量都大有提升,从上海、无锡迁往重庆,几个月就建成投产了。112厂,重型汽车厂、热工仪表器厂、川东造船厂、川维厂、合成制药厂、四川染料厂等也很快在重庆地区建成。

通过三线国防建设,带动了交通、能源、原材料等工业的发展,这对增强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工业的实力,加快重庆经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鲁大东,在三线建设中尽心尽力、呕心沥血,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把整个身心都投入进去了,终于换来了巨大的成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扬与肯定。

十五、嘉陵摩托的诞生

1977年,鲁大东调成都工作,任四川省委书记兼省长,重庆嘉陵机器厂厂长孙寿彭去成都,向鲁大东汇报军转民生产问题,欲建一条年产30万辆摩托车生产线的规划,鲁大东听后很高兴,说:“省委一定帮助和支持你们。”

鲁大东决定先让嘉陵厂去南斯拉夫考察,后又与日本本田公司合作,生产排气量为50cc的摩托车,再发展70cc以上的产品。

为解决体制上的矛盾,避免条块冲撞,必须联合协作,生产摩托车的零配件,鲁大东指出:“联合的标准应以效益为原则,哪家质量好、价格低,就与哪家联合,不怕得罪人。”为选用小弹簧,系统内企业与地方小企业发生了矛盾,反映到部里,惊动了谷牧和王震两个副总理,经鲁大东在五机部开会,据理力争,使问题得以解决。

很快,CJ50型嘉陵摩托车生产出来并投放市场,深受市民欢迎,横向联合的企业由几十家发展到180多家,并扩大产量达年产100辆的规模,成为一个真正“拳头”,列入三线地区十个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之一,在鲁大东的大力支持下,嘉陵厂进一步与日本本田公司合作,先后引进一套发动机生产线及一批关键技术装备,车型从50cc70cc再到125cc等几十种,成为国内外知名品牌,不仅受到国内消费者的青睐,而且实现了大批量出口的目标,走向五大洲各国。

重庆市摩托车这一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凝集着鲁大东多少的心血啊!这是军工企业转为民用产品的示范企业典型样板,是重庆工业转轨的榜样,在鲁大东的关心、支持、指导下,并力排众议、抓好时机,便重庆嘉陵摩托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优到精,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军工转民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后,鲁大东又大力支持重庆微型汽车的开发与生产,他对嘉陵厂倾注的热情与关怀一直延续到他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临终前仍念念不忘这家大型国家企业的命运前途,真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十六、建设厂的建设

鲁大东调重庆工作,第一站就是到建设机床厂(当时叫国营296厂)任党委书记。上任伊始,工厂接到“两个13万”的命令,以满足国防前线的急需。建厂、迁厂,庞大的基建,艰苦的新产品试制……像一团乱麻摆在鲁大东面前,而当时工厂基础薄弱,机构不健全,管理水平低下,生产也不正常……面临异常的现实,鲁大东表现出一个革命军人、领导干部特有的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他披荆斩棘、迎难而上,指挥了一场极其漂亮的攻坚战。

首先解决人员问题,破格提拔了一批干部,在农村招收2000多名学徒工,同时,狠抓思想教育、消除职工中被动保守思想和消极畏难情绪,激发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及时推广“平行作业”的先进工作法,开展“红旗竞赛“,使工厂的生产秩序步入了正轨。

产品基本完型之后,鲁大东抓住生产经营这个中心环节,抓质量,向废品作斗争,开展合理化建议,培养合符条件的工人入党,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创业,苏式步枪试制成功,指投入生产,胜利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光荣任务。

与此同时,鲁大东大抓了基建工作,一年来,新建厂房50167平方米,住宅78704平方米,单身宿舍13764平方米,还有学校、疗养院、电影院、职工食堂等建筑,使一个现代化兵工企业初具规模,为大型军工民品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大东非常关心和重视干部队伍建设,要求干部学习政治、学习业务和管理知识,进行各方面的能力训练,他要求办公室每天写工作日志,每夜亲自批阅,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加班时从不要人陪伴,开会时从不缺席、迟到。

有一天,他下车间检查工作,天下暴雨,有人急忙送伞来,鲁大东拒绝打伞,说:“人们都没打伞,我为什么要打伞?”虽是一件小事,说明他高尚的人品和精神风貌,从不搞特殊化,以后鲁大东调至市委工作,仍时时去建设厂指导工作,关心建设厂的发展和进步,至今,建设厂的人们还铭记着鲁大东的情谊。

十七、大江厂在腾飞

重庆大江特种车辆厂(即107厂)是三线建设调整与资产重组、企业改造相结合的产物,是克服原样搬迁、重复建设和“大而全”弊端上规模上档次的一个典型,鲁大东为大江厂的腾飞作出了许多努力。

大江厂是兵器系统原处于偏远山区——綦江、南桐、南川等地的九家大中型企业,集中调迁至巴南区鱼洞镇附近的长江南岸而组建成的大型军工企业,有总厂和九个专业分厂、生产特种车辆、微型轿车、军工重型机械生产基地,同时,还通过调迁吸引了外资,兴办了七家中外合资、独资企业,使整个地区形成了企业群体和新兴工业区,通过专业分工和配套协作,使企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都大有提高,从而起了腾飞之路。

1988年,鲁大东第一次亲临刚刚开工不久的大江总厂视察工作,应邀欣然题词:“学亚运,创三新,争朝夕,加快建设!”

10年后,1998423,鲁大东已到暮年,他拖着沉重的病体,拄着拐杖,再一次来到大江总厂,又一次挥毫题词:“开拓前进,祝大江厂早日腾飞!”在与总厂领导谈话中,科学地预言:107厂有发展后劲,很有前途!

可是,这最后一次题词之后四个月,1998828日,鲁大东这位关心、支持、重视大江厂的老领导,却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离开了他热爱的国防工业,大江厂人无限悲痛,全重庆全四川人民无限悲痛……

回忆起大江总厂调迁的最后一个项目——专用车生产线建成投产了,总厂下属的九个分厂全部搬迁完毕,参股的长安铃木汽车公司已发挥效益,第三产业正式兴起,而且,大江厂正式通过了国家验收,总厂成立了正式的党委,工作全部走上了正轨……这一切,都是鲁大东生前最为关心最为牵挂的大事,大江厂人没有辜负鲁大东的厚望,一一得以实现,以告慰这位老领导。

十八、誓创“建峰”名牌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建峰化工厂(即816厂),从1966年开始选址定点,到1984年停建转民,鲁大东始终关注工厂的建设与发展,三次亲临现场视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19667月,816厂进军重庆,鲁大东决定将重庆饭店三层楼作该厂的临时办公处,后又指示将江北观音桥12号建其团级办事处,工程兵54师立即进场施工。

198311月,816厂开始了转民工作,先建年产30万吨合成氨(折合52万吨尿素)的大化肥工程,鲁大东知道后,表示大力支援,同意提供天然气作原料。

19848月,鲁大东到北京开会,向国务院汇报了816厂转产事宜,国务院办公厅立即转发了会议纪要,为“七五”三线企业调整改造创造了条件,11月,鲁大东在成都召开会议,与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四川省副省长顾金池等支持转产30万吨大化肥方案。

19896月,大化肥工程全面开工,鲁大东亲临现场视察,他说:“816大化肥工程开工后,行动迅速,雷厉风行,无愧于十个先行突破项目之一……希望大家团结协作,精心施工,绝对保质、保量、保安全,按合同条款期限完成建设任务!”

1998323,病中的鲁大东两次赴渝,与市委书记张德邻、市长蒲海清等专程去816厂等企业参观,他心情愉快地在厂区林荫道上散步,参观大化肥主控室、操作指挥中心,看到高大的合成装置和密密麻麻的管网,心情格外高兴,厂领导见鲁大东精神很好,就请他老人家题词留念,鲁大东年事已高,许久没有提过笔了,但这次他欣然拿起笔来,写下了苍劲有力的五个大字:“创建峰名牌”!

谁知道,这五个大字竟成为鲁大东战斗一生的最后绝笔!但建峰人没有辜负他的殷切期望,经过多年的努力,816厂生产出了大批高质量的合成氨,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千万吨的优质尿素,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为计民生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真正创造了“建峰名牌”,享誉海内外。建峰人没有忘记鲁大东的教诲,没有辜负鲁大东的期望。

十九、华蓥山的誓言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和加强“大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华蓥山地区被列为川东北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周总理说:“四川地位很丰富,生产建设任务很重,要抓好华蓥山煤田的开发工作,解决能源供应紧张的问题。”因此,四川省领导决定成立华蓥山煤田开发会战指挥部。由鲁大东牵头负责。

鲁大东从实际出发,实行一全套建矿的政策措施,坚持“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把各方面的力量调动起来,就地取材,自己动手稿建设。

197010月,鲁大东在广安召开的干部大会上,讲形势讲任务,铿锵有力地说:“关键在于有一很大的干劲,那种胸无大志、无所作为、屈服于困难和自然界的压力,是懦夫、懒汉的世界观,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有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气概……”接着,鲁大东举起右手、高声说道:

“我们大家向毛主席宣誓: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革命加拼命,加快华蓥山煤田开发建设的步伐,早日建成战略后方基地,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

好一番誓词,好一种气魄!这誓言在华蓥山地区,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激起了千百万煤田会战指战员们冲天的革命干劲!

从筹建、开工到矿井投产,只经过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在边基建边生产的过程中,鲁大东充分在群众路线,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会战工作进展快、成效大,没有发生重大偏差和失误,为缓解国民经济建设中能源需求紧张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带动了公路,专用铁路,输变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1971913,发生了林彪叛国事件,加之“文革”后期出现严重经济困难。1972年上级批准撤销了总指挥部,成立三个矿务局,但鲁大东仍然心系矿井,不忘当年的誓言,继续关心、支持、帮助煤矿的生产与发展,紧紧依靠华蓥山地区的群众,依靠广大矿山职工,使华蓥山煤田会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新的捷报频传,一大批相关产业随之出现,那誓言至今仍在职工耳边回响……

二十、川维厂的崛起

鲁大东抓工业,无论重工业、轻工业、军品民品,一视同仁,且抓出了成效。

“一五”时期,重庆市纺织工业落后,规模很小,鲁大东指示:“按经济合理的原则,对老工厂进行改造,充分发挥原有企业的潜力,发展自己。”

19636月,川维厂在长寿开建,年产维尼纶4.5万吨(其中短纤维4.2万吨),乙炔2.87万吨,甲醇9.5万吨,醋酸乙烯9万吨,聚乙烯4.5万吨,甲醛2万吨……从英、法引进设备,要求1976年建成。

鲁大东对这一大项目十分关心,认为这是对发展我国合成纤维工业,解决人民穿衣问题的大事,对调整重庆市的农、轻、重比例,综合利用四川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都有重大意义。

工程“三通一平”时,鲁大东就亲赴工地调查研究,解决各种问题,招收大学化工专业和毕业生进厂,与中央、部省协调,解决电、气、原材料等供应问题及基建、运输等困难,但工程进度加快,但不久“文革”爆发,社会动乱,鲁大东竭力克服各种破坏和干扰,努力维护正常的基建秩序,在中央和四川省及各方面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这项庞大而艰巨的项目,受到中央肯定。

鲁大东经常在大小会议上称:“川维工程规模大、技术好,而我们经验少,施工期又短,为保证多、快、好、省地建好这个项目,我们必须以大庆为榜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还一再强调:“在川维建设中,该市里解决的问题,各有关委、办、局要抓紧、抓实解决。”那时候,大规模的武斗才刚刚停息,城里到处有从乡下涌来讨饭的难民,帮派势力还在各处张贴大小字报,甚至继续搞打砸抢活动。鲁大东不顾自己的处境和安危,力排干扰,勇往直前,用极大的精力处理好有关川维的建设问题,终使这个大型民用企业迅速崛起、发展、壮大,成为全市乃至全国的轻纺骨干企业,源源不断地为市场供应各类化纤产品,为老百姓的穿衣问题解决了一大难题,鲁大东在这其中,功不可没,功垂千秋。

二十一、嘉陵江大桥秀山城

重庆嘉陵江两岸行人来往,自古都是靠船渡河,诸多不便,严重制约了两岸经济的发展和市政建设,何时能修建一座大桥,解决山城交通拥阻难题,是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鲁大东力图早日解决的一块心病。

1959年的沙滨长江大桥(铁路桥)竣工之后,鲁大东决定立即动手嘉陵江公路桥的建设,铁道部工程局立即移师牛角沱,拉开了建桥序幕。但上马不久,国家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财力紧张,工程被迫停工缓建。

19639月,鲁大东与国家计委商量,请求立项,恢复建桥,列入了1964年的基建项目,确定了由国家投资和桥梁建单位,一时间,从上清寺到观音桥,江上岸边红旗招展,人喊马嘶,工地上热火朝天,一派繁忙;入夜灯火辉煌,挑灯夜战,弧光闪闪,机器轰鸣,灯火摇曳,白班连晚班,昼夜不停,施工,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大桥建成通车。

196511月,邓小平到重庆视察工作,鲁大东部同参观市容市貌,来到牛角沱嘉陵江边,邓小平等兴趣勃勃地走上嘉陵江大桥,仔细观看,在听取了鲁大东的汇报后,极力称赞大桥修得好,为山城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邓小平还特意下车,在新修的桥面上步行了一个来回,感受到新大桥的美景。

1966年底,大桥全部竣工,通车那天,在桥头举行剪彩仪式。桥上彩旗飘扬,一大串车辆披红载花列队缓缓地鱼贯驶过大桥,其情景蔚为壮观。南北桥头人山人海、欢声掌声笑声不绝于耳,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共同庆贺这一项城市基础建设的胜利完成,鲁大东和建桥英模为之剪彩。

嘉陵江大桥的建成,方便了南来北往的人员和车辆通行,又为山城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许多来渝旅游的客人都要到大桥上游览观光,拍摄留念,一到傍晚,华灯初上,江上岸边,万家灯火,把山城打扮得流光溢彩,格外妩媚。

从此,观音桥地区与市中心区连成一片,后来形成了一大商圈,并建成了全市最大的商业步行街,与解放碑并驾齐驱。

二十二、“文革”后首任四川省长

鲁大东在重庆市担任党政一把手时,就兼任了四川省委部分领导职务,19561月,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鲁大东当选为省委委员,19583月,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周恩来领中央领导人视察了成、渝等地的一些厂矿、农村,鲁大东参加了部分陪同活动。

19663月,在四川省委一届三次会议上,鲁大东作了大会发言,随后用电话向重庆市委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五大运动”、“十项工作”的指示,包括:农村人民公社要防止左的情绪,不要过急的提过渡问题,目前是造船、造车,准备过渡条件;“外客参观、看好的也要看坏的,不要只拿好的给外国人看,完全看好的,会使我们自己麻痹起来,我们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管好的,不怕别人反华,我们搞好了,人家就会来轻山拜佛……”等内容。

1961年,鲁大东出席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的十四次全体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196511月,鲁大东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8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鲁大东被任命为省革委常委,不久,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立,鲁大东是核心小组成员。

19718月中央四川省二次党代会上,鲁大东当选为省委常委,后又由中央批准,任省委副书记。

上述这些职务,均系鲁大东的“兼职”工作,其主要精力仍放在重庆,是重庆市党政第一把手。到19773月,鲁大东才告别山城,到成都正式担任省委的工作。19791月,任省委常务书记,12月,任四川省省长——这是经过“文革”后,四川生活上首任民选省长。

至此,鲁大东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了成都。1983年,鲁大东任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任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主任。

鲁大东同志离开山城后,在主持四川省政府工作期间,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的决定,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充分发挥了“一班人”的作用,考虑问题全面细致,处理问题果断有魄力。工作上,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讲究工作效率,为维护全省安定团结,振兴四川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二大后,为实现领导干部新老交替,鲁大东同志主动要求从党政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的高风亮节得到中央的肯定和表彰。主持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工作期间,他经常深入企业调查研究,提出调整改造规划和具体实施办法,有力地推动了三线调整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国务院充分肯定。

二十三、深切缅怀大东同志光辉一生

199412月,鲁大东同志离职休养后,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命运。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关心四川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支持四川省委、省政府工作,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晚节。1998828,鲁大东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83岁。

鲁大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参加革命工作60多年来,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他坚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勤奋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和极强的组织观念,坚持原则,识大体、顾大局,一贯以党的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他作风民主,为人正派,胸怀开阔,办事公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谦逊谨慎,关心爱护干部,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受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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