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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尽瘁、坎坷从容的张文澄在重庆

2017-06-01 18:26:06来源:重庆党史网

中共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

张文澄(1915.91998.7),汉族,四川仁寿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在重庆工作、学习、生活了49年,先后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副秘书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为重庆的革命、建设、发展、改革呕心沥血,做出了一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

一、险象环生的地下斗争

张文澄原名张明宗,字浦洲,19159月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一个较为殷实的陕籍盐商家庭,十岁时自改名为张文澄,入党时的登记名为贺明,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都以贺明呼之。19204月,年仅四岁半的张文澄就开始在老家读私塾。直到1928年春,经过多方努力,父亲才同意已12岁半的他考入县城三隅高小,开始接受现代教育。193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进著名大文豪郭沫若就读过的成都联中(现名石屋中学)念中学,高二转至进步学生集中的华西协和高中继续求学。

张文澄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进步文学,特别偏爱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的作品。他对军阀混战、列强凌辱、官场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极为不满,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警策,主动放弃众望所归的殷实家业的财产继承权,自觉投身社会改造的洪流。他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在《华西日报》、《文艺月刊》等多种社会报刊和学校校刊上公开发表《饥饿者群》、《春天》、《射手之歌》等抨击黑暗、歌颂光明、具有强烈革命意识的诗歌和文章,并四处寻找中共地下组织。参加革命并入党以后,先后战斗生活在成都、宜宾、乐山等地,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总部委员、中共成都市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委委员、成都市委组织部长、成都市委代理书记,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川康特委秘书长、川康特委青委书记,中共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川南特委委员等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职务,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方针、政策,组织、发动群众投身抗日救国斗争,组织进步学生和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第一线,建立、整顿和发展中共地下组织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8年春,他受中共四川省委的委派,作为四川省三名学生代表之一,带队赴武汉出席中华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赴会途中,他生平第一次来到日后与其结下不解之缘的山城重庆,第一次离开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四川盆地。大会期间,他还有幸第一次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老首长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博古等同志。

1940年深秋,他作为中共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独闯恐怖阴森、猛虎出没的五里岗,深入敬梓场农村巡视基层党组织工作,先后与12条猝然窜出的乌梢蛇狭路相逢,不时吓出一身冷汗。事后,他诙谐地调侃道:有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老虎又能把我怎么样。19418月,张文澄夫妇在乐山柏杨坝从事地下工作时,所租草房突然半夜着火,并很快化为灰烬。要不是住在隔壁的战友及时发现呼唤逃生,险些双双葬身火海。在川西、川南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多次受到敌人的通缉;只是在敌人的通缉令上,多是他的化名或外号。据说,在宜宾地区的敌伪档案里直至解放还保存着通缉“刘老表”(当时张文澄的化名为“刘仲荣”,人称“刘老表”)的密令。

19419月,张文澄奉调到重庆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学习。同年12月,他在赴云南昆明执行任务过程中遭遇三次危险:首先是在巴县一品场国民政府联合检查组设的关卡前,因南方局机关负责秘密工作的同志的一时疏忽,把他身份证明的名字和乘坐汽车的登记名弄成了两个姓同名不同的名字,当负责检查的军官发现破绽询问时,张文澄急中生智地回答:登记的是我的名号,是朋友帮忙登记的,才算勉强蒙混过关;其二是在贵州关岭镇,所搭乘的破旧货车在下坡转弯时因刹车不及,与迎面驶来的高大坚实的军车迎头碰撞,下颚撞在挡风玻璃的下框架上,骤然冒起一个紫色大血包;其三是驶离关岭不远,司机在下坡冲向桥面的过程中,因车快路滑,方向失控,径直滑下公路,沿着路边小溪和桥头左侧河滩,踉踉跄跄冲下河谷,好在河水不深,还能逃车自救,但也算连遭三险,叫人确实有些惊魂未定。

19424月,张文澄调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云南调研组组长,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滇军第二路军指挥部系统内的中共地下组织,收集云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有关情报,建立秘密电台与南方局直接联系。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争取云南地方军阀积极抗战,确保滇缅公路这条抗战期间的重要战略运输线的顺利运转,收集云南各方面的战略情报为中央决策作参考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云南工作期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并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党的活动经费极为困难,张文澄为了养家糊口,也为了找个公开职业作掩护,硬着头皮花了一周时间,废寝忘食啃读《立信簿记学》,初步掌握了财务会计的基本技能,顺利应聘中国火柴专卖公司昆明分公司会计职务,并干得像模像样。

19465月,张文澄调到公开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工作,任副秘书长,负责省委情报部内务工作。同年10月,随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赴南京,同年11月转道上海,任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委员,以私营保险公司会计为职业掩护,配合和协助钱瑛开展南方诸省国统区隐蔽战线工作。1948年春,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刘曾到过上海向钱瑛汇报工作,也同时见过张文澄。若非中共川康特委确认刘叛变后,迅速向上海局发出密报,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闻讯后当即组织叛徒在上海接触过的所有地下党同志转移。当叛徒带领武装特务火速赶赴上海抓人时,早已人去楼空。同年5月底,张文澄等人奉命转赴香港,在钱瑛领导下,进行了半年的集中学习和培训。

194812月,张文澄调任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其间,他与武汉地下市委其他领导一道,重点抓了三件事:一是发展组织。仅用半年时间,就使全市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由几十人扩展到4000多人,地下党员由100余名发展到400多名,为迎接解放、接管城市储备了有生力量。二是培训干部。按照上级要求,地下市委分期分批组织干部赴香港,学习新形势下党的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为接管政权做干部、组织和思想准备。三是保卫武汉。包括提前做好充分缜密的保卫预案和具体行动方案,层层建立应变委员会和统一的电话指挥网络,组织学生纠察队、工人自卫队,治安巡逻队,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收集情报,提前做好策反,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护店,保卫城市重要设施,维护政权更迭时期的社会秩序,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等。在紧急关头,地下市委还采取断然措施,坚决制止了国民党残部企图对市电话总局等一批重点部位按计划进行的爆破。1949517日,这个“九省通衢”的重要城市终于较为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

在长达12年的地下斗争中,张文澄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业和稳定的工资收入,长期过着“风里来,雨里去,四海为家,居无定所,衣着简朴,粗茶淡饭,冒着生命危险超负荷工作”的职业革命生涯。

二、参与地方政权建设

194912月,时任武汉市市委委员、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学校文化党委书记的张文澄响应党组织关于解放和建设大西南的号召,随刘邓大军[1]挺进重庆,最初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市委副秘书长。在此期间,他完成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受中共重庆市委的委托,代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的刘伯承起草一个对重庆的政权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开拓性指导意义的重要报告,即刘伯承同志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这个体现西南局党委决议,对重庆发展具有政权更迭、除旧布新、精心部署、战略谋划伟大意义的主题报告,虽是在刘帅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但张文澄勇担重任,不辱使命,能把上级党委的意图在报告中较为完整地体现出来,也足见其具有较大的政治智慧、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强的文字驾驭能力。

19503月,张文澄调重庆市第三区(195510月更名为沙坪坝区),任中共重庆市第三区首任区委书记,在这个科教文卫事业处于全市领先地位的文化区开始了他历时三年的从事基层政权建设的拓荒之旅。

新中国政权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党的建设。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他着重抓了思想、组织、作风三个方面的建设。

在思想建设上,张文澄注重对症下药,突出重点,夯基固本。当时,他按照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艰巨,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要求,在三区全体党员和机关干部中开展认真扎实的整风。整风的重点就是批评功臣自居、享乐腐化、个人英雄主义等错误倾向,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一教育,在共产党执政之初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它有效防止了中国共产党重蹈李自成义军盛极遽腐、自取灭亡的覆辙,也避免了一批资格老、贡献大、能力强的党员领导干部犯大的错误,尤其是犯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那种不可饶恕的罪行,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全区各级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在组织建设上,他着重抓了班子、队伍、基层这三个环节。首先,他注重提拔那些对党忠诚、事业心强,经过实践锻炼的优秀人才进入领导班子。他把团结问题视为增强班子战斗力的根本保证,以自己的大度、谦和、务实的个性特征和睿智、勤奋、廉洁的人格魅力把整个班子紧密团结起来,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确保各项任务完成。其二,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本着积极慎重的原则,大胆吸收新鲜血液。特别强调在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反等火热的斗争中,积极培养思想过硬、能力较强的骨干分子,一旦条件成熟,立即发展入党。在他担任区委书记的三年间,全区党的各级组织从无到有,发展到53个;党员从411人发展到656人,增长59.6%。其三,在基层组织建设上,首先是层层建立基层党的组织。各街、乡(当时还未建镇),区级各部门,各有条件的企业、学校、科研单位等,都在三区区委成立的当年,先后建立基层党组织。其次是建立健全以“支委会、支部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为主要内容的党建制度。最后是对基层党组织提出严格要求:即要求党组织要成为各项事业的核心;基层支部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作风建设上,他一是坚持原则,勇于碰硬。三区首任区长不能正确对待党报对本区工作的批评,派人到《新华日报》滋事,引起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的重视。张文澄在向市委作出书面检讨的基础上,与老八路出身的老战友屈膝谈心,大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在上级支持下,作出了应有的组织处理。二是坚持民主,健全制度。他团结带领区委一班人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用最快的速度,建立健全了包括区委委员会议、区委民主生活会议、区委全委扩大会议等制度在内的党的各级组织的各项党建制度。定期召开区委全委会(当时未设区委常委会),三年六次召开全区党员代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代表们的批评,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依靠班子团结、集体智慧和群众力量推动各项工作。三是深入调研,率先垂范。1951年,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在三区进行城市民主改革试点。他作为区委书记,亲率工作组在磁器口蹲点,从自己调研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中,弄清了依靠谁、团结谁、改造谁的问题。他据此向市委写出调查报告,受到上级充分肯定。邓小平亲自批示“转发,并在《西南工作》上刊登,供各地参考。”四是执行纪律,不徇私情。在1952年“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三区部分干部、群众对与张文澄长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时任区工会办事处副主任的妻子意见较大。认为其对“三反”运动认识不到位,作风不够深入扎实,接受群众批评不够虚心,对运动深入开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作为区委书记,张文澄在查明情况后毫不手软,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果断对妻子作出停职反省的决定,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促进了全区“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五是严于律己,勇担责任。当年市农协为借鉴和宣传全国土改经验,批转了山东某地的做法,三区很快采用了。后来,该经验因不符合重庆和三区实际,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受到批评。张文澄在作教训分析时,并没有说是市农协推介的,而认为自己作为区委主要领导,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从自我批评的角度,深刻检讨了自己工作的疏忽和不足,并提出弥补措施和今后改进意见。

张文澄刚到三区时,百废待兴,干部奇缺。面对这种情况,他果断决定,四管齐下,尽快解决干部和人才的缺口问题:一是发挥优势。充分利用三区为重庆市文化区高校、名校密集的优势,把那些既经过学生运动、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社会运动锻炼,又有科学文化知识的学校教师、学生和职员中的部分优秀分子调整充实到各级党政群团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既缓解了机关干部严重不足的矛盾,又提高了机关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二是就地取材。即举办区政建设干部培训班,自己动手培养人才。学员从城乡青年学生和青年职工中选拔,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培训班由区委多位领导轮流上课,重点讲授社会发展史、以中共党史为核心内容的中国革命史,以及如何做一名人民满意的机关干部等。培训班先后举办两期,共培训干部354名。这些同志后来大多都成为当时三区各部门,各街、乡,各单位,甚至外区县(有部分学员输送出去)业务工作骨干,其中不少同志先后担任地、县级领导职务,还有一名同志调北京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三是基层选调。注重从基层街、乡,企业,科教文卫等企、事业单位选调一些政治可靠、有实践工作经验和政策理论水平的业务骨干充实机关,既缓解了机关干部员额紧缺的矛盾,又改善了机关干部组成结构,密切了机关与基层的联系,促进了机关为基层服务的作风转变。四是在职充电。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张文澄在三区干部教育中注重抓了这样几个环节:一是讲形势,学政策;二是重调研,求务实;三是出课题,教方法;四是压担子,严要求。他要求有关部门分期分批输送在职干部参加各级各类党校、干校、高校培训;组织在职干部加强理论、业务、文化学习,坚持每周半天的理论学习;还责成有关部门专门成立区级机关业余文化学校,对167名文化偏低的机关工农干部进行文化补习。

张文澄在三区工作三年,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不仅数量增长48.6%,而且经过强化培训学习和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社会活动的磨炼,各级干部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为推动解放初期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反、民主建政、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为建立和巩固政权而必须进行的重要工作提供了干部和组织保证。市里知道三区干部整体文化水平原本较高,在张文澄为班长的区委培养下成长更快,经常从该区调干部充实其它战线,称三区为“人才库”。

三、宣传思想战线崭露头角

19535月,张文澄由中共重庆市三区区委书记调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2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直到19583月离职,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近五年,在重庆宣传思想战线上大显身手,为重庆宣传工作获得“全国知名,西南领先”的美誉建功殊伟。

他紧紧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通过各种形式,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格局,营造出轰轰烈烈、铺天盖地的舆论氛围,迅速、准确、创造性把党在不同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心工作,变成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使全局工作得到全方位整体推进。西南局有关领导多次提出,重庆的宣传工作声势大,质量高,效果好,要求各省、地、市的宣传工作向重庆学习。

他经常深入区县、高校、工厂、农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掌握群众思想动态,以加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他还经常应团市委、市学联、各高校的邀请,为全市团干部、学生干部、大学生和青年朋友作报告。一位学生时代听过他的报告、后来成为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老人至今对张文澄当年的报告赞不绝口。他说张部长告诫当时被人们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一个最简单朴实的道理:我们吃的粮食是农民种的,我们穿的衣服是工人做的,离开了工农大众,我们就得饿死、冻死;离开了人民群众,任何人都将一事无成。据那位博导说,他一生听过很多报告,很多报告听后就忘了,但张部长那发自肺腑、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真切感人的报告,他不仅终身难忘,而且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乃至对自己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他对《重庆日报》的重要社论、评论,对要发到基层的重要宣传提纲、宣讲资料、标语口号,都要认真审读,严格把关;每逢党的中心工作和重大事件,他都要精心准备,亲自登台,直接向全市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或宣传员、理论骨干作示范宣讲。他作报告从不要别人起草报告稿,而且由于每次受众、主题、内容、收集的思想动态各不相同,又都经过自己认真准备,所以每次都有新的观点,新的阐发,新的例证,都能给人以新的启发、教育和鼓舞,受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

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他在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现市委党校)作了一个关于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辅导报告。他针对党内出现的压制民主、独断专行的现象,大胆提出全面贯彻“双百”方针,必须“让大家在思想上得到解放”。他甚至甘冒触犯“个人崇拜”禁区的风险,直言坦陈自己的观点,认为发展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科学的一个方面,“发展马列主义不是由少数人垄断,是由群众来创造和发展”[2]。这个观点虽然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政治风云面临突变,贯彻“双百”方针、大鸣大放已逐渐转变为中央高层“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一种策略。在这样的敏感时期,敢讲这种在当时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冒犯领袖”、“离经叛道”的真话,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为切实抓好面上干部、党员、职工的理论学习,他在市委支持、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配合下,先后从企业、基层和有关部门分批抽调了20多名政治较强、文化较高、年纪较轻、有一定钻研精神的同志到市委宣传部,组建一支专职理论骨干队伍。又先后把这些理论骨干送到各级党校进行理论培训。全市最早、最正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这些理论骨干经过高层次经常性业务培训、自身的勤学苦钻和长期的实践锻炼,不仅很好地承担起了全市的理论教育工作的重任,后来大都成为重庆宣传思想、社科理论、政策研究、新闻出版、教育文化等各条战线的领军人物,不少担任了地厅级领导干部,有的还被输送到上级机关担任重要工作。

当时抽到市委宣传部从事理论教育的相当一部分同志,起初认为这一工作成天摇笔杆子,耍嘴皮子,脱离实际,可有可无,因此很不安心。张文澄了解这一情况后,为此专门召开理论骨干座谈会。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给大家讲述了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闹革命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先后犯了右和左的机会主义错误,大批共产党人遭残杀,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大批红色根据地遭到反动派毁灭性破坏,中国革命因此遭到令人痛心的挫折。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我们闹革命,搞建设,都必须靠正确的理论指导。离开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和建设就不可能取得成功。领导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惨痛历史教训的有力例证,推进革命和建设的现实迫切需要,使那批抽调来从事理论教育的同志开始逐步认识到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渐渐坚定了做好理论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在对理论骨干具体指导上,他着重抓了三个环节:一是示范宣讲。理论骨干们从张部长那立之有据,言之有理,用客观事实说话,旁征博引,深入浅出,逻辑严密,令人信服的示范宣讲中,受到很大启发,并从中悟出许多如何做好理论工作的道理。二是严格要求。重点是“三要”,即要刻苦钻研,掌握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要博览群书,夯实自己的宣传业务知识;要深入实际,了解群众思想动态,做理论宣传工作的行家里手。三是循循善诱。即对重要文稿或宣讲报告提思路,提重点,提要求,耐心启发,精心修改。重庆理论教育由于领导重视,队伍稳定,制度健全,工作扎实,多次受到上级表扬,还几次在西南地区介绍经验。

张文澄在部里,是领导、长者,更是礼贤下士、体贴同志、很有亲和力的良师益友。他把宣传部的同志分批分期送到各级各类学校进行政治、业务培训,要求宣传部的同志比其它部门的同志先学一步,多学一点,学深一点。他还要求大家制订向科学文化进军的规划,定期检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使整个宣传部学习成风,干部整体素质提高较快,思想活跃,心齐气顺,各项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市委宣传部还安排布置在各部门、各区县、各大中小学、各企事业单位、各社团组织层层建立了多达数万人的专(兼)职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层层建立了数以万计的专(兼)职理论骨干队伍。

他要求层层建立政治学习、宣传教育、干部培训、理论辅导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工作制度,并纳入干部政绩、晋升、评优考核,使党的宣传工作做到有章可循,有必要的制度作保证。为确保政治学习制度的贯彻执行,市委宣传部还层层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检查和考核制度,使软任务、软指标制度化、规范化。

四、逆境也要活出精彩

19567月,张文澄作为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以省党代表身份在参加中共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向大会提出四条意见:一是建议大会主席团调整一名德高望重的早期省委领导进主席团、进省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二是建议大会增加向死难烈士默哀的议程;三是认为大会安排省委秘书长代念主题报告的做法不妥;四是认为大会选举按组团座次分别投不同的票箱不够民主,主张设混合投票箱[3]。以上宝贵意见不仅未得到合理吸纳,而且省委主要领导认为这是不尊重省委的表现而大为光火。张文澄为此在选举省委委员时亦未投那位省委主要领导的票。

张文澄做梦也没想到那位心胸狭隘的省委领导竟因为选举掉了十多张选票而公然明目张胆地动用对付刑事犯罪分子的公安侦查手段查出张文澄等同志未投他的票,并坚持认为张文澄针对他提的意见,是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从此,对张文澄产生了“此仇不报非君子”的强烈报复情绪。

1957年,那位省委主要领导利用“反右”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钦定”张文澄为“右派分子”。经过他长达半年多的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和层层施压,19581月,张文澄背负着“右派反党集团”头子的罪名被撤销市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长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到距主城区20多公里的重庆市九龙坡区李家沱(现为巴南区)的重庆第一机制砖瓦厂(后改为重庆陶瓷厂)任副厂长,行政级别由九级降为十三级。

为使这一“冤案”成为“通天”铁案,四川省委那位负责人还特意选择19583月下旬,毛泽东在成都亲自主持召开有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成都会议”)期间,分别在《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第一版以醒目的大标题同时全文刊发关于对“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的处分决议,并配发措辞严厉的专题社论;第二版是全面揭发批判其“右派嘴脸”和“反党罪行”的长篇新闻报道。

“文革”期间,张文澄被作为“重庆最大的右派”、“反党集团头子”、老牌“走资派”,被免去副厂长职务,当了五年运输工。其间,批判张文澄的大字报充斥厂区,各种批斗会络绎不绝,戴高帽,挂黑牌,遭辱骂,关“牛棚”,游街示众,向毛主席“请罪”等名目繁多的折磨接踵而至。他还被造反派以“不服改造,企图翻案的大右派”身份两度关进“牛棚”交代问题,并在厂区库房外的球场坝批斗,剥夺人身自由,不准回城探家,不准亲属子女探视,不准与外界联系。年过半百的他还一度被强迫头顶烈日,长时间跪在没有任何遮拦、被烈日暴晒得滚烫的水泥地上“悔过和认罪”,并不时往身上泼凉水,用夹竹桃枝条和木棍抽打,身心倍受非人的摧残。

在被打成右派之初,想到“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先哲遗训,一向坚强的他曾考虑过自杀。但他很快就否定了。他认为自杀是怯弱的表现。他坚信,自己的冤情迟早会大白于天下。

他在瓷厂的宿舍多人合住,没有配套的厨房和厕所,长期在食堂打饭吃。由于他工作起早贪黑,中午和晚上的打饭任务大都落在读小学的儿子身上。他经常回来很晚,饭菜凉了就泡开水吃。三年困难时期,因为饥饿和营养严重不良,他身上浮肿,双腿肿得发亮,仍然咬紧牙关,带病坚持工作。

当时的陶瓷厂厂长是个四川苍溪籍的老红军,为人廉洁,但没什么文化。老红军认为,自己跟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打下的红色江山说什么也不能让象张文澄他们这些“右派”改变颜色。所以,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他打心眼里恨张文澄“企图变天的反党罪行”,一度对张文澄态度比较生硬。

瓷厂广大职工在与张文澄共同劳动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张厂长工作勤奋,知识丰富,和蔼可亲,政策理论水平相当高,而且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他们的结论是张厂长压根就不是坏人,而是“本事很大、遭人暗算、实际比在台上的许多官员都强得多的大好人”。他们不顾一些当权人士的反对,与张厂长结下很深的友谊,并在许多场合关照、保护他。

张文澄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月初下达任务,每周召开调度会,每天召开碰头会,检查生产进度,督促任务完成。他召集开会,开门见山,突出重点,措施具体,责任落实。他大力支持研制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琉璃瓦的重庆知名陶瓷专家唐镛在厂里大搞技术革新,改进落后工艺,试制高档瓷器,使该厂产品在很短时间内不仅占领了重庆市场,还远销四川各大中城市,一再受到省、市轻工主管部门的表扬。张文澄还按照朱德委员长提出的“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的陈设要有地方特色”的要求,带领职工经过反复琢磨和多次试验,成功生产出满足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需要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精美制作技艺的高档陶瓷茶具,揭开了重庆生产高档瓷器的新篇章。

张文澄作为副厂长,自觉遵守工厂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在厂里是出了名的。一次星期日探家后返厂途中,因在候车、转车耽误了较多时间,他赶到原重钢时距离长江边上摆渡的小木船收班只剩15分钟。为了不因误船而影响每周一的生产调度会,年过半百的他以年轻人百米冲刺的速度,仅用14分钟就跑完了这段原本需半小时才能抵达的路程,身上的棉背心湿得能拧出汗水。他模范遵守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先后干过搬运、写字、彩绘、装钵、出炉、开卷扬机、突击抢运原材料等多项工作。

他在征得一把手同意后,充分利用自己长期当宣传部长的一技之长,多次给职工作形势报告,帮助大家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政策理论水平,职工们普遍感到收获很大。“文革”前夕,他以副厂长身份在资中参加四川省轻工企业支农工作会,他在会上作的大气磅礴、逻辑严密、见解深刻的精彩发言使与会者大为惊异。他还经常为陶瓷制品构思“渴饮思源”、“沁润芬芳”、“淡泊明志”一类有文采、有特色、言简意赅的题字。他全力支持厂工会组织职工业余川剧团,利用晚上、周末、节假日等业余时间,排练、演唱川剧折子戏,丰富地处边远的瓷厂职工、家属业余文化生活。

他经常给青年们讲“松的坚韧,竹的正直,梅的耐寒”,“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他在为一名青年女工绘制的丝瓜图创作的《苏幕遮·咏丝瓜》词中意味深长地写到“菜农喜,主妇夸,窝窝高产,汆汤味更佳。献尽一生心和血,年青佐食,老去效麻纱。”[4]其实,他这既是在向青工们传授知识,更是在以物咏志,引导他们应该学会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青工们对他传授的这些做人的道理心领神会,不少人还把它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在“文革”中,当造反派要青工们检举揭发“张文澄向他们灌输的封资修毒素”时,他们没有一个人屈服于造反派的淫威。他们用张厂长教他们的做人的道理,保护了他们崇敬的张厂长,也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为提高该厂青年职工科学文化知识,他在工会支持下,办了高、初中共两个职工业余夜校文化补习班,紧密结合瓷厂造型、彩绘、题字实际,重点学习唐诗、宋词和其它古典文学名著。他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讲解,谦逊的态度和不懈的教诲使青工们受益非浅。一位张文澄当年的夜校学生、现已退休的原彩绘车间女工感慨地说,自己只读过初一,对中国古典文学原本一窍不通,她之所以能够对《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产生浓厚兴趣,把这个既有利于工作,又能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充实思想、丰富生活的业余爱好保持到晚年,并能与作为大学教授的丈夫结成伉俪,共建和谐家庭,与张厂长的精心培养密不可分。

张厂长的才学、人品赢得全厂职工的赞誉。职工们工作学习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都乐于向他请教。一位大学文科刚毕业直接分配在轻工局陶瓷班(该班办在重庆瓷厂,上级委托张文澄代管)执教的青年教师按照上级要求,撰写了一篇洋洋数千字的陶瓷班工作总结。这位学中文出身、文学功底比较扎实的年轻人自认为总结行文流畅,很有文采。张厂长看后,东勾西画,用毛笔密密麻麻在文稿上作了大量增删、调整、修改。然后循循善诱地告诉这位青年教师,此稿记叙工作开展情况很有特色,也很有文采。但问题是写工作总结不是写文学作品,文风要朴实,先要有个管总的经过提炼的概述,然后根据工作进度或主要方面,分成几个部分加以总结,包括基本做法,主要过程,主要成绩等,同时要分析不足,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那位很有才气、虚心好学,后来担任正厅级领导职务的青年教师从张厂长那里出来后,非常感慨地说,自己20多年来,所写的文章至少上百篇,别人对自己写的文章改得最认真、最细致、最有水平、也最令人服气的要数张厂长。

当时有的青工面对当时该厂地处偏远,长江阻隔,乘坐小木船过江东簸西颠很不安全,有的路段还不通汽车,连进趟城都感觉很困难的状况,思想上有些纠结和郁闷。张厂长循循善诱地开导大家:事物是变化的,社会是发展的,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以肯定,不久的将来,江上小木船会变成机动船,阻隔我们进城的江上,还将会建起一座座横跨天堑、雄伟壮观,使我们飞渡长江如走平地的跨江大桥。到那时,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空气清新的城市郊区将会成为城里人羡慕和向往的风水宝地。青工们听到他们厂长对美好未来充满信心和豪情的描述,郁闷的心情不禁为之一振。

五、复出后高教领域的新开拓

张文澄1979年右派改正,从1979年底至19838月,先后担任任西南政法学院和重庆大学党委书记,为重庆高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成绩。

他在两校任党委书记期间,从高教事业战略发展的迫切需要出发,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解放思想,力排众议,大胆提拔了一批政治上光明磊落,不搞两面派行为,业务上出类拔萃,被公认为学术带头人的干部(含部分非中共党员干部)进入校、系两级领导班子。其中就包括被人们誉为“三峡通”的知名动力学专家、重庆大学非中共党员、动力系原主任雷亨顺教授。在提拔这位专家型人才时,因为是非中共党员,曾遇到较大阻力。张文澄在深入调查研究、多方征求群众意见,充分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以“政治可靠,业务拔尖,能孚众望”为理由,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最终得到班子成员的理解和认同。

经过一段时间的悉心观察和有关干部群众的反映,他发现由于“文革”十年干扰破坏,校、系班子两级班子成员中,确有少数同志在政治思想、业务素质、工作作风,极个别乃至在生活作风上存在某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班子的整体形象。他从团结的愿望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出发,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会上讲,大家议,个别谈,专人帮等办法,进行帮助教育,取得明显效果。他对极个别经过多次教育,效果欠佳,改进不明显者,则按照组织原则,经组织研究,报经上级同意,坚决调整其领导岗位。对调整岗位后仍无明显改进,依旧我行我素,继续在干部、群众包括学生中产生不良反映者,属于学校管理的干部,该撤的撤,该免的免,该换的换;属于上级管理的干部则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将其调离或撤换。

当时西政和重大的正常教学秩序经过十年“文革”的干扰破坏,可谓百废待兴。两校的教职员工早就憋足了劲,一心想重振雄风,再铸辉煌。张文澄紧紧把握住两校教职员工的这种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不失时机加以鞭策和激励。他告诉西政的同志们,“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全党、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痛苦和灾难的浩劫,包括“反右”扩大化、“反右倾”等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讲,与不讲民主,不讲法治,大搞个人专断,大搞封建家长制作风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联系。他勉励大家,在这结束过去、开创未来的紧要历史关头,作为学习和从事政法专业的师生员工,一定要牢牢把握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为人民谋幸福的强烈政治责任感和痛定思痛的历史责任感,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让自己在开创以法治国新局面的伟大进程中,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写下彪炳史册、无愧时代、惠及后人的辉煌历史篇章。

他就职西政,时逢中央为全国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案平反。他紧紧抓住这股强劲东风,先后在两校理直气壮、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他的观点是既然讲实事求是,那就应该做到落实政策无禁区:不管是何时、何地、何人、何机关、何单位定的案,只要有确凿证据认定是冤案、假案、错案,都必须彻底推倒。随着学校一批批冤、假、错案的陆续平反,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无端受到冲击、迫害,甚至受到党纪、政纪、刑事处分的专家、学者和教职员工重返本职岗位。这批劫后复出的专家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科学的春天”,争分夺秒,攻关克难,为重庆高教事业的恢复和振兴全力奉献自己长期受到压抑的智慧和力量。

张文澄在两校工作期间,发现高校确有一批学贯中西、满腹经纶的专家对中共党内斗争的严酷性颇有微词,他们不愿涉足政治,要么做无党派人士,要么宁可加入民主党派也不愿加入中共党组织。张文澄认为,这些专家对我们党有看法,一个重要原就是我们党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期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伤害了不少党内外的好同志。这是一个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允许并理解他们对党的这段历史有自己的看法,并用自己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来逐步改变他们的看法。他认为,这批实力雄厚的党外专家既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和团结争取的对象,更是我们做好高校工作必不可少的依靠力量。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在校、系两级班子调整中,在重大科研课题的学术带头人的遴选中,在重要岗位的人员物色中,大胆启用那些学术或业务过硬、公道正派、群众公认,但并非中共党员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有人对此有些担心,也有人给予他善意的提醒。而他的想法是,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只要路线方针正确,出以公心,量才录用,只要高校工作能够抓上去,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更好的栋梁之才,自己就是担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1980年初,他刚到西政不久,在听取学院财务部门汇报当年预算时,以自己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两度当过专业会计、在瓷厂当副厂长时亦分管过财务工作所积累起来的职业技能,发现其中收支项目存在不相符合的疑点,立即严肃指出。该院财务部门负责同志当时非常诧异:过去党委主要领导听取财务汇报一般都是原则把关,对年度收支具体项目基本不细看,很少提具体意见,当然更难以发现什么疑点。其做梦也想不到这位初来乍到、据说是长期作党务工作的党委书记竟然如此熟悉财务工作,连需要具有较丰富的财务专业知识才能发现的具体预算项目中的收支不平衡,都被当场指出,不得不承认其中打了埋伏。张文澄对这种财务工作弄虚作假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并特别提醒,做财务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做假账。否则,就可能犯大错误,甚至把自己送进监狱。学院财务部门的同志按照他的意见,迅速纠正错误。

张文澄到高校就任,时逢1979年“西单民主墙”[5]出现。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党员、干部、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各知名高校师生出于对党内严酷政治斗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政治运动的深刻反思,提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有的主张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建立真正的社会民主;有的主张允许民间办报、民主办报,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实行文责自负;有的要求废除“恶毒攻击罪”、“反革命罪”,认为前者带有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后者则是以政治观点的不同而追究刑事责任,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要求公开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并提出“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的三段式评价;也有的推崇西方民主,提出开放党禁,实行“三权分立”,彻底改变现行政治体制,等等。总之,包括张文澄任职的两校师生在内,当时的思想都特别活跃。如何对这种纷繁复杂的思想解放运动加以正确引导,成为各高校党组织不得不面临的严峻考验。

他刚到西政履职,就面临一场始料未及的政治考验。1979年底,西政一名思想活跃的78级学生,在当时热门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卢梭、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启发下,将自己的思考写成《回到马克思》一文,呼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深层的人道精神,反思人的“异化”带来的灾难。这篇习作先是发表在学生办的黑板报上,后又被同学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学生食堂,引起轰动。这是对我们长期以来关于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面宣传教育提出的质疑和挑战。该文的公开发表,在师生中产生较大影响。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按照过去“左”的惯例,尤其是“文革”中运用自如的那一套处理办法,那就是对这种“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立即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围攻、大声讨、大批判,直至将其批得“体无完肤”。然后再对“异端邪说”的炮制者给以严厉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同时在其个人档案上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使其即便遣送回原籍后亦永世不得翻身。但张文澄认为,我们绝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去对待学生中出现的对政治理论观点的不同看法,更不能在大力倡导解放思想,大批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又采取“左”的做法去压制不同观点,去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他提出的处理策略是,用理论方法来解决理论问题。根据他的建议,学校组织了以党委宣传部部长为组长的理论小组,对该文提出的理论观点一一进行具体分析,在大量收集相关资料,进行酝酿、归纳、提炼,做好充分思想和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与该文作者和支持者们进行平等的、同志试的,同时也是心平气和的交流、沟通、探讨,较为科学准确地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反思和质疑。实践证明,学生们是通情达理的,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对自己观点的偏激和不够缜密之处也是认账的。一场轩然大波就这样化险为夷。

学校师生们通过这样的交流和沟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实质,对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围绕这一科学理论所产生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以及这一科学理论对中国革命、建设的指导作用,有了更加清醒、明确的认识。后来学校未对该生作出任何处理。该生毕业后曾留校执教六年,后调深圳工作,现已成为有多部专著问世的“大陆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全校师生非常满意学校对此事理智和开明的处理。西政对这一风波高明独特的处理方法,受到国家高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很高评价,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还特别安排西政作经验性交流发言。这一风波的圆满解决,也进一步密切全院党群、干群、师生关系,学院领导、教师、员工都把学生当亲人,时时处处关爱有加。教师们教学更努力,更加主动到宿舍去辅导学生。学生们考试时,院、系领导,年级主任亲自给学生送毛巾,送茶水,送冰糕,学生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刻苦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

张文澄出色的工作在高校结出丰硕成果,西南政法大学先后产生了几十名省部级领导,几十名大法官,几十名全国闻名的法学专家,难能可贵的三个“几十名”出于同一所政法院校,这在全国同类高校中是罕见的,被人们称为“西政现象”。而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三个“几十名”,大都集中在张文澄倾注大量心血精心培养的西南政法大学19781979级两届毕业生中。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给予了他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机会,而历尽磨难的他不辱使命,以其痛定思痛的警醒,为民谋利的执着,任人唯贤的公正,勇于创新的聪睿,团结带领高校党员、干部、群众群策群力,共同书写的我国高教史上的一段佳话。

六、人大工作的创新与突破

19839月,张文澄当选为重庆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此后五年,是他在职工作期间开拓创新、硕果累累的最后冲刺。

十年“文革”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地方组织法,规定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1980年春,重庆才有了市人大常委会。1984年,中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定期讨论人大工作,支持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6]。张文澄乘此东风,强调指出“要开展好人大工作,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依法认真履职,就必须依靠党委的威望、党委的权力、党委与群众联系密切等优势,所以,我们一定要争取和依靠党的领导。”为此,他一上任,就把如何切实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问题,作为做好人大工作的组织原则和根本保证。他按照中央要求,主动向当时市委领导汇报自己的想法,在市委领导支持下,邀请西南政法学院教授给市委领导们作有关专题讲座。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由地方党委出面召开人大工作会议的制度,来定期专题研究和解决切实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得到市委领导集体的认同。为探索这一涉及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重要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49月,由张文澄倡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共地方党委出面召开的人大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当时,重庆作为全国综合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各项配套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深入开展。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专门抽出三天时间来开这样一个全党都不太熟悉的、被一些人认为带有务虚性质的会议,许多同志都不太明确它的意义。张文澄和人大党组的全体同志当时建议中共重庆市委召开这次会议的战略思考是,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充分运用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优势,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出面召开这么个会议,统一地方党委和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对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消除人大是“橡皮图章”、“举手机器”等错误观念;切实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认真解决人大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长期悬而未决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大会依法履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任命、监督、管理等各项职能,促进人大工作上台阶,上档次,使我国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在重庆得到更有效的贯彻落实,为加快重庆的改革、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这个会议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取得圆满成功。会议按照中央要求,以市委文件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了人大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较好地解决了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力机关与执行机关、党委与人大、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达到了“统一思想,澄清模糊认识,促进各级党委、政府、全社会认识、理解和支持人大工作,为人大工作的顺利推进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预期目的。而这个创新性重要会议精神在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各区县的认真贯彻落实,促进了全市各级党组织、整个社会对人大工作的认识和了解。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各区县按照中共重庆市委这次会议文件的有关精神,特别是会议做出的关于切实加强人大工作的政策、措施、规定,很快妥善解决了重庆市人大、全市各区县人大编制、人员和办公条件等一系列过去久拖不决的问题,进一步拟定和完善人大议事规则,理顺了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为全市人大工作的整体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物质基础和外部环境。重庆市人大这一创新举措通过媒体宣传,很快被推广到全国各地,被各地广泛采用,为推动各地人大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张文澄认为,人大工作在我国历史还不长,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再加上十年“文革”的严重干扰破坏,人大工作在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方面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想法,他在市人大上任伊始,就组织人大常委和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关规定和人大章程。引导大家从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人大的基本性质、法律地位、主要职责、操作程序等,为切实做好人大工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为进一步搞好人大工作的理论创新并用以指导具体实践,为进一步加强各省市、自治区人大之间的横向交流,他主张建立“中国地方政权建设理论研讨会”制度。在其倡导和推动下,第一次中国地方政权建设理论研讨会于1985124日(1982宪法颁布三周年纪念日)在重庆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府,《人民日报》社等各大媒体,全国28所高等院校、九个科研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云集重庆,共商和交流地方政权建设大计。张文澄以其长期勤奋学习积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扎实功底,加之长期从事革命、建设尤其是党务和人大工作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理性思考,在会上交流了“人大工作必须在实践中探索、积累、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平衡性必须在中心城市率先发展”,“人大工作的长期性和阶段性”等一系列既有理论依据和理论创新,又有充分论证和实践经验作支撑的理论观点,得到全国人大和各省市、自治区人大同行的关注和认同。

在张文澄的倡导下,重庆市人大办公厅研究室成立,《重庆人大工作通讯》创刊,《地方人大工作概论》、《选举工作概论》等一大批有理论深度、有实践支撑、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人大工作理论研究蔚然成风,省际交流不断加强,有力推动了全市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也为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工作的相互借鉴和深入开展不断注入生机与活力。

从理论上讲,人大既有对国家和政府机关行政首长的任命权,就应该具有对其履职情况的考核评议权。但由于我国人大工作起步较晚,中途又遭十年“文革”的摧残,这方面的工作制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都还未建立健全。

1985年,重庆市南岸区在全国首创人大对任命干部的考核评议工作形式,即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通过听取、审议考核对象述职报告,收集其所在部门和社会各界反映,查阅相关资料,开展座谈讨论等方式,对人大依法任命的干部进行综合考评。优秀者肯定表扬,作为提拔晋升依据;问题较多者提出批评,限期整改;极少数严重不称职、群众反映特别强烈者,坚决依法罢免或建议有关部门做出相应的组织处理。张文澄主任以其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高度重视这一新生事物,迅速组织力量调查总结,亲自审阅、提炼、规范,在全市各区县人大全面推广。并在此基础上专门制定了人大评议干部的地方性法规文件,使之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这一做法很快以新华社内参的形式连续刊出,在全国形成一种竞相效仿的潮流。党中央、全国人大充分肯定这一形式的重要性、科学性和必要性,将其写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同时形成相应决议,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和实行。

张文澄认为,人大工作效率、质量不够高的重要原因,一是代表综合素质不高,二是现行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待改进。为此,他极力主张减少代表数量,提高代表质量,逐步向总量不大、结构合理、综合素质高、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强的代表专职化方向发展。

为全面提高人大代表综合素质,他主持市人大代市委起草了《在换届中提高代表、委员素质的建议》。要求尽量把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参政议政能力,党委、政府班子后备人选,人大机关中熟悉法律和工作程序的干部提名为代表和委员候选人。重庆市各级人大按照市委文件要求,经过组织把关、层层筛选和逐年改进,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委员的综合素质正在循序渐进地稳步提高。

为推进人大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张文澄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是改革干部任命书送达方式。即由邮局送达改为在正式场合当面颁发,以增强任职干部的法律意识、荣誉意识、责任意识和自觉接受人大监督的公仆意识。二是对任命人员举行法律考试。通过法律考试,掌握其法律方面的素养情况,确保其依法司法、行政。对达不到基本要求的,必须进行法律培训,培训合格才能正式到任。三是将人大代表按选区编组,开展必要的集中活动。重点是加强学习,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增强履职意识和责任意识,针对全国、全市以及辖区、选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多层面、多渠道广泛搜集社情民意和选民意见,群策群力,酝酿大会提案,共商参政议政的真知灼见。

张文澄在市人大任职期间,地方法规的创新走在全国前列。在这方面,为民造福有两个重大突破。第一个就是牵头制定了《重庆市行政诉讼暂行规定》。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当人民群众的正当合法权益受到政府行政部门非法侵害时,往往无法通过有效的诉讼途径加以解决。张文澄急人民群众之所急,1987年率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一班人在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和有关部门支持配合下,主持制定了旨在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政府行政部门非法侵害、具有开创性和超前性的《重庆市行政诉讼暂行规定》。由于该《规定》对政府行政机关滥施权力、随意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官本位”思想和行为作了法律上的界定、限制及追究,受到四川省(当时重庆隶属四川省)有关政府行政部门的强烈抵制,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内部意见也不统一。张文澄派得力干将列席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依法陈述,据理力争,终于使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告官的地方行政诉讼程序规范于该年9月脱颖而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看到重庆首创的这部创新法规后,激动得挥笔写下了“重庆不简单,敢为天下先”的赞誉词。另一个重大突破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拆迁难”问题。1986年,重庆作为较大的城市获得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权力。张文澄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严重阻碍重庆城市建设、改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拆迁难”为突破口,以自己曾担任过西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西政得天独厚的立法资源和立法队伍,引入“等价有偿”、“拆一还一”的民法原则,牵头制定出为我市城市建设快速起飞而扫除最大障碍的地方性法规《重庆市城镇房屋拆迁条例》。该《条例》科学公正,措施具体,操作性强,既保证了拆建双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又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中的“无章可循”、“虚假分户”、“漫天要价”、“暗箱操作”、“受贿徇私”等不正之风,为重庆城市建设特别是旧城改造的突飞猛进、城区面貌的焕然一新搬掉了最大的绊脚石。

七、充满志趣与情怀的晚年岁月

张文澄自198810月(时年73岁)从市人大主任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到19987月病逝,度过了自己一生中相对稳定的近十年离休生活。其间,他以慈祥厚道、和蔼可亲的长者风范,以极大的政治热忱,继续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关心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继续支持市人大的工作,踊跃参加一些力所能及、健康向上的社会、政治活动。并先后担任市社科联名誉主席,《红岩春秋》杂志社顾问,市关心下一代青少年工作委员会顾问,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等社会职务。他以一个老宣传工作者的经验、敏锐和智慧和一个老党务工作者的忠诚、热情和执着,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为重庆经济社会的持续科学发展,尤其是为重庆人大、党史、社科、宣传、文联、新闻出版、关心下一代等多方面工作的深入推进倾注自己最后的心血和睿智。

重庆文艺界上个世纪30年代最早到延安,以《新蜀报》记者身份受到毛泽东接见,也是重庆文艺界在反右斗争中张文澄曾参与错划的第一个“右派”、重庆诗人温田丰(已改正,去世)认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重庆市委历届领导班子中,张文澄的人品堪称出类拔萃。其理由:一是率直。敢说真话,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二是关心人。温田丰认为,张文澄不仅关心党员、干部、群众,还特别关心和尊重知识分子。不仅与他们交朋友,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还为他们施展才华创造和谐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三是严于律己。他认为,尽管张文澄本人因为坚持原则和真理而“获罪”,含冤长达22年。但改正复出后,他对反右运动头几个月,自己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任,参与“引蛇出洞”活动,参与领导层决策,亲自审定并同意划了一批同志为“右派”,深感自责和内疚,以“左祸牵同僚,愧心对友人”[7]的真挚和坦诚,一一登门赔礼道歉。温认为,张文澄这种不计自身冤屈、严于律己的作风,正是他可贵人品的魅力所在。

艰苦朴素,是张文澄的政治本色。衣服破了,他会自己缝补;有的衣服衣袖多处破损,他索性把袖子剪掉当背心穿;一只在陶瓷厂下放劳动时留下的锈迹斑斑的搪瓷茶杯,作为他“淡泊明志”的心爱之物,一直陪伴他近40年直到病逝;刚解放实行供给制由政府配给的普通木床、衣柜、条桌、背靠椅等,作为这位省部级干部的当家家具,一直伴随他走完长达近50年的后半生全部人生旅途。

不谋私利,是张文澄的性格特征。他从不为自己的亲属、子女入党、提干、工作安排说情。他对子女坚持四个不允许:不允许往市里重要的党政部门调动,不允许打着父亲的旗帜谋取私利,不允许乘坐组织上配给自己的公车,不允许使用组织上为自己安装的家庭电话。他的六名子女无一人出国发展,无一人担任较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无一人经商发财,都过着普普通通的平民生活。

反腐倡廉,是张文澄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他以老首长周恩来作为自己崇敬和效仿的克勤克俭的楷模;他以“中外同声赞,难得栋梁枝”[8]的诗句高度评价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的“铁腕”总理朱镕基;他以“康乾雄心创伟业,难逃后代腐败风”[9]“纵然聋盲非祸害,不闻不见不断肠”[10]的诗句,表达自己对腐败问题的深切忧虑。他认为,如果我们党不能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彻底根治腐败这个顽症,重蹈苏东覆辙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1998年春节前夕,已离休九年多的张文澄抱病最后一次参加了市文联在市委统战部礼堂举行的与全市文化人的新春团拜会,当时他因病晚到了半小时左右。当主持人向与会者通报“德高望重的张老文澄同志带病来看望大家”时,整个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掌声之热烈,场面之感人,与会同志情绪之激动,超过了当天到会的任何一位在职市领导及所有莅临嘉宾。

1997年末,满过82岁的张文澄因肝硬化住进重庆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了解的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抵达终点。他决定用卧病床褥的最后时光,以诗歌形式对自己80多年跌宕起伏的风雨人生和所见、所闻、所思、所虑作一个总结性描述。他认为,自己身前没有、也不打算给子女留下什么物质财富,这些文字材料权当是留给子孙们的一笔精神遗产。

令张文澄多少有些遗憾的是,自己的最后心愿完成得并不十分圆满。当他在女儿和工作人员帮助下,用四个多月时间,艰难地完成了《忆儿时》(40首)、《少年记事》(25首)、《青年回溯》(32首)后,由于病情加重,已经无法全面完成中年和晚年的总结性诗作。即便如此,他仍以顽强的意志,在护理亲友的笔录下,断断续续地完成了《百年诞辰怀总理》(周恩来)、《赞新总理》(朱镕基)、《示儿孙辈》等一系列饱含深情的诗作。尤其使人感佩的是他在病逝前一个月,住进重症监护病室,在鼻孔插着氧气管、思维迟缓、生命垂危、语言表达已经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由女儿代笔记录的他一生中最后吟成的两句绝笔诗是“病房逢诗友,白发话桑麻”[11]。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犹殷殷关注农业生产,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难怪诗友牛翁在吊唁张文澄时,挥毫写下了这样的悼词:“屈贬犹持义,德风最贵穷时显;归尊更体民,文韵长遗俚下亲。”[12]

1998728日,也就是张文澄生前为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强化人大职能而极为关注的重庆直辖市第一次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这一天,这位可敬的长者因患晚期肝硬化治疗无效,永远离开了他为之拼搏奋斗了一生的祖国和人民,享年83岁。临终前,他一再嘱咐子女、亲友和组织上派来探视的同志:丧事务必从简,不开追悼会,不给组织添麻烦,拒收任何财物,骨灰抛洒长江。

家属子女们在办理丧事过程中,谨遵张文澄的遗嘱,不仅丧事从简,未开追悼会,拒收任何财物,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而且为了不影响四邻休息,在举丧期间,他们还对播放哀乐的音量和时间严加控制。在遗体告别会上,一位与他相知多年的老战友的挽词是“逆境顺境,须臾未忘革命二字;在岗离岗,时刻牢记黎民百姓”[13]。这应该是对他风雨人生的真实写照,也应是对其“爱党、为民、敬业、奉献”的品德、精神和风范的凝练概括。

在哀乐和汽笛声中,其子女、亲友、同事遵照他生前遗愿,将其骨灰全部撒入朝天门长江、嘉陵江两江汇合处的滔滔江水中。将骨灰撒入长江,是因他和妻子自参加革命以来,长期战斗在长江流域的城市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借以表达他们对这些城市、包括在这些城市与他并肩战斗、抛头洒血的战友们的无限眷恋和特殊感情。张文澄的骨灰伴随着奔腾不息的万里长江,最终汇入象征他宽广胸怀的蔚蓝色大海,去与他一向仰慕和崇敬的老首长、也同样骨灰抛海的周恩来相聚,并与其老首长一道,在大海的簇拥下,满怀豪情地拥抱整个世界。

(执笔者:温志龄)

[1] 刘邓大军:这里指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邓大军是人们习惯的尊称。

[2] 《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83-4期合刊,第134页。

[3] 王镛:《爪痕集》,第375页,炼狱生活;张文澄、李畅培:《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红岩春秋》199903期。

[4]《苏幕遮·咏丝瓜》,载《张文澄诗文集》,第327页。写于1962年。

[5] 西单民主墙:1979年北京西单一段200米左右集中张贴大字报、小字报的建筑物墙面。其内容大多抨击专制独裁,呼吁社会民主,包括主张实行多党制。由于该路段地处闹市中心,观者如堵,社会反响极大,影响安定团结,后被依法取缔。

[6] 1984419日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彭真同志在两个座谈会上讲话的通知》。

[7] 《祝龙实同志八十寿辰》,载《张文澄诗文集》,第422页,写于19984月。

[8] 《赞新总理》,载《张文澄诗文集》,第421页,写于19983月。

[9] 《游避暑山庄》,载《张文澄诗文集》,第380页,写于1991年春。

[10] 《无题二首》,载《张文澄诗文集》,第389页,写于1994年元月。

[11] 《谢周亚同志馈赠》,载《张文澄诗文集》,第423页,写于19986月。

[12] 《悼老革命张文澄同志》,载牛翁:《文白集》,第287页。

[13] 此挽词为张文澄生前好友、曾因为张文澄蒙冤鸣不平而被划为右派的龙实所题。龙实(1919年—)曾任中共重庆市第三区委宣传部长,该区主持工作的区委副书记、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四川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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