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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首任重庆市长曹荻秋

2017-06-01 18:24:16来源:重庆党史网

 

袁仁景

 

曹荻秋,四川资阳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起,先后在上海文委、武汉救国总会、西北军27军从事抗日救国工作。1939年起,历任鄂西北省委宣传部长,豫鄂边省委宣传部长、行署副主任,盐阜区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政委,苏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华中行政办事处主任,江淮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重庆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重庆市副市长、市长,四川省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市长等职。曾当选为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四人帮”迫害,19763月在上海逝世,1978年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昭雪。

一、从苦难少年到革命先驱

曹荻秋,原名曹仲榜,曾用名曹骢、曹培金、曹雪樵,190981日(旧历清宣统元年农历六月十六日)出生在四川省资阳县南津驿镇。父亲曹品江幼年父母双亡、家境贫苦,母亲杨慈祥吃苦耐劳、精明能干。曹品江夫妇养育了九男二女,曹荻秋在兄弟中排行第六。曹家在南津驿开设酱油铺谋生,后来又开设酱园自己酿造酱油,家境逐渐宽松。曹荻秋五岁时,父亲曹品江因过度劳累去世,家境又变得非常艰苦,母亲杨慈祥带着一群儿女在风雨飘摇的旧社会艰难谋生。

曹荻秋1915年入私塾发蒙读书。1919年考入南津驿公立小学,不久后转到离家45公里的资中县球溪镇小学就读。1924年,曹荻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的资州中学堂。在革命风云的感染下,他热烈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广泛接触到了鲁迅、郭沫若、陈独秀、胡适等先驱者的新思想,开始投入实际社会活动,组织和联合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1926年,曹荻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成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在成都,曹荻秋先后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组织“三民主义学会”和成都师范大学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导社”。当时,成都师范大学是四川共产党先驱们的重要活动基地,中共四川省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王右木在成都大学当校长。学校里各种政治思潮冲突十分激烈,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导社”和国家主义派组织“惕社”在青年学生中针锋相对地宣传各自的政治主张。在“导社”负责人共产党人苟永芳影响下,曹荻秋参加了“导社”的活动,阅读了许多流行的革命书籍,打下了对马列主义信仰的基石。此时正值革命斗争形势风云突变。1927年,四川军阀刘湘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戮。19282月,四川军阀镇压省立一中择师运动,制造了“二一六”大屠杀。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曹荻秋沉入对马克思理论和各种社会思想、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了,自动要求参加党组织,开始踏入革命实践。1928年秋,在地下党员贺竞华等人领导下“导社”得以恢复和扩大,曹荻秋积极领导学生开展斗争,成为成都师大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9月,曹荻秋经贺竞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担任成华县中心区委宣传部长、川西特委宣传干事、负责人,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1930年,曹荻秋从成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担任党的温江工委书记,社会职业是温江中学训育主任,同时受聘为西南大学地理课校外教师。

1930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在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下,四川省委把全川划为东南西北四大军区,布置全川总暴动,在川西策动广汉、新都部队起义。曹荻秋被派往广汉任特委书记,加强对党的领导力量已经有较大发展的广汉驻军进行策反。他化名曹雪樵,以广汉中学训育主任的身份为掩护,积极开展起义准备和动员工作。由于起义计划被敌人事先获悉,军阀采取高压政策,驻军军官发生动摇,党在广汉驻军中的领导基础遭到破坏,为避免敌人抢先下手致使革命力量遭受更严重的损失,在准备不足、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被迫提前发动起义。19301025日,广汉起义爆发。起义部队攻占了广汉县城,成立了广汉苏维埃政权,曹荻秋担任代理主席,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一路军。敌人派出重兵围剿,起义部队四面受敌,在转移中内部发生分化,历时五天而遭遇失败。在混乱中,曹荻秋和部队失去联系,后来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秘密回到成都。

广汉起义失败后,敌人进行了疯狂报复,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曹荻秋被军阀列为首犯通缉,成都一片风声鹤唳,难以安身,他先是暂避泸州,很快根据川西行委安排转赴重庆。193011月下旬,曹荻秋来到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所在地重庆,很快和地下省委取得联系,省委决定他担任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负责对被破坏后的党组织进行清理整顿。此时,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开始纠正“立三路线”,但四川仍在继续冒险盲动。各地接连不断发动兵变和农民暴动,全川党团组织大暴露,遭受严重破坏。四川军阀刘湘在其盘踞地重庆建立了反共组织第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各县成立“清共委员会”,屠杀和分化诱降共产党人,党的机关不断遭到破坏,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党员投降变节充当了敌人的走狗,许多党的领导干部惨遭杀害。在重庆,那些变节的叛徒很多认识曹荻秋,环境非常险恶,省委经考虑将曹荻秋调到与重庆一江之隔的江北县委工作。

江北县党组织屡遭破坏,组织涣散,干部素质差,原定曹荻秋出任县委书记,因当时强调出身成分,由一位入党不到半年的手工作坊工人担任县委书记,曹荻秋改任县委委员。曹荻秋化名曹雪樵在江北县深入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他讲究斗争策略,斗争方式灵活多变,行踪隐秘,注意保护自己,一次次摆脱特务的追捕。19311月,江北县委机关再次被破坏,县委书记曾学思被捕叛变,曹荻秋身份暴露被特务列为重点追捕对象,重庆已不能容身。19313月,曹荻秋经武汉到达上海,先是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秘书,后又经组织安排担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总会党团书记。九一八事变后,沪上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曹荻秋担任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常委,作为总指挥组织上海学生赴京请愿。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仍加紧迫害共产党人。1932317日晚,曹荻秋在上海英租界住所被英巡捕房抓走,巡捕房问不出他的真实身份,将他移送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法庭上,曹荻秋坚持斗争,保守了党的秘密,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作为政治犯关进上海英租界提篮桥监狱。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同意释放政治犯,党组织加强对曹荻秋等人的营救。1937427日,曹荻秋刑期届满后被转送到浙江路法院看守所继续关押,5月又被转送到苏州反省院。1937826日,曹荻秋等50多人获得自由,从苏州来到上海,经过党组织审查后,曹荻秋恢复了组织生活,投入到革命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副书记、沈钧儒等领导的救国会联络部长、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科员、张自忠将军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干训班主任政治教官、五战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二、烽火硝烟中的战斗岁月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4月,党组织安排曹荻秋到豫鄂边省委工作。193810月,日寇占领武汉。为加强对华中地区敌后力量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以刘少奇为书记组建中原局。19391月,曹荻秋奉命跟随途经豫鄂边省委驻地的刘少奇一道前往豫皖苏边区,担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兼任皖北特委书记和《群众导报》社长。

194010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收复被日寇侵占的苏北重镇盐城、阜宁,与新四军会师,打开苏北局面。11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从淮南半塔集东进盐城,同月中旬成立了华中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华中地区新四军和八路军。曹荻秋接到华中总指挥部电令从皖北赶赴盐城。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活动遭到国民党当局“军事反共、政治限共”的反动措施的限制。日寇和伪军接连不断对根据地发动“扫荡”、进攻、蚕食、侵扰。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战,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194114日,国民党军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新军部迅即在盐城重建。2月,成立了中共阜盐淮涟区委。520,中共中央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11月,成立了苏北区党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任书记。1942年底,阜盐淮涟区委撤销,成立中共盐阜地委。

曹荻秋先后担任阜盐淮涟区委和盐阜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民运部长、敌工部长、敌伪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苏北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他作为阜盐淮涟区委、盐阜地委和苏北区党委重要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在中共中央中原局、华中局及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领导下,认真探索抗日根据地建设,放手开展群众运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搞好统战工作团结抗战力量,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打击敌、伪、顽、匪,减租减息、大力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为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第三师和苏北地方武装发起两淮战役,歼灭拒绝向新四军缴械投降的苏北日伪军,解放苏北全境。194510月,盐阜区改为苏皖五分区,盐阜地委进驻淮安,改称五地委,曹荻秋任地委书记,领导工农群众开展惩奸反霸斗争。19465月,五地委按照中央指示,在全区发动群众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1946626,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苏北军民奋起反抗,曹荻秋担任盐阜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并兼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政委。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取得七战七捷后战略性北撤山东,盐城、阜宁相继失守,曹荻秋与苏北军民顽强坚持原地斗争。19473月,曹荻秋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兼苏北军区政委,不久又兼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委。11月,华东局决定成立华中工委和华中行政办事处,曹荻秋担任华中工委常委、华中行政办事处主任。19482月,曹荻秋按照华东局的安排离开盐阜区,担任江淮区党委书记。529,江淮军区成立,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6月,江淮军区部队改编为华野第三十四师,陈庆先任师长,曹荻秋任政委。9月,三十四师扩编为华野第三十四军,陈庆先任军长,曹荻秋任政委。19467月到19488月,国民党军队在苏北各地发动多次扫荡和清剿,苏北军民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在险恶的环境中顽强坚持斗争,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给华东主战场以有力支持。

1948115,淮海战役打响,主战场在苏北、江淮地区,华中工委决定曹荻秋全面负责支前工作。1122,华中支前司令部成立,统一领导苏北、江淮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持淮海战役前线作战,曹荻秋任华中支前司令部政治委员。1949120,蚌埠解放,曹荻秋任蚌埠军管会主任。28,为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华东局扩大会议决定江淮军区由华中支前司令部直接掌握,统一指挥苏北、安徽支前工作,曹荻秋任前办主任。225,华东支前委员会及其执行机关华东支前司令部成立,傅秋涛任司令员,曹荻秋任副司令员。423,解放军攻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曹荻秋率领华东支前司令部随军进入南京。之后,遵照二野司令部的部署,华东支前司令部继续承担南下大军的支前任务。

三、组建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

19495月中央准备让二野进军西南,邓小平提出随军接管新解放区的干部力量不足,中央军委同意二野在京沪招收学生,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曹荻秋是四川人,熟悉四川情况,在苏北、江淮和领导华东支前大军期间表现的卓越才干为人所熟知,二野前委首长们一致决定由他负责组建西南服务团。因时间紧迫,邓小平提出请求三野和上海支持,率先在上海组建西南服务团第一团(上海团)。此时,曹荻秋正随军接管上海。接到命令后,他紧密依靠三野司令部和上海军管会,积极争取老上级陈毅、粟裕两位首长的支持,为组建西南服务团四处联络和动员。

1949612日,在三野和上海军管会支持下,西南服务团团部在大夏大学成立。621日,南下服务动员大会在天蟾舞台大戏院召开,全市300多所学校、4000多名学生代表出席。陈毅市长亲临大会发出号召,粟裕代表上海军管会作动员报告。上海迅速掀起革命青年参军南下的热潮,短短六天,就有37所大专院校、75所中学3000多人报名,审定录取2151人。针对在学生中未达到预定招收人数的实际情况,曹荻秋报请二野前委同意,果断调整招收方针,突破“动员一批京沪学生入川”的局限,扩大招收工厂及各行业的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他去拜访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请求总工会动员工厂企业、各行业职工和技术人员参加西南服务团。经总工会动员,不到十天,报名职工和专业人员达700多人,录取644人,单独成立了职工大队和技术大队。职工大队组建后,曹荻秋又到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商请协助招收一批文艺人才,得到夏衍等领导人支持。在《解放日报》刊登了招生启事,从报名的179人中录取145人,其中不乏文艺界名演员、名剧作家,遂单独成立一个专业文艺队。19497月下旬,又续招700多名职工和知识青年,成立直属于团部的第三支队。至此,上海组团任务全面完成。曹荻秋非常重视新招收学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对他们进行了初步思想政治教育。

二野以南京为备战进军西南的总指挥部,出征前要在南京进行两三个月整训。在上海完成组团任务后,曹荻秋率团来到南京,与其他地方组建的随军接管干部队伍汇合。二野前委以从华东支前司令部、二野各兵团和各中央局抽调的7000多名四川籍老区干部为骨干,在宁、沪、苏南、皖南招收的14000多名学生、职工、技术人员为主体,按将要去的省市分别组建了一团、二团、苏南团和公安支队,曹荻秋担任一团团长。为加强领导,成立了西南服务团总团,宋任穷任总团长,曹荻秋、张霖之、万里、彭涛为副总团长。在南京对新老干部进行了集训,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多位首长为学员作报告,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抓紧学习掌握接管政策,组织编辑了详尽的接管工作参考资料,还组织学员进行了军事训练。

南京集训结束后,二野大军开赴湖南常德集结待命。曹荻秋于19491025日率西南服务团一团抵达常德。常德是湘西重镇和川湘交通枢纽。二野以常德为川黔战役指挥中心。19491113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二野在常德对军事、后勤、战备和接管干部进行了整编,做好入川总准备。二野前委决定曹荻秋率西南服务团一团、西南直属大队和二野后勤司令部直属的财经、技术大队随二野第三兵团进军重庆和川东。曹荻秋按对口接管地区和工作职能,将接管干部队伍细编为大队和中队。重庆接管人员定额2470人。为顺利接管,曹荻秋主持拟定了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任职人选名单,进一步对干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接管方针政策培训,并做好紧随部队前进的安全和后勤保障。

19491114,曹荻秋率领随军干部队伍离开常德,随二野大军进军西南,一路经秀山、酉阳、綦江,向重庆进发。19491130,重庆解放,曹荻秋、张霖之、罗士高等重庆军管会领导一行19人紧随部队先锋营进驻上清寺范庄。随后,接管重庆的干部队伍大队人马也顺利抵达。

四、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奋斗

二野在南京整修时,对解放后重庆市的领导班子作了安排,将四川划分为川北、川东、川南和川西四个区党委,重庆与川东区党委一套班子合署办公。解放西南过程中,随着部队进军地区发生变化,重庆市的领导班子几经调整。重庆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陈锡联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曹荻秋为副市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重庆与川东分开,陈锡联、张霖之、曹荻秋分任重庆市委第一、第二、第三书记。从革命者到执政者,曹荻秋开始了解放后在重庆任职的经历,这期间因工作需要,他的职务发生了几次调整。19511月,陈锡联调任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曹荻秋在重庆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市长。19528月,张霖之调任中央任第二机械部副部长,同年10月,中央任命曹荻秋为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19546月,西南大区撤销,重庆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四川省省辖市,曹荻秋任四川省委第三书记兼重庆市委书记、市长。195511月,曹荻秋离开重庆,调任上海。在渝任职的数年间,曹荻秋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多谋善断、克己奉公、心系群众,为解放后重庆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紧张有序的接管工作

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战时首都。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集团逃亡政府把重庆定为“新行都”。解放后,重庆成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重庆为中央直辖市,受西南军政委员会直接领导。重庆市委入驻枇杷山“王园”,市人民政府在原国民党重庆市政府旧址曙楼办公。由于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陈锡联军务、警备和公安工作任务繁重,市委、市政府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张霖之和曹荻秋主持。重庆市的接管工作在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下全面铺开。

国民党的腐朽统治造成重庆经济一片萧条,大批企业工厂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市民生活贫困。国民党反动势力溃逃前对重庆进行了大破坏,并布置一批特务潜伏下来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一批来不及逃走的反动分子蛰伏在重庆,各种游离武装在混乱中趁机生事。重庆的接管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形势,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曹荻秋主持制定了“宁缓勿急,稳步前进,坚持立场、逐步改造;广泛发动群众和依靠工人、职员,自上而下,按系统有秩序接管”的工作方针,成立了政务、军事、财经、交通、后勤、文教、房地产等七个接管委员会,派出军代表和接管干部,分别按系统归口进行物资、财产、档案和人员全面接管。根据重庆敌情、社情复杂的情况,市军管会单独设立公安部,接管国民党遗留在重庆的宪兵、警察、特务机构,组建公安工作队伍,收缴社会枪支。全市接管工作总体实行“先接后管、边接边管”的方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公用、交通、卫生、水利、救济等单位,则实行未接先管的方针。各被接管单位以军事代表为主,动员工人、学生、旧职员积极参加接管工作,建立接交委员会、接交小组等接交组织,全市接管工作按系统有序开展起来。

重庆的接管工作情况纷繁复杂,人少事多,异常繁忙。在常德制定的重庆接管干部编制定额只有2470人,一经分配到全市七个接管委员会、市直属机关和18个区,干部力量不足的局面立刻变得非常紧迫。重庆和川东地下党组织在建国前遭受严重破坏,配合接管的力量也非常有限。由于缺乏干部,市人民政府起初只设有公安局和税务局。各行各业,各系统、部门、单位都喊人手太少,工作难以打开局面,要求增加力量。曹荻秋在市委接管工作会上说:“重庆接管工作复杂艰巨,但我们有党中央完整的接管方针政策,有西南局刘、邓首长的直接领导,有北京、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较为成熟的接管工作经验,只要我们严格执行政策,团结群众,严明纪律,坚持立场,脚踏实地的努力,人手少迫使我们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充实我们队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为了解决接管干部力量不足的问题,重庆市委召开重庆各界代表座谈会,广泛发动各界群众协助做好接管工作。194912月,分别组织了工人、学生、文化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和上层统战人士等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西南局刘、邓首长亲临会议,讲解接管政策,听取各界代表的意见,号召各界代表协助政府做好接管和建设新重庆的工作,获得代表们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重庆解放之初,成都战役还在进行,胡宗南企图在西昌建立反共基地。一部分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势力、潜伏的敌特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目气焰嚣张、活动猖獗,重庆敌情极为复杂。一些反动分子趁乱纠集游杂武装冒充解放军接管工厂企业。潜伏敌特通过纵火、爆炸、刺杀等手段进行疯狂破坏。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市长陈锡联收到特务的恐吓信,两次被打黑枪。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稳定社会秩序,在西南局领导下,重庆市军管会果断将“肃清反动势力,镇压反革命活动”作为当务之急,在全市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反革命和整治社会秩序的统一行动。1950213日至331日,连续三次集中全市警力进行搜捕,逮捕特务、恶霸、封建把头和反动帮会头子等各类反革命分子3455人。10天内登记反动党团骨干、会道门坛主9715人,收容并遣散溃兵游杂武装人员7500人,收容并安置烟毒贩、游民、妓女、乞丐等人员20685人。全市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各种刑事、破坏案件大幅减少,游杂溃兵、游民、妓女基本绝迹。

1950123,重庆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标志着重庆接管工作胜利完成。重庆接管工作历时53天,接管了464家工厂,352所学校,旧军政机关、官僚资本企业、银行、仓库、公共设施579个,接收员工100647人,接收飞机30架、汽车1883辆、渡船20艘、房产16538处、黄金10972两、白银33万两、机械设备2385部。全市接管工作的胜利完成,标志着重庆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为改造社会、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二)出妙招重建经济秩序

解放后的重庆临着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市场物价猛涨、投机盛行、金融秩序非常混乱。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是考验新生人民政权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问题。

曹荻秋兼任市财经委员会主任,在西南局的领导下,把统一货币、整顿金融秩序作为迅速扭转市场混乱局面的突破口。重庆市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废除国民党的银元券,对民众手中持有的银元券按1元人民币兑换100元银元券的比价进行回收,同时禁止外币、黄金流通。当时政府手中的人民币有限,还占领不了市场,市场物价没有统一标准,老百姓对人民币缺乏信任。为照顾群众使用银元的习惯,允许银元1元比6000人民币(旧币)在市场流通。金融投机分子借此兴风作浪,制造金融市场混乱。一时间,银元黑市猖獗,银圆不断升值,市场出现商人拒收人民币,近郊甚至出现以物易物的原始贸易现象,棉纱也被作为货币流通,已消失多年的铜板又成为通货。金融市场混乱和物价波动,造成人心浮动,市场萧条,工商业经营困难。打击金融投机分子,稳定金融秩序势在必行。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颁布了《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曹荻秋领导了打击金融投机、取缔银圆黑市的斗争。市警备司令部和市公安局出动军警全市出击,扫荡城区银元黑市,对扰乱金融市场的犯罪分子围剿追捕。发动群众开展打击银圆黑市分子的“拒银行动”,加强宣传号召人们使用人民币,提高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这两种方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金融投机分子仍然很活跃,银元黑市遭取缔后流窜到背街小巷、郊区等地方继续活动。为从根本上打垮投机分子,政府动用银行库存的银元,以高于黑市的比价大量收购人民币,使用经济手段给他们以致命打击,彻底摧毁了银元黑市。邓小平和西南财委的领导对曹荻秋此举非常赞赏。

重庆解放之初,一些不法商人乘市场混乱、物资匮乏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谋取暴利。1950126日至238天内,几种主要商品价格平均上涨66%,大米上涨184.46%,棉纱上涨70.15%213日春节市场物价更加猛涨,米、油、糖、棉纱10天之内平均上涨85.5%。尤其是投机粮商趁机以政府牌价大量抢购,然后又以高出牌价一倍以上的高价抛出。几个大面粉厂的老板也四处收购小麦,一度造成市场脱销,人心浮动,严重影响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重庆市军管会依法惩治了一批抢购囤积、扰乱市场秩序的“米虫”,但收效不大,投机商人仍然四处抢购。为了打击不法商人,稳定市场物价,曹荻秋一面请求西南财委从川东、川南紧急调拨粮食充实国营粮店库存,一方面又跟随投机粮商涨价,使他们误以为国营粮店库存不足,待他们大量抢购后,市政府在国营粮店统一挂出牌价敞开出售,沉重打击了囤积居奇的不法粮商,全市粮、油、煤等的价格很快稳定下来。

形势好转后,西南财委调拨了大量贸易粮到重庆,各街区粮店库存充实。市财委成立贸易总公司,在全市37个零售商店平价供应主要生活用品。又成立了粮食、花纱布、油脂、五金等15个市场管理委员会。西南财委借鉴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经验,在重庆实施“折实保值储蓄”,以重庆市价大河熟米1.5公斤、双喜白布0.3333米、熟菜油50克、合槽煤1.5公斤等实物按当天牌价的总和折成“折实单位”,市民存储支取均按照当日新华日报公布的牌价支付。开办仅八天,就吸储七亿元(旧人民币)。四个月后,物价基本稳定而停办。到19505月,42种物品的物价总指数比前两个月只上涨了0.94%,市场物价终于稳定下来。物价的稳定使人民群众摆脱了国民党统治下长期以来的通货膨胀之苦,也为重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坦诚之心做好统战工作

从重庆解放建立人民政权、成立市委到19547月,曹荻秋一直兼任市委统战部部长。他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十分重视和善于做好新时期的统战工作。在重庆解放一周年之际,重庆市委召开了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曹荻秋反复强调:“重庆是个工商业集中的城市,民族资产阶级是重庆统战工作的中心。把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的私人工商业者的统战工作做好了,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就有了保证。”当时,干部队伍中一些人缺乏统战观念和存在“左”的错误做法,工人提出过高的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和增加福利的要求,劳资对立严重,纠纷不断。曹荻秋及时召开会议在干部和工人中进行统战政策教育,贯彻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纠正挤垮资本家的“左”倾错误,成立劳资纠纷协调处理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主任,及时解决劳资纠纷2000多件。

在市人民政府人选问题上,曹荻秋十分重视对各民主党派代表的安排。他在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要安排党外人士,让他们有职有权,使他们感到‘朝中有人’;团结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就可以团结一大片,就可以把一个阶层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第一届人民政府33位委员中,有13名党外人士,占全体委员的25%。市工商局、市卫生局均安排党外人士出任副局长,市企业局安排党外人士出任局长。13位党外人士担任重庆市全国人大代表,九位党外人士为全国政协委员。向西南局推荐重庆百货业巨头、“宝元通公司”老板黄凉尘出任西南贸易部部长。这些做法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此外,还积极帮助各民主党派整理和发展组织,建立了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的“双周会谈制度”,春节期间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座谈和进行走访慰问,并且长期坚持下来。

重庆统战人士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胡子昂。他是重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担任过旧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在抗战时期就与周恩来有交往,重庆解放前被国民党通缉,投奔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后召开的新政协。在重庆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胡子昂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副市长。曹荻秋十分重视和依靠他来团结全市各界人物共同接管、治理烂摊子,与他一起主持市长办公会议,确定他分管财贸工作,凡是下属请示属于胡子昂分管的工作,曹荻秋都交代直接向胡子昂请示,并且及时向他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的精神。曹荻秋的尊重和信任令胡子昂非常感动,他表示“一定努力协助曹市长把重庆工作做好。”胡子昂任副市长后,认为不应该再当资本家,主动提出将其经营的华康银行交给政府接收,并将他在其他企业持有的股票交给政府。经请示邓小平后,曹荻秋同意接收华康银行公私合营,但耐心说服他收回私人股票。在胡子昂的带动下,一批民营企业响应党的政策主动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在农村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中,重庆工商界人士在农村置有的田产要退还押金数额达1000多亿人民币(旧币),不少工商业者一时拿不出。川东各县农会为追讨押金,纷纷派民兵进城上门追收,收不到就抢占商店或工厂,或将货物和生产原料搬走,或将店主捆绑押走。一时重庆城内出现混乱,有些厂家、店主因为资金枯竭而关门,市场经营、工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影响。对此,曹荻秋立即向西南局刘邓首长汇报请示,请求下令禁止农会擅自持枪进城捉人索要押金,如果是逃亡地主,由重庆市人民政府查明处理,并建议由重庆市委和川东区党委成立城乡减租退押联合处理委员会,统一接待各县农会,负责处理工商业者的减租退押事宜,依法保护工商业生产经营,维护社会秩序。西南局批准成立了以曹荻秋为主任的联合处理委员会,并将重庆市委的报告加上“不应把农村斗争地主的方法搬到城市,要妥善保护工商业”的按语,下发西南四省参照执行。处理委员会统一领导,根据应减租退押工商户的资财和承受力,制定出分期退还和减免的具体方案,既支持农村退押和土改运动的合理有序进行,又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保护了工商业者的正常生产经营,一度严重混乱的局面很快得以遏制,社会秩序恢复稳定。

(四)一心为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

全市接管工作胜利完成后,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首要任务。1950123日,重庆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曙楼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市军管会领导列席会议,4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会议。曹荻秋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市军管会副主任、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作了《重庆接管工作报告》,刘伯承作了《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并议定每四个月举行一次会议的制度,协商委员会下设市政、财经、文教和劳资四个研究会。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团结起来,克服困难》的动员报告。

曹荻秋结合他长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从事政权建设工作的丰富经验,对在新区如何实施民主政权建设积极进行探索。19501023日,他在《重庆解放一年来的工作》的报告中指出:“首次会议以来,重庆市的重大问题都是通过各代会来决定实施的。但是民主范围仅限于市是不够的。我们决定把各区公所变成区人民政府,成为一级政权。定期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重庆市区人民政府试行组织规程》、《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重庆市乡人民政府组织试行细则》等基层政权建设的法规相继制定和颁布,全市19个区调整为八个区,郊区农村召开农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人民政府,区乡两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行使区乡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民主范围向基层扩大,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

针对城区区以下没有基层政权组织的问题,曹荻秋率领工作组到金汤街街道蹲点调研,制订了《重庆市户籍段人民代表小组实行规程》,由街道人民代表小组担承担基层人民政权的一些职能,方便人民参政议政。试行后,很快在全市街道户籍段实施。由于街道基层民政、行政事务无人经办,曹荻秋提出“由区人民政府在公安派出所设一名民政干事”的方案,在重庆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获得通过,全市街道104个公安派出所各设立一名民政干事,健全了基层政权,方便街道居民办理民政事务。至1954年,全市共设立66个街道办事处。应厂矿要求,经各界代表会议通过,又在全市八个大型厂区分别设立厂区办事处。这些加强城市基层政权建设的探索实践,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内政部的通报表扬。

在加强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重庆市委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城市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清除旧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铲除封建把头,实行企业民主化。市委决定把整顿码头作为全市工厂、企业民主改革的突破口。重庆是长江上游航运交通枢纽,两江沿岸码头众多,有“九门七十二码头”之称。码头历来被封建势力把持,封建把头严密控制着码头,残酷剥削工人,勒索客商。码头工人成分复杂,混入不少地痞流氓、反动军官、土匪和逃亡地主。重庆解放初期,盘踞各沿江码头的封建把头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先后七次挑动上千工人参与斗殴,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和秩序。

1950120日,成立了以曹荻秋为主任的码头工作委员会,全市抽调60多人组成工作队进驻各码头。首先勒令解散封建把头控制的伪工会,下令取缔各种封建组织,废除各种剥削制度,成立重庆码头工会筹备会和重庆搬运公司筹备处。在深入发动群众和调查掌握各封建把头种种罪行的基础上,全面发动反把头斗争。先后召开斗争大会73次,斗争处理封建把头1464人,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威慑下,大小封建把头和反革命分子纷纷低头认罪。至195112月,全市成立了92个基层码头工会,实行企业民主化管理,运价较整顿前下降了一半。码头民主改革的胜利完成极大地推动了全市厂矿企业民主改革的开展,改造了旧的社会经济关系,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全面恢复和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殚精竭虑

全面接管、整顿社会秩序和工厂企业民主改革工作完成后,重庆的工作转入到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中心的阶段。曹荻秋作为市委第三书记主管财经工作并且兼任市委财贸部长,坚决贯彻中央财经工作方针,一手抓恢复生产和统一财政,一手抓公私关系调整。

解放初期,重庆市的国营企业主要是通过没收在重庆的官僚资本企业、申请改制的部分民营企业以及市财委成立的国营零售公司、信托公司等方式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大。由于市场萎缩、劳资关系紧张等原因,私营企业缺乏活力,歇业多于开业,恢复和发展生产面临重重困难。曹荻秋指出:“重庆是个经济基础较薄弱的老工商业城市,私营经济比重比国营大得多,单靠国营经济不可能将落后的中国经济繁荣起来。重庆的私人资本不是多而是少,必须扶持和利用私人资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两利’。帮助私营度过难关,以利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党的方针。”为掌握私营经济的实力,曹荻秋主持成立了私营商业财产评估委员会,对全市私营工商业户数、资产和从业人数进行调查摸底和登记。19505月,市委发出《关于私营工商业方针政策的指示》,提出政府采取贷款、加工订货、供应原料、国营让出一部分市场等措施,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

曹荻秋深入调查了解市场商品流通、供销情况,查看银行报表,运用银行和税收的杠杆作用来管理城市经济,在前期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按照中央政策增强国营经济的力量,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对不同性质的私营企业实行政策上的区别对待,对民族资本家的厂矿企业在税收上给以优惠,对于官僚资本背景的厂矿企业则坚持不得减免。在关键性领域坚决维护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比如,对于私营批发营业额过大,国营零售店还要向私营批发商进货的情况,他当即要求银行立即停止对私人批发贷款,加大给国营公司贷款从上海、汉口等地进货,很快改变了重庆市批发市场的结构。对于应该扶持的私营企业则坚决给予扶持,团结其积极的一面,斗争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促进全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曹荻秋十分注意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的平衡问题。在市委第五次党代会上,曹荻秋提出了“公私营经济发展比重”的问题,他指出:“私营经济有了相当发展以后,私营经济尤其是轻工业中远远超过公营,必须有意识加大公营比重,加大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以改变目前私营经济大于公营的状况。”

在西南局和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重庆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为促进经济发展,拓宽市场,1951810日,西南工业部与重庆市委联合举办了“西南工业品展览会”。展览会在新开辟的大田湾体育场举行,设有八个展室,展出西南工业部直属厂矿和重庆工业品为主的13227种,其中不少是解放后才研制和发明的新产品。展览会盛况空前,全国有438个代表团前来参观交流,参观人数达41万人次,全国性的新闻单位都做了采访报道。曹荻秋陪同邓小平、贺龙、万里等首长出席开幕式,参观展出品,首长和来宾对展览会给以高度评价。

1952年初,市委按照中央部署先后在全市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和打击了干部队伍中一批典型的违纪违法、贪污盗窃案件,处理了一批违法工商户,为经济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清除了一批腐蚀机关、危害国家建设、阻碍社会进步的腐朽落后因素。“三反”、“五反”后,私营工商业一度呈现停滞现象,劳资关系也呈现出不正常状态。市政府为了扭转私营工商业的消极情绪和帮助解决其正常生产经营上所面临的困难,国营企业和贸易部门给予私营企业3200亿元的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订单,市人民银行提供贷款3000多亿元。针对市场萎缩的情况,曹荻秋经请示西南局,决定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发挥重庆作为西南地区物资集散中枢的作用推动经济发展。1952721日,重庆市在大田湾体育场举办了被新闻媒体称为“开西南之先河”的西南物资交流大会。大会盛况空前,全国各省市有1600多名代表参会,其中私商占到三分之二。物资交流会购销两旺,成交额达5666亿元(旧币),购销总额11332亿元,其中重庆市私营企业交易额达1530亿元,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复苏,1953年春节,市场出现一片繁荣的可喜局面。

1953年,国家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认为“重庆解放虽晚,但工作和经济发展较快,可与其他地区同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曹荻秋主持编制了重庆“一五”计划建设草案。经修改后,在19546月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重庆掀起了解放后经济建设的第一个高潮。“一五”期间,重庆不是国家投资重点,但中央仍安排在重庆投资建设了重庆电厂、长寿电厂、重庆合成化工厂、长寿化工厂、和肉联厂等工业项目,投资金额达8.28亿元。此外,还新建、改建了中梁山煤矿、造纸厂、齿轮厂、水泥厂、特钢厂等大中型企业项目。

19546月,西南大区撤销,重庆由中央直辖市改为四川省省辖市。随着重庆地位的改变,全市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重庆市场集散作用下降,对西南各地的供销渠道发生中断,中央对重庆的货币投放减少,1954年全年总商业营业额减少41%。曹荻秋深入细致开展对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纪律性教育,全力主抓“一五”重点建设项目,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开展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根据中央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加快公私合营步伐,继续举办西南物资交流大会。通过以上举措,很快克服了不利因素,重庆经济迅速度过短暂的波动期,迈向高速发展的轨道。据统计,到195511月曹荻秋奉命调离重庆时,重庆在“一五”计划中年均递增25%,高于全国年均18%的递增速度。

(六)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中

曹荻秋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解放初期在财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想方设法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1951年夏,他到朝天门走访搬运工人时发现工人们无房居住,只能栖身于火灾废墟棚户和防空洞的情景。他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当前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好无房居住搬运工人的住房问题。财政再困难,也要设法。”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拨款22亿元(旧币)在沿江七个码头修建了一批工人宿舍,并且还亲自察看选址,在朝天门金沙岗为受苦最深的搬运工人修建了一座设有医院、食堂、议会厅、电影院和养老院的“搬运工人大厦”。195271日,“搬运工人大厦”竣工时在刚解放不久的重庆引起轰动,被群众认为“是史无前例的,为穷苦工人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为解决工作最辛苦的市政、建筑和产业工人中无房居住人家的住房问题,在财政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曹荻秋想方设法筹集了200亿元,剩下200亿元的资金缺口向西南局刘、邓首长求助,经邓小平代向中财委请求拨给了200亿元,解决了资金困难。市委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曹荻秋担任主任,他亲自到大溪沟和小龙坎两地选定地址,两处工人住宅区建筑面积共70000多平方米。竣工后,2500多户贫苦工人住进了宽敞明亮、水电齐备的工人新村。此举引起轰动,市民成群结队前往观光。

旧重庆市容破败不堪,市政设施十分简陋。城市下水道不通,街道污水横流;道路窄小破旧,交通非常不便;市民文化活动设施基本为零。解放后,市政府规划设计了市政建设总体方案,先后修建了190多公里的下水道,在原来没有自来水的江北、南岸、大坪、杨家坪等地和其他部分地区先后铺设了自来水管网。在道路交通方面,市人民政府投巨资修建了北区干道、两杨公路、石杨公路和菜园坝缆车道;接管时全市公交系统只有11辆旧汽车,1952年和1955年先后两次从苏联进口了35辆和60辆苏式大客车,并创建了第一批城市无轨电车,新增遍及全城的路灯7891盏,交通情况极大改善。重庆解放后,刘、邓首长提出要“让人民打上文化牙祭”,重庆市委、市政府大力兴建群众文化活动设施。市财政拨款130亿元,曹荻秋担任修建委员会主任,将位于中山二路的原川东师范旧址扩建为占地七万多平方米的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于195285日竣工投入使用;重庆市委从原驻地“王园”迁出,把“王园”扩建为枇杷山公园,这是重庆市城区第一座公园;市人民政府从“渝舍”迁出,将“渝舍”扩建为占地2.6万平方米、供全市少年儿童开展文化科技游乐活动的西南第一座少年宫;将夫子池、原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委员会旧址”改建成一座“大众游乐园”,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游乐休闲的好去处。

五、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195511月,曹荻秋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12月,在上海一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增选上海市副市长,分工主管经济计划工作。19571月,市长会议通过曹荻秋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主持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工作。调任上海后,曹荻秋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为上海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6年,曹荻秋担任上海市委成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小组”组长,领导完成了对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7年起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实施“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发展方针,积极开展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重点发展手表、半导体、电子仪表等高精尖产品,冶金、造船、机械等工业得到了比较系统的技术改造,一批技术研究中心相继创建,一些新技术、新材料陆续得到开发和利用,上海工业和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在此期间,上海还动员了一批工厂和高校迁往内地,组织了一大批技术人员支援内地建设。

19585月开始,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做法在全国泛滥开来。曹荻秋反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浮夸,强调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三年“大跃进”的错误做法给上海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

19607月,上海市委决定在全市开展整风运动,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扭转经济严重衰退的困难局面。1961年,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并继续以“充实利用、合理发展”为指导,纠正了一些对经济管得过死、包得过多的过分做法,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上海经济逐步走出了“大跃进”造成的困境。

19631月,曹荻秋主持编制了上海市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继续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方针,进一步发展高精尖工业,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作用的新产品试制基地。后来,经国务院同意,确定了上海工业以高温合金、石油化工、高分子合成材料等18项新技术为主攻方向。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计划为上海经济建设明确了方向。

1965128,曹荻秋在上海市五届二次人代会上当选为上海市市长。19662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休息,市委决定并经中央同意,曹荻秋开始全面主持上海党政工作。

“文革”混乱中,在“四人帮”指使下,曹荻秋被上海造反派打倒夺权,遭受非法批斗和迫害,并被诬陷为叛徒。1976329日,曹荻秋在上海华山医院突发重病去世,终年67岁。1978420日,中共中央为曹荻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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