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东

肖泽宽（1917.10.10—2003.6.17），四川富顺人，先后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他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顾全大局，坚持真理，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对党忠心耿耿，对事业兢兢业业，出生入死，英勇顽强。他关心爱护干部、党员，勤勉实干，忠厚磊落，坚持按党的原则选贤举能。他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关心群众疾苦，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为重庆的解放和建设做出特别的贡献。

一、投身革命，义无反顾

四川富顺是我国著名的“千年古县”，有着“才子甲西蜀”的美誉，也是我国井盐的发祥地之一。由于当地盐业和农业的兴盛，一度被称为“银富顺”。

1853年，富顺的巨贾富商为躲避战乱，在距县城40公里的牛口山修筑石堡寨——三多寨（今自贡市大安区）。自威远县迤逦而来的牛口山南高北低，一冲三岔，沟壑纵横，群峰迭起。四周峭壁悬崖，地势险峻。三多寨城高10米，宽3米；东西3.3华里，南北2.1华里，占地1.25平方公里。易守难攻，宛如世外桃源。周边众多的官宦商贾乡绅云集于此，置地建房，繁衍生息，盛时有数千户人家。

1917年10月10日，肖泽宽出生在三多寨的一个富裕之家。肖家有土地有商号，仅盐井便有两口。殷实的家底和尚文的风气使肖泽宽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十多岁时，他走出四川盆地的狭隘来到杭州、上海等地求学，追求更加丰富的知识。学识和见识的增长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也在他心中播下叛逆的种子。在史量才创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里，他开始认清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本质，立志为建设一个科学文明的社会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国强民富而努力奋斗。

1935年，一二九运动传来，肖泽宽受到深刻的震动。1936年1月，肖泽宽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他投身革命，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理想。在上海，他为四川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车耀先等代购邮寄一些如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主办的《时代周刊》等进步刊物和书籍，以及一些学联的刊物。它们对车耀先主办《大声周刊》起到支持作用。通过进步书刊的学习，肖泽宽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认识，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更加积极地从事各种革命工作。

1937年5月，肖泽宽结束高中毕业考试，随即与从成都来上海的张黎群等四位进步青年一道，由全国学联介绍经西安奔赴延安。7月，在中共中央同意下，来自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青年学生四五十人抵达延安。当时，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专门办了学习班。毛泽东与大家开了半天的座谈会。他欢迎大家到抗大读书，也鼓励大家先工作。中央各部门的许多负责人到学习班讲课，如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人林伯渠，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蔡畅，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冯文彬等。学习班的中心任务是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学习结束时，有的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有的进了抗大。由于党组织希望有社会关系的能够站得住脚的回四川工作，原本打算就读抗大的肖泽宽决定回川工作，因为“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就行”[1]。

卢沟桥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到成都，积极与地方实力派接洽，阐明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积极领导四川民众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9月初，回到成都的肖泽宽积极地活跃在青年学生中，参与了秘密抗日团体“四川青年救国会”的组织工作，发起创办《救亡周刊》，同时组织一些读书会，参加“抗敌后援会”组织的宣传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揭露日寇侵略罪行，组织号召广大青年投身爱国救亡运动。期间，在车耀先的安排下，肖泽宽还前往修筑成都凤凰山飞机场的“温江民工总队部”作宣传工作，给民工讲抗日的道理，教唱救亡歌曲。

1938年2月，肖泽宽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组织的决定，肖泽宽创办发行《战时学生旬刊》，并组织“战时学生社”，主要开展宣传演讲、戏剧演出、读书会、歌咏队等活动，同时组织一批进步书刊，办理出租业务，着重在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扩大党的影响。他的工作得到上级的肯定。中共四川省工委希望肖泽宽脱离家庭，断绝一切社会关系，秘密参与工人运动。肖泽宽毅然接受新的任务。

5月，肖泽宽从四川省工委组织的“工运训练班”结业，由成都来到泸州。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肖泽宽被安排到二十三兵工厂工作。旋即，直属四川省工委领导的中共二十三兵工厂特别支部成立。肖泽宽曾任二十三兵工厂支部书记、总支书记，领导了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工运工作。

兵工厂特支从交朋友、拜把子、开展经济互助入手，团结毫无地位的“小工”，以凑份子轮流置办衣服、被盖等方式帮助贫苦工人，逐渐取得一批工人的信任。接着，进一步建立了党控制的工人俱乐部。一方面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读《新华日报》文章，使工人了解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讲苏联社会主义的好，进行启蒙教育。一方面团结工人与工厂福利科斗争。特支组织工人向福利科算账，要求将其贪污的钱用于工人的福利。通过细致的工作和有理的斗争，原来对俱乐部有疑虑的工人也转向同情支持，逐渐减少和消除了工人中存在的地区和等级的界限。到1939年初，经常参加特支组织的歌咏队、戏剧队、学习班等活动的工人达数十人。特支组织开展抗日话剧表演，教唱抗日歌曲，办抗日小报，尤其是1939年上半年在泸州搞的火炬游行和在厂内举行的“五一”庆祝活动，影响很大，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940年2月，肖泽宽撤离工厂到叙永县以戒烟所管理员为掩护，担任叙永、古蔺、古宋三县特区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长。当时，四川省工委已于1938年11月撤销，中共川东特委成立，并领导泸州地区的革命工作。肖泽宽在叙永积极争取当地上层人士对抗日活动的支持。其统战工作得到川东特委的好评。

1940年9月，鉴于泸州城区党组织发展较快，中共泸州中心县委决定成立泸州城郊区委，刚从叙永回到泸州的肖泽宽被委任书记，主持工作。当时，党的经费短缺，肖泽宽从家里筹措到1000多块银元交给泸州中心县委书记陈野苹，用作组织经费。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在川东特委领导下，泸州党组织立即着手秘密印刷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并且迅速通过各种方式广泛散布，甚至将传单贴到了工厂的每一部机床上。国民党恐慌，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3月，泸州中心县委代理书记和江安县委书记相继被捕，江安党组织支部以上负责人有八人被捕。4月，为了预防不测，泸州中心县委职工部长肖泽宽奉川东特委的指示转移重庆[2]。

二、潜伏山城，受命危难

1937年12月1日，在日寇的威逼下，国民政府由南京迁到重庆正式办公。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长江下游到长江上游。为了躲避日寇的迫害，为民族保存血脉，为抗战积蓄力量，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抛弃故乡的一切，携家带口或孤身一人前往大后方，众多的学校、工厂、企业纷纷西迁，汇集中国西南。在日寇无区别的频繁的战略轰炸中，国民政府在1940年9月6日明定重庆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成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相继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五个文件，设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3]。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袭击共产党机构，捕杀共产党人，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力图消灭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公开机构主要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总社。1939年1月，对外不公开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国民党战时首都的秘密中央工作机关，把维护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首要任务，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国际交往的主要对外窗口，领导南方各省及部分沦陷区和海外等地的党组织和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争取最后胜利的战斗堡垒。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统一战线旗帜，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重庆成为国共双方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

1941年，24岁的肖泽宽来到重庆，开始长达20多年的重庆革命生涯。他在1941年相继任中共巴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书记，巴县中心县委“下辖巴县、綦江、南川、长寿、永川、荣昌、隆昌、江津等县和黔北部分地区党组织，以及重庆市内部分党组织”，县委机关常驻重庆[4]。1947年，肖泽宽任川东临时工委委员，川东临委下设驻重庆的重庆市工委、驻广安的上川东地工委、驻万县的下川东地工委、驻泸州的川南地工委，以及随后建的驻南川的南（川）涪（陵）工委等地下党组织。他在1948年任川东临委秘书长。1949年初，肖泽宽任川东特委书记，领导整个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初到重庆担任巴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肖泽宽，主要领导了江津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位于江津东北的双河乡中心学校早在1940年9月即成立中共双河特别支部，直属中共江津县委领导。1941年肖泽宽接手后，双河特支进一步加强党员的管理。一方面通过经常的秘密集会，党员研究讨论国际国内的发展格局，分析当地的形势，提高认识，要求党员做一个清醒的革命者；一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党员中传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反映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书籍，提高觉悟，要求党员做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同时，要求党员将革命的信念溶入贯彻到自身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社会正义责任心，并且根据学校工作特点，以家访的形式与学生家长交流，讲解抗战形势和前途，在潜移默化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党的影响，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教育，要求党员做一个有成效的革命者[5]。

学校是国民党盯防共产党活动的一个重要单位，双河特支的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的注意。1941年8月，双河特支所属的党员及时转移疏散。重庆地下工作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表明，党的各项工作离不开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在艰险的革命斗争中，肖泽宽日益成长为坚定成熟的革命战士。

1941年10月，肖泽宽接任巴县中心县委书记，直接领导江津县委。11月，肖泽宽向来重庆汇报工作的秦朝亨（江津县委书记）、李培根（江津县委委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巩固西南大后方组织的八项任务》，突出强调了隐蔽精干的政策，同时针对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提出的“三月肃清计划”做出部署，要求立即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策略，粉碎敌人的阴谋，做到：一是纯洁党员，高度警惕。必须加强反奸细斗争，党员要忠于党的事业，对党忠诚坦白；同时，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的审查工作，防止敌特分子潜入党内，及时清除动摇变节的党员，不断提高革命警惕性。二是平行组织，坚持斗争。一个县可以建立两个以上的党的关系，彼此完全断绝横向的联系，如果被破坏一个，其余的党组织仍然能继续坚持斗争；要以机动灵活的建党方式对付康泽的一网打尽，使党组织在非常时期得到锻炼和发展。三是精简机构，缩小目标。县委以下不设特别支部、支部，实行单线联系，近的三月接一次头，远的半年接一次头，减小活动目标，使敌特难以发现线索。四是借力使力，注意隐蔽。党组织要严格区分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公开活动尽量不以组织者或领导者的面目出现，要尽可能地利用地方势力开展革命活动。此外，要坚持长期斗争。“三勤”、“三化”是贯彻隐蔽精干方针的具体措施，要落实，要有长期坚持的思想准备和打算。非常时期停止发展党员。

江津县委及时将上级精神和工作安排传达落实到每一个党员，对防止国民党的破坏起到好的作用。1941年冬，由巴县疏散到江津的一名党员被捕，又很快被释放。县委结合这一情况，再次向所属党员发出警告，严防特务破坏。

当时，国民党特务还派出便衣到江津进行蛊惑活动，以抗日募捐等为幌子，力图吸引进步人士或中共党员参与，促使其暴露，然后趁机消灭。地方党组织及时向上级汇报，得到必须提高警惕、不与其发生任何联系的明确指示。基层党员很快行动起来，对陌生的活动保持高度的警觉。国民党便衣的活动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不得不从江津消失。

在江津白沙的川东师范学校，国民党故意纵容三青团员横行霸道，在白沙街上的餐馆强吃强喝，在附近农民的地里强拿花生、水果等，企图刺激进步人士或中共党员站出来，达到甄别消灭隐蔽的中共组织的目的。针对三青团的恶行，地方党组织领导进步师生，暗中组织农民和居民，群起抓住搞破坏的三青团成员，将其拉至学校训育主任面前，很揍其耳光，打掉了三青团的威风。

1942年春，根据川东特委和南方局的指示，肖泽宽坚持留在重庆，继续主持巴县中心县委的工作。首先，抓清理整顿工作。对原属中心县委的300多名党员进行甄别。与工作积极、隐蔽得好，或虽有暴露但愿服从调配转移地区的120人接上关系；与工作积极，但有暴露危险却不愿或无法转移的100多人暂时保留关系，观察一段时间之后确实没有问题，再接关系；与工作不积极，或不赞成隐蔽方针，或在敌人反共高潮中动摇，舍不得已有位置的近100人坚决割断关系。要求党员在完成党的任务的同时做好社会职业工作，交好朋友，站住脚，运用一切掩护手段来隐蔽自己；一旦时机成熟，斗争需要，能够迅速打开局面，扩大阵地。其次，恢复重建受到削弱或破坏的组织。一些党组织在转移清理后党员锐减，中心县委采取直接领导，减少机构，适时恢复组织，如巴县县委、綦南工委、永（川）荣（昌）隆（昌）工委等。最后，开辟新的工作地区。将部分党员转移到贵州的黔北，在正安、绥阳、仁怀、桐梓等地建立据点，加强党在当地的影响。中心县委主要以单线与之联系开展工作。1943年3月，肖泽宽指派秦朝亨前往长寿县具体负责长寿党组织的联络和恢复重建等工作，7月正式恢复成立了中共长寿县特别支部委员会。

1943年12月，燕京大学高材生、中共地下党员侯祥麟从云南回到重庆，接受肖泽宽的领导。肖泽宽对刚到重庆的侯祥麟分析了抗战的局势，阐明党对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以及南方局正考虑选派一些技术人员出国学习深造的打算。他非常赞成侯祥麟报考自费留学。随后，详细了解他想去哪个国家，学什么专业，并派一位女同志与侯祥麟讨论出国的计划。最后，大家确定到美国学习化学工程。1944年，侯祥麟被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录取。国民党要求留美人员必须参加中央训练团的学习。肖泽宽明确指示侯祥麟，要去中央训练团受训而且还得顺利通过；如果被要求加入国民党，可以加入；要定期汇报团内的活动情况。培训结束，侯祥麟加入了国民党，年底赴美留学[6]。后来，侯祥麟在1950年回国，成为中国化学工程学家、燃料化工专家、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委员、中国工程学院院士，是中国石油化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943年9月，川东特委撤销，巴县中心县委由中共下川东特委领导。1944年，上下川东特委撤销，南方局直接领导重庆及川东地区党的工作。1944年6月，肖泽宽在中共驻渝办事处向南方局组织部的机关支部书记于江震详细汇报了几年来巴县中心县委的组织情况和工作情况。自从执行隐蔽方针以来，经过清理整顿和转移党员，开辟了新地区，开展了工作，组织保持比较完整，没有遭受破坏。于江震听后很满意，规定以后直接和他联系。此后，肖泽宽经交通员许建业直接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工作。

在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在许许多多象肖泽宽一样坚决实行“三勤”、“三化”的共产党员努力下，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党组织不仅得到有效的隐蔽，渡过难关，而且使党组织更加巩固，群众工作更加深入。

1945年8月，经过长期不懈地团结奋斗，中国人民终于以弱克强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妄图排斥消灭在抗战中形成的各种民主的“异己”力量，搞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并不惜为之诉诸武力。内战的阴云密布中国的上空。

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处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无意真心地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一让再让一退再退的真诚未能挽回和平的进程。1946年，国民党从局部的挑衅摩擦冲突到全面大举进攻，妄想在数月内彻底消灭共产党。1947年2月，国民党封闭并武力驱逐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最后几个公开代表机构。3月初，中共驻渝联络办事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新华日报》社的200多位同志安全撤回延安。至此，国共关系彻底破裂。战斗在国民党统治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新考验。

从重庆急迫撤离前，中共党来不及建立秘密的新领导结构，重庆和川东地下党组织一度与上级失去联系。迅速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确立下一步的工作方针，成为当务之急。同时，原南方局组织部部长钱瑛奉周恩来的指令在上海秘密领导川、康、云、贵的地下党组织工作。1947年4月，重庆市委派人与钱瑛在上海接上关系。钱瑛指示重庆市委书记王璞负责清理川东一带的党组织，并委托他与川东各地的负责人建立联系。

王璞首先与在重庆的巴县中心县委书记肖泽宽接上头，然后通过肖泽宽与下川东区工委副书记、川南地工委书记等接上关系，清理恢复了川东各地的党组织。王璞与肖泽宽等交换了情况和意见，统一了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提出发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开展城市工作的意见，初步形成《川东农村工作提纲》。随后，肖泽宽向永荣隆工委书记周平、荣昌党组织负责人何君辉分析革命斗争的形势以及准备在华蓥山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要求荣昌开展武装斗争，策应华蓥山起义，以分散国民党进攻华蓥山起义部队的兵力，并从人力、后勤等方面支援起义。

9月，王璞前往上海汇报工作。10月，王璞返渝。根据钱瑛的指示，中共川东特别区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王璞任书记，涂孝文为副书记，刘国定、彭咏梧、肖泽宽为委员。很快，川东临委对川东地区党组织相继进行清理、调整和组建，加强了领导。巴县中心县委撤销，肖泽宽分管领导川南工委、荣昌工委、南（川）涪（陵）工委、黔北组织的工作。

1948年初，彭咏梧率下川东地工委领导了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的武装起义，不幸失败牺牲；中共七大代表、上川东工委书记邓照明领导梁山、达县、大竹武装起义也不幸失败。部分干部和游击队员被迫撤离转移重庆。由于重庆市工委支援农村搞武装斗争的工作量大，头绪多，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所以川东临委与重庆市工委分开，肖泽宽任川东临委秘书长，驻重庆，处理川东临委的日常工作，并代管北区工委，包括江北县和北碚一带。肖泽宽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安排好起义失败后疏散到重庆的同志，同时配合重庆市工委支援农村的工作，帮助重庆市工委将支援农村的干部、武器和电台转移出去。此外，组织好与各地的交通联系。1948年2月，为了控制白市驿机场，便于转移疏散重庆市内的党员，肖泽宽组建了中共巴县白市驿支部，直属川东临委领导，辐射璧山等地。

1948年4月，抗战以来川东党组织遭受最大一次破坏的《挺进报》事件发生。4日，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被捕。6日，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被捕。7日，肖泽宽在听取从贵州桐梓来重庆的余时亮汇报工作后自南温泉返回主城区，旋即得知许建业、刘国定出事了。他立即作出紧急部署：约见余时亮，要求立刻回桐梓隐蔽待命；向广安的王璞发出“棉花生意蚀本，速回渝处理”的加急电报，并派人传信约见王璞；给在万县下川东地工委领导机关的黄绍辉去信“此次母亲生病，身体略有损耗，幸无危险，希无远念”，用暗语告之重庆地下党组织出了问题。肖泽宽以多种方式向各方发出警告，安排撤离转移，作最坏的打算。当天，肖泽宽还马不停蹄地前往临江路重庆宽仁医院，看望刘国定生产住院的妻子，一是安抚，二是安排其尽快出院转移。当晚，肖泽宽在江北的家中烧掉所有的文件。次日一早，肖泽宽赶到化龙桥，找到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冉益智，叮嘱冉益智尽快撤离。分手时约定16日在北碚图书馆见面，与重庆市工委委员李维嘉一起研究下一步工作。

4月16日，肖泽宽和李维嘉早早来到北碚的碰头点附近，但直到中午12时也未见冉益智的身影。于是，肖泽宽和李维嘉迅速撤离转移，脱离危险。其时，冉益智已经到了北碚，在上午九时被捕。在刑讯下，冉益智当天叛变。冉益智指认刘国定的身份。刘国定叛变。冉益智和刘国定为了自保，竞相出卖同志和组织，甚至加入特务组织，带领特务四处抓捕曾经的战友。6月，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被捕叛变。

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的大搜捕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川东地下党组织、川康地下党组织、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机关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重庆、上下川东、川康、宁沪的党员干部先后有133人被捕。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肖泽宽负责联系的“川南工委、南涪工委和长寿、铜梁、荣昌等县以及黔北组织基本保持完整”[7]，为重庆的解放保存了力量。

1948年4月底5月初，肖泽宽与王璞在璧山、铜梁紧急会晤，研究上川东党组织的疏散和继续开展斗争的工作，初步确定由邓照明处理重庆党组织的善后，同时鼓励能够在重庆隐蔽下来的同志，扎根重庆，积蓄力量。6月中旬，二人在合川碰面，继续研究如何应对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形、如何向上海局汇报以及广安、华蓥山地区要不要发动武装起义的事情。

7月，鉴于大量党组织遭到破坏或暴露，难以隐蔽，王璞决定背水一战，提前发动华蓥山周围数县联合起义。9月，华蓥山起义不幸失败，王璞牺牲。“这时川东临委只剩下老肖一个人了”，“整个川东地下党组织，除川南肖泽宽同志那一片以外，原来的领导机关实际上都解体了。”[8]肖泽宽成为川东地下党组织事实上的最高负责人。

在铜梁，肖泽宽见到几经辗转而来的华蓥山起义主要领导人陈伯纯，听取了华蓥山起义经过和王璞牺牲情形的汇报。他安排陈伯纯转移到川南继续斗争。同时，面对国民党军警的大肆搜捕，陈伯纯在铜梁县斑竹镇小学教书的妻子张岚星有暴露的危险。肖泽宽决定将张岚星转移到江津，让她参加领导江津党组织的工作。到江津后，张岚星通过关系继续以教师身份掩护革命工作，后来成为江津县工委委员。

那时，肖泽宽在重庆的交通员已经被捕，敌人正在四处抓“肖胖子”。肖泽宽主要活动于铜梁一带的农村，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安排已经暴露的同志和华蓥山起义失败回来的同志疏散转移，一方面与保存下来的同志接通关系，清理遭破坏的组织，继续坚持斗争。

11月，肖泽宽与邓照明在铜梁会晤。双方分析了重庆、上下川东、川南的形势，交换了彼此的意见，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党的组织并迅速开展工作。在研究确定新的工作重点的基础上，他们形成了书面总结材料。它指出：尽管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好，但四川重庆是国民党军政统治和特务聚集的中心之地，党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相对较弱，从局部来看是敌强我弱。因此，在农村不再搞大的武装起义，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小型武装工作队的秘密活动；农村工作主要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反对抓壮丁，反对征粮，反对收税；对暴露的党员和群众进行转移；不能一味抽调干部下乡，要加强城市的工运、学运、统战和情报工作；不宜大量发展党员，注意积蓄力量。总结材料作为川东、川南党组织的工作指导文件下发。随后，肖泽宽对铜梁、璧山、江津一带的党组织进行调整，听取汇报，并相应布置工作。12月，肖泽宽也从铜梁转移到江津。

到1948年底，在肖泽宽的领导下，中共铜梁县委、中共江津县工委、中共大足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等地方党组织纷纷建立，有效地领导着当地群众的革命斗争。

由于《挺进报》事件的影响，重庆和川东地区的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早在王璞未牺牲时，肖泽宽就与王璞商议如何联系上上海局。由于之前重庆叛徒带特务到上海、南京抓人，钱瑛转移香港，当地党组织蒙受了损失，肖泽宽派到上海寻找钱瑛的人得不到当地同志的信任，无功而返。肖泽宽另辟蹊径，派人去南充，企图通过南充地下党组织与川康特委联系，再经过川康特委找到钱瑛，也没有成功。肖泽宽又派人到遂宁找地下党组织，还是落空。与此同时，重庆的幸存党组织也在积极寻求与上级党组织接通关系。邓照明曾经亲自前往上海找钱瑛，仍然没有结果。终于，重庆的中共城中心与南岸区学运特别支部书记赵隆侃通过同学关系，辗转联系到上海局重庆工作组原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12月初，赵隆侃奉命飞香港见钱瑛，得到指示：设法找到肖泽宽或邓照明，要求他们立即到香港接头。12月中旬，返渝的赵隆侃联系上邓照明，传达了钱瑛的意见。12月下旬，邓照明到香港向钱瑛汇报请示工作。自此，大破坏后的川东地下党与上级党组织接通了联系。

1949年1月，肖泽宽在江津刁家场联络站主持召开有廖林生、李治平、周平、李培根、胡晓风、张岚星，及川南一、二工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为期五天。会议总结了华蓥山武装斗争的经验，布置迎接解放的工作。会议听取了各地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汇报，研究通过了下一步的工作方针，决定：在川南和涪南地区都不再搞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坚持在叙永、古蔺的深山老林搞小型武装工作队；加强长江上游重要城市泸州的保护工作，重点做好二十三兵工厂工人和泸州学生的工作，团结进步力量参与护城运动；涪南工委原抽调出来的干部回涪南工作，加强涪陵、南川、綦江、江津、荣昌等工矿城镇的工人工作和统战工作；立即纠正川南部分地区如纳溪大量发展新党员而降低质量的不当做法。会议为重庆的解放做了政治、思想和队伍的准备。

2月初，回重庆的邓照明在江津向肖泽宽传达钱瑛“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和恢复中共川东特别委员会的决定。肖泽宽任川东特委书记，邓照明为川东特委副书记。同时，为了培养提高干部，上级党组织决定分批抽调川东地下党骨干去香港学习和总结，肖泽宽作为首批人员前往香港。不久，肖泽宽向邓照明进行了工作交接，随后再次对江津、铜梁的工作进行巡视指导。因为敌人一直在抓肖泽宽，所以他从重庆乘飞机到香港比较困难，打算经泸州，取道昆明，再飞香港。由于川滇公路的匪患，肖泽宽在4月初从泸州返回重庆。肖泽宽与邓照明研究了当时正在重庆市内兴起的学生运动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以及他去香港的办法。同时，对留下来的川东地下党干部的工作做了再次的部署。20日，在邓照明的精心安排下，肖泽宽从珊瑚机场飞往香港。

此时，中共中央通知，香港学习班停办，川东骨干转赴解放区。5月下旬，肖泽宽经香港前往济南，旋即赴解放的武汉。7月初，肖泽宽在武汉见到钱瑛，并根据她的要求，拟定了一个川东地下党迎接解放的工作提纲，由回渝的同志传达贯彻。8月下旬，在南京颐和路5号，肖泽宽受到邓小平、张际春、宋任穷、段君毅等二野领导的单独接见。肖泽宽向二野首长们汇报了川东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得到肯定。首长们决定在武汉的川东地下党干部转到南京，随二野三兵团和西南服务团进军四川。9月，二野首长再次听取了川东地下党干部的工作汇报。肖泽宽随军入川。在进军途中，肖泽宽向指战员详细介绍重庆的情况，尤其是敌特情况，帮助接管干部熟悉重庆，同时协助部队协调与地方的沟通。1949年底，肖泽宽回到阔别大半年的重庆。

三、恪守党纪，磊落实干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开始全面接管旧政府。4日上午，肖泽宽乘客车到达重庆，先后和留下坚持工作的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以及在重庆的其他同志见了面。12月初，重庆市委部分领导人、军管会各接管部门负责人、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的部分领导人以及在重庆的地下党员在市政府礼堂曙楼举行了会师会，地下党的组织与工作正式结束。

重返山城的肖泽宽满心欢喜地投入到接管和重建新重庆的繁忙工作中，追悼死难烈士的筹备工作，地下党干部、党员组织关系的审查转移工作，党的外围团体的交接工作，以及原地下党干部、党员的思想统一工作等等。那时，军事代表或接管负责人对重庆的情况不熟悉，重庆的政治情况又相当复杂，军事代表等非常需要原地下党员向他们汇报真实情况与共同合作。肖泽宽最重要的工作是布置地下党干部、党员带引西南服务团的接管干部，尽快有序地接管伪政权，协助建立基层的人民新政权。肖泽宽揭开人生的新篇章。

从1949年底到1965年，肖泽宽曾任四川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科科长）[9]、部长，重庆市委常委、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此外，他在1950年5月至1951年3月任重庆市委直属党委书记兼第一分党委书记，在1952年11月经西南局批准兼任重庆市委纪委副书记。[10]

在重庆市委组织部工作期间，肖泽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做好干部的选拔、培养和管理，工作兢兢业业。首先，他非常重视干部自身的素质，要求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在考察、提拔干部时，既要看干部的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也要看他们的政治历史和政治品质，反对重才轻德和降低才德标准的作法；干部工作不能粗糙，要认真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和政治品质。其次，他更加注重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认为领导一定要重视，要把培养干部作为领导自身经常的任务之一，将对干部的培养同日常业务紧密结合起来，有意识地进行培养工作；应着力加强骨干干部、新提拔的干部和后备干部的培养，同时也不应忽略对一般干部的培养教育；培养干部要有计划，将学校的脱产学习与短期训练的业余学习有机结合；另外，要注意掌握各个时期干部的主要思想和进行系统的教育工作，对干部中反映出的各种问题要进行有力的批判和克服，防止和及时处理干部的腐化堕落行为，把干部的思想管理工作作为干部管理的中心工作。最后，他很强调干部工作的实践性。要求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一定要细致入微。深入地了解干部和及时发现人才，才能适时地把新干部提高到应有的岗位上来，克服提拔干部的保守思想；经常地检查督促，才能发现不足和问题，更好地爱护、关心干部，加强对干部的培养管理。肖泽宽要求：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思想水平，切实掌握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不断与违反党的干部政策的现象作斗争；必须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工作的计划性，树立深入细致、刻苦钻研的工作作风，及时注意总结工作中的点滴经验，加以介绍推广，并应虚心学习其他部门所介绍的工作经验，提高工作质量[11]。总之，要特别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建立业务学习制度，定期开展机关工作人员的表现考核。

肖泽宽不仅对别人提要求，更是身体力行，以身示范。他十分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善于运用各种数据，注意用事例来佐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扣帽子，不整人，同时注意把握政策，把对干部的关爱关心落实到细微处。

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原华蓥山起义领导人之一、市委统战部的林向北被举报曾经用汽车拉了黄金回家。市委高度重视，派肖泽宽带工作组清查。当时，林向北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肖泽宽开导说，要老老实实地把事情说清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说不行，乱说也不行，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既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12]。工作组没有搞逼供，只是让林向北在办公室里写交代。两个多月后，事情清楚了，林向北恢复了工作。肖泽宽掌握政策稳，保护同志不受伤害。

1958年6月，重庆市委决定分别组团慰问反右运动后下放到各农场劳动改造的干部。肖泽宽具体负责组织慰问市委系统在长寿湖渔场的下放干部。事前，他精心策划，召开各参与单位负责人会，提要求，做部署，强调要了解每一个下放干部的情况，尤其是要热心关怀年老、体弱、有病和家里有困难的干部。同时决定带医生、演员、新闻记者随团慰问。结果，慰问活动搞得热烈有序紧张感人。在一次晚上的碰头会中，渔场负责人提到距离场部七八十里远的六箭滩有十来个人管理果园和电站，建议不去了。肖泽宽立即说：“最远的就是最辛苦的同志，一定要去慰问！”[13]第二天，肖泽宽同大家一起划船前往，日落时到达湖尾的水电站。晚上，先座谈，然后慰问演出，附近的农民也都来观看。在历时五天的活动中，慰问团走访了渔场的每一个角落，为下放干部送去了党的关怀，亲人的温情，更鼓舞了他们生活的斗志。期间，肖泽宽认真听取各方面对渔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求渔场领导逐一提出改进办法；对下放干部提出的个人政治历史和家庭问题，要求相关单位回去一定按政策提出解决意见，尽快答复本人。

肖泽宽竭力围绕中心工作，动员、组织、调配干部，对重庆的党组织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得到重庆市委及周围同志的高度评价。1950年夏，重庆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调离重庆前，曾当面赞扬他：“你这个人品质好，认认真真工作，不讲名，不骄傲自满，工作做得好。”[14]在市委机关，肖泽宽有政绩，有口碑。

小说《红岩》脍炙人口，是畅销数十年，教育影响几代人的文学力作，是重庆不可置疑的一张名片。《红岩》诞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伯乐是肖泽宽。

在《红岩》创作之前，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的幸存脱险志士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合写了《禁锢的世界》，反映革命烈士在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的事迹。它引起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关注。1958年l1月，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来重庆出差，准备鼓励作者深化题材写成长篇小说。在与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会面时，朱语今建议重视有关狱中斗争的文学创作，既是宣传先烈精神，更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作为川东地下党老同志的肖泽宽，始终对自己曾经的战友满怀深情，同时这样的题材也是教育干部的好材料。尽管内心十分赞同朱语今的建议，但他没有当场表态。随后，肖泽宽向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汇报。任白戈、李唐彬都很重视。鉴于作者没有写作小说的经验以及团中央的重视等因素，任白戈对此有些顾虑。经过肖泽宽的争取，任白戈表示支持。在常委会上，创作一部有关狱中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提了出来，并且指定肖泽宽代表市委组织领导小说的创作。

肖泽宽将罗广斌、杨益言从各自的岗位抽调出来脱产创作，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在交谈中，肖泽宽发现他们对狱中战友的思想和事迹比较熟悉，但对敌特的情况了解不多，基本上没有多少感性认识，写作的人物单调，脸谱化。经过慎重的考虑，肖泽宽提议，市委同意，准许创作人员到公安部门查阅当时严格控制的绝密敌特档案，提审在押的敌特人员。创作人员获得许多宝贵的素材。

1959年初稿完成。它强调了狱中革命志士悲壮的一面，而对重庆解放前夕敌溃我胜、曙光在前的大背景反映不够深刻，没有突出狱中革命志士用热血和生命迎来革命胜利的主旋律。大家读后感到格调不够高昂，感伤压抑的东西较多。20世纪30年代即从事文学工作的任白戈书记明确地说：“小说的精神状态要翻身！”。为此，肖泽宽亲自主持召开三次座谈会，邀请四川、重庆的地下党老同志给初稿提意见，给创作人员提供史实和背景材料。一天晚上，他来到宿舍，动情地给创作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战友、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烈士生前的感人事迹和他牺牲前游街示众时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以及在群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许建业后来成为小说中感人肺腑的共产党员形象许云峰的重要原型之一。肖泽宽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人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魔窟用热血和生命、气节和情操，写下了不朽的历史一页。你们写小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写一个，抓一个，死一个，要通过烈士们的事迹，写出烈士们的精神本质。你们谱写的是一曲震撼人心的共产党人的正气之歌！”要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更要对得起逝去的战友，创作人员深感责任的重大。针对他们的具体困难，肖泽宽非常鼓励地说，放开思想，大胆创作；有困难不灰心，不打退堂鼓，知难而进；半路出家，更要下功夫补课，可以边学边写；不要急躁，要有长期思想准备，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不行五年，为党争气，为死难烈士争气，也为自己争气，下决心把书写好[15]。

为了解决从未写过小说的难题，肖泽宽以市委的名义邀请著名作家沙汀来重庆，从立意和写作上予以具体指导。在听取创作人员介绍后，沙汀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现在还是在牢房里，带着脚镣手铐写这场斗争。要从牢房里走出来，把脚镣手铐都丢掉，以胜利者的姿态眉飞色舞地写这场斗争。”在沙汀的建议下，肖泽宽立即安排创作人员到北京学习，参观刚刚建立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其中有1947年至1949年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解放战争的电报、批示、文件、社论等许多珍贵资料，它们让创作人员耳目一新，思想豁然开朗。小说的创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渐入佳境。饱含肖泽宽厚望与心血的《红岩》在1961年12月定稿出版，立即引起轰动。若干年后，84岁的肖泽宽颤颤巍巍地出现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红岩》手稿捐赠仪式暨《红岩》出版40周年座谈会上，足见他对《红岩》的感情。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国所有社队进行整风整社，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重庆市委抽调部分机关工作人员组成农村整风整社工作团。肖泽宽被派到巴县工作团任团长。整风整社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将农村基层组织分为三类，一类没有问题，二类存在问题但没有烂掉，三类是生产落后，烂掉的。三类社队要进行阶级划分，查领导班子，开斗争会，撤职、抄家、抓人，以革命促生产。经过实地了解，肖泽宽发现内定的三类社队并非想象中的坏人破坏，而主要是穷。一个强劳动力每天在食堂只能吃到3—4两粮食，菜是牛皮菜、藤藤菜、包包白菜，极少有肉。因此，农民对未来没有信心，生产没有积极性。开会到不齐，出工不出力，生产上不去。其根源是“左”，瞎指挥。肖泽宽没有采取斗争的策略，迟迟没有排出三类社队。

在落实政策时，基层干部和农民普遍对集体出工搞生产有意见，认为这是生产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呼吁包工分成。肖泽宽从重庆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也倾向分散干。做事一向稳健的肖泽宽，先让工作团的一位市委宣传干部查马列著作，从理论上为包工寻找依据，同时他也查阅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然后写个报告，提出以户为单位出工不能叫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认为包工分成可以试一试。当时天旱，群众吃饭问题突出，工作队的同志建议让农民把田坎背壁的地利用起来，夏天种点豆子高粱，冬天种点胡豆豌豆，收获后与集体五五分成，群众可以留点粮食度荒。肖泽宽很支持，认为只要种下去有吃的，能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就可以办，但分成比例最好是三七或二八，集体拿大头。在与县委领导商量时，他们有顾虑，怕犯包产到户的错误。肖泽宽说，群众现在没有吃的，搞点包工分成是救命的问题；如果出了事，由工作团承担。肖泽宽在巴县的工作得到群众的欢迎，也受到个别领导的非议，被视为“右”了。

1962年3月，在回顾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时，肖泽宽既肯定了三面红旗的完全正确和坚定不移的信心，同时也指出存在的许多问题：一是对总路线的理解只做到多、快，未做到好、省，将本来应该统一的多快好省搞成都偏废了，形成高大散乱的局面。二是反右倾扩大化，将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如指标过高、任务过大而做不到，也被反右倾，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损害。三是书记挂帅在一些地方离开了原则，成了个人挂帅；给党委或书记提意见就成了“反党”、“反领导”，混淆了提意见与真正的反党。四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帮助同志，而是“整死人”，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搞无情斗争。它们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破坏了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的发挥。其问题产生的原因既与经验不够，认识不足，很主观、很片面有关，更主要是缺乏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作风。所以，要克服存在的一些强不知为知、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情况，在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以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发扬成绩、修正错误的整风精神，改造思想，增强党性，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16]。肖泽宽的认识是当时难得的真知灼见。

1962年7月底8月初，为了掌握核实此前重庆一些干部冲破重重阻力向中央反映的自然灾害期间四川农村天灾人祸、惊人的死亡数字以及“左”的作法和家长式领导作风的情况，中央书记处从中直机关选17名司局级干部，派到四川搞调研。由于考虑到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调查要求不公开身份，不惊动当地党组织，以探亲访友的名义开展工作。时任二机部原子能局副局长的邓照明来到重庆，找到肖泽宽。面对曾经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战友，邓照明没有对肖泽宽隐瞒。经过郑重的思考，肖泽宽遵循党性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向中央调查员讲述了自己了解的四川农村及农民的真实生活情况，批评了四川省和重庆市某些领导的一些工作。回北京后，邓照明撰写调查报告。它经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转呈中央办公厅。当时到四川、重庆调查的其他同志也分别向中央做了书面汇报。这些报告对中央掌握四川、重庆真实的情况起了积极的作用。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错误地开展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四川的问题被搁置，反映情况的同志受到责难。肖泽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1963年4月，重庆市委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肖泽宽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在小组和大会上，肖泽宽不得不一次次做检讨。大会结束后，肖泽宽尽管没有受到名义上的处分，但是被调离了重庆市委组织部，被派到四川省委的合川农村整风整社工作团任副团长，实际上是被降级使用，带着“问题”在工作中改造，并受到监视。面对不公正的打击，肖泽宽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要求调动工作。中央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后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中央组织部将肖泽宽调到中侨办任政治部副主任。1965年，肖泽宽离开重庆赴北京任职。

四、老骥伏枥，渝情丹心

在北京，肖泽宽的工作、生活稳定，继续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辛勤奋斗。196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政治部副主任；1974年至1982年历任北京一轻局党委书记、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82年11月离休，1983年9月按副市长级待遇，2002年1月享受市长级医疗待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离开是非之地重庆的肖泽宽并没有结束自己的噩梦，更大的考验随之而来。6月13日，《重庆日报》公开点名批判肖泽宽等同志。重庆造反派将他升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人物，把他从北京抓回重庆批斗。在重庆，肖泽宽多次遭到批斗，被押到农村劳动，被关入“牛棚”，备受凌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他始终思想开朗，很乐观，整天都是一张乐呵呵的笑脸，很少发牢骚，没有屈服命运的不公，坚强地活着，对党满怀信心。

林彪事件后，中央开始落实干部政策。1974年，肖泽宽历经磨难重返北京，担任轻工局副局长。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推进，对肖泽宽的问题不断有新的认识，平反工作也在不断的反映呼吁中展开。1982年12月23日，重庆市委正式下文，肯定了肖泽宽1962年的行为符合党的民主原则，反映的情况真实，所提的意见正确，推倒了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撤销对他的处分，恢复名誉，并销毁“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所有材料[17]。当公正来临时，肖泽宽已经退出工作岗位，留下些许的惋惜、遗憾。

离休后，肖泽宽仅仅回过重庆两次，但重庆的干部、重庆的事仍然萦绕脑海。过去工作太繁忙，不可能细细地回顾，现在他有时间。从事组织工作几十年的经验和自身的遭遇，他深知对一个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肖泽宽知道重庆许多干部的情况，尤其是地下革命工作时期情况错综复杂，如果稍有处置不当，这些复杂的情况就会造成冤案。为了对他了解的每一个同志负责，肖泽宽一件一件回忆往事，一个人一个人地想。想到一点就记下心来，然后设法带信到重庆。在离休的20年间，他多次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重庆干部写证明材料，甚至亲自与有关方面联系，为这些干部落实政策。尽管身患多种疾病，行动不便，但只要是重庆的人，重庆的事，他都要见，都要关心，尽自己的一份心，尽自己的一份力。

2002年5月，重庆的两位党史工作者进京拜访肖泽宽。由于健康因素，每次只能谈话两三个小时。他们连续谈了六个半天。在一次访谈中，肖泽宽偶然提到当年在叙永的“红帽子”县长牟炼先，感慨他对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掩护，以及为此而丢了官。不料意外得知，牟炼先在1952年因敌特嫌疑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捕，后来死在劳改队。他的家属一直在申诉，但苦于找不到当年的证人。肖泽宽当即表示，可以负责任地为他作证。因为患末梢神经炎，书写困难，肖泽宽请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秘书记录，自己口授，形成关于牟炼先在“伪县长”任上同情支持共产党人的证明，同时附北京市委组织部盖章的证明说明。肖泽宽不仅客观地陈述了牟炼先同情支持共产党人的事实，还惋惜自己在重庆工作期间不知道牟炼先的遭遇，慎重提出“如无特殊有据的重大罪恶，应予适当保护，不应给予打击和镇压。现虽已事过多年，为还历史以公正，建议有关机关接受家属申诉，认真复查，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18]。肖泽宽又特地关照当年川东地下党战友、重庆市委同事、原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廖伯康，请其督促。在廖伯康的帮助下，封尘半个世纪的牟炼先案得到认真复查。2003年2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终审判决，宣告牟炼先无罪。肖泽宽得知平反消息后非常高兴，一再说，这件事办得好！不曾想，统战对象牟炼先平反案竟成为肖泽宽一生最后做的一件好事实事。

2003年6月17日，肖泽宽心脏病突发，在北京不幸逝世。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19]。

（作者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1] 肖泽宽：《我在川东地下党的经历》，载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川东地下党的斗争》（内部编印），第79页。

[2] 中共泸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泸州地方史稿·1921——1949（第一卷）》（内部编印），2003年版，第80页。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30页。

[4]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地方党史大事记（1919.5—1949.11）》，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5] 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江津地方历史·第一卷（1926——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6] 侯祥麟：《我与石油有缘——侯祥麟自述》，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0页。

[7]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1926—1949）》，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518页。

[8] 邓照明：《解放战争时期的川东地下斗争》，载《红岩春秋》，2008年5期，第54页。

[9] 重庆市档案馆，1003-1-58。

[10] 金道坤：《发展中的重庆机关党建》（内部编印），2003年版，第329、332页。

[11] 《各区企业、机关组织工作会议发言提纲》，重庆市档案馆，1003-1-496。

[12] 林向北：《我的三个三十年》，http：//www.mjlsh.net/book.aspx？cid=2&pid=4167&tid=687。

[13] 李培根：《那些永不褪色的记忆——怀念萧泽宽同志》，载《红岩春秋》，2010年3期，第51页。

[14] 李彦一：《镌刻在红岩上的足迹——萧泽宽与重庆》，载《红岩春秋》，2003年4期，第5页。

[15] 李彦一：《镌刻在红岩上的足迹——萧泽宽与重庆》，载《红岩春秋》，2003年4期，第3页。

[16] 《肖部长在第二期干部轮训班开学典礼上的报告记录》，重庆市档案馆，1003-2-445。

[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学习及文史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第十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68页。

[18] 何蜀：《半个世纪后的平反》，载《红岩春秋》，2003年4期，第19页。

[19] 《北京市委组织部原部长肖泽宽逝世》，京报网-北京日报，2003年06月24日http：//news.sohu.com/19/22/news21039221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