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君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小名燕昌，笔名茅盾，1896出生于浙江省桐乡乌镇。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是中国人民大众文艺和文化运动的奠基人，是中国进步文化的代表。青年时代，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抗战时期，他二度重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从事党在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中国人民大众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被国际文艺界誉为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的杰出领导人和先驱者。

茅盾生于中医世家，其父沈永锡，幼习八股文，十六中秀才，主张维新思想，崇尚科学救国理想。其母陈爱珠，能通文理，擅长治家，卓有远识，知晓国事，纵观时局，是一位是罕见的女性。茅盾十岁丧父，童年时代，接受母亲文理知识教育，为表达母亲再造之恩，茅盾曾在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和一首悼念母亲的《七律》诗中写道：“乡党群称女丈夫，含辛茹苦抚双雏。力排众议遵遗嘱，敢犯家规走险途。午夜短檠忧国是，秋风落叶哭黄垆。平生意气多自许，不教儿曹作陋儒。”深情地寄托了对母亲的哀思。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茅盾自幼习读《世说新语》、《庄子集粹》、《芥子园画谱》等史书，加之天资聪颖、能诗善文、国文名列前茅。1909年，茅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湖州府中学堂，在校期间深受国文教师杨笏斋的影响，使他的国文成绩名列全校第二。杨笏斋在茅盾骈体作文《记梦》中评语道：“构思新颖，文字不俗”。1911年秋季，茅盾转入嘉兴中学堂。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1912年，茅盾考入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得到人称“钱塘才子”文史讲席张相先生，在作诗、填词方面的指教，为他的诗词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13年夏，茅盾结束了四年半的中学生活，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1916年，完成学业的茅盾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五四时期，茅盾深受马列主义理论思想的影响，致力于新文化运动，接受民主与科学及马列主义的进步思想，投入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中，并以先进知识分子的身份加入到其中，成为我党早期的共产党员，从此，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中。

抗战爆发后，茅盾曾于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1942年12月至1946年3月，两进山城重庆，投身于抗战文艺运动和民主革命洪流之中，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他坚定不移为宣传抗战“奔走”和“呐喊”。1940年10月，茅盾惜别儿女，告别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延安。应周恩来电邀来到重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他受到周恩来夫妇热情会见和接待，在会见中他欣然接受周恩来及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委派，而前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担任常委，在周恩来和文委的领导下，他利用著名作家的身份及在文化界的社会影响力，以笔为戈，针砭时弊，鼓动民众，并致力于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

重庆于武汉沦陷之后，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工作者怀着到后方开辟文艺基地、共同创建抗战文艺的愿望云集重庆。然而当时的重庆，虽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却因到处被国民党军警、宪、特所把持，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这里并非是文化人创作、生活的“乐土”。而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的方针政策，不仅以重兵压境破坏民众抗日，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取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和文工会，阻碍中国共产党宣传发动民众抗日运动。1940年10月1日，国民党借改组军委会政治部之机撤销了三厅，决定在政治部内另成立一个文工会，企图把郭沫若为首的一大批左翼文化工作者排挤出去。周恩来进行了坚决斗争，经与国民党斡旋后，1940年10月文工会组成，12月正式向社会宣布成立。

新组成的文工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茅盾、田汉、洪深等任专任委员。国民党虽对文工会作了种种限制，但在周恩来和文委及郭沫若的领导下，在团结国统区著名文化人士，发展和壮大抗战文化事业，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三厅时期的战斗作用。茅盾在重庆接受周恩来和文委的领导，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以党外人士和著名文化人士的身份，经常参加文工会、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组织的各种集会、讲演及重庆文化界组织开展的抗日民族文化运动。1940年11月，茅盾参加了《戏剧春秋》杂志社在天官府街7号举行的座谈会。在会上，茅盾着重介绍了延安开展文艺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情况。1940年12月8日，茅盾与陪都重庆进步文化界人士老舍、郭沫若、沈钧儒、陈铭枢、王昆仑、邹韬奋等参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米克拉舍夫斯基在中苏文化协会内的“文化之家”举行联谊会。为了推动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茅盾时常忙于各种社交活动，茅盾曾回忆那时在重庆的生活时写道：“重庆的生活节奏比延安急速，单单各种社交活动——官方的、半官方的，非官方的，以及私人的集会和会晤，便应接不暇，我常常像“华威先生”那样写个不停，一天下来，精疲力竭。不过，这些活动多数还是重要的，或者有政治意义，我不得不去的。”[1]茅盾在繁忙之中，仍操持大型进步文学刊物《文艺阵地》的复刊工作，经过数月的艰苦操劳，1941年1月10日，《文艺阵地》六卷一期，在重庆复刊。《文艺阵地》的复刊不仅冲破了国民党在重庆实行的政治高压政策和扼杀文化的政策，而且成为聚集重庆进步文化人，高扬抗战进步文化的文艺阵地。《文艺阵地》内容丰富、特点鲜明，作家阵容十分强大，有沙丁的小说《老烟的故事》，艾青的长诗《马蒂夫人像》，张天翼的论文《论〈阿Q正传〉》，及戈宝权的译文等。茅盾在《文艺阵地》复刊上发表了讴歌陕北根据地人民动人情景的散文《风景谈》。这篇散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并受到南方局文化工作负责人董必武的肯定：“《风景谈》写得很好！那些审查官低能得很，你谈风景，他们就没有办法了”。[2]此后，茅盾接着又针对重庆一股所谓“航空姿态”的浊流，写了《“时代错误”》、《我的一九四一年》、《谈“中国人真有办法”之类》等杂文。

1941年1月，因“皖南事变”发生，政局突变。此时重庆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为应对时局变化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着手组织疏散在重庆的进步人士，其中包括文艺界的进步文化人。2月下旬，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约见茅盾，对他说道：“很对不起，我刚刚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没想到政局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现在又要请你离开重庆了。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夏衍、范长江、韬奋先生都要到香港，以群也打算去香港。”周恩来不仅诚请茅盾离开重庆前往香港，为其安全离开还亲自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周恩来的关心和文委严密的护送下茅盾被秘密转移到离重庆约20公里的南温泉，被安置住在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里，等待出发。在茅盾即将离渝前，他回想自己为奔赴抗战从苏嘉路上出发，辗转香港，受困新疆，到达延安，短暂重庆，又将赴香港，他心潮起伏，文思泉涌，在离渝前的20多天里，天天伏案疾书一气呵成写下了六篇大作，即《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京西插曲》、《市场》、《雾重庆拾零》。以杂感式的散文，记录这两年在内地的见闻。其中《白杨礼赞》成为茅盾文学宝库里的一颗明珠，写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3月中旬，茅盾离开南温泉，告别了重庆。在途经桂林时，茅盾再度思念重庆的繁忙生活和离别之情，感慨万千，写下了《渝桂道中口占》一诗：“存亡关头逆流多，森严文网意如何？驱车我走天南道，万里江山一放歌。”

在周恩来和文委的部署下，茅盾及家人经贵阳、桂林，安全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茅盾再次以抗战题材作为创作的素材，以自己在重庆的所见所闻作为创作的背景，通过抗战初期，许多热血青年，投身抗战，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战地服务团等假招募，而被强迫参加特务组织，使这些爱国青年身陷国民党特务把持的军、警、宪、特机关，揭露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凶狠、奸险和残忍，对纯洁青年的残害，对民主运动和进步力量的血腥镇压。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重庆的黑暗统治，塑造了那些敢于向反动势力斗争的青年形象，还把“皖南事变”写进小说中，这就是茅盾用日记体写成的小说《腐蚀》。当时，小说在香港发表，一时引起读者们强烈反响，很快流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被作为中共干部必读书，推荐为内部学习材料。《腐蚀》成为国内出版最多的一部小说，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实属罕见，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却被大肆搜查、禁止发行和出版。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港口、码头被日军严密封锁。在港文化界人士的安危，受到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的高度关注，为了秘密营救在港进步文化人士，周恩来亲临指导和部署文委进行精心策划，派出精兵强将，下达指示令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坐镇宝安，不惜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要把在港进步文化人士秘密营救出来，一场历时半年、行程万里、跨越十余省、救援人数800余人，史无前例的秘密大营救开始了。这次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在香港战史上，或者香港文化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壮举。茅盾则在营救人员之列，茅盾历经了秘密大营救的洗礼，于1942年12月23日，风尘仆仆再次回到两年前秘密离开的重庆。

茅盾再次回到重庆，他又将在周恩来和文委的领导下，致力于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而时感欣慰。他在重庆参加各种公开集会，诸如鲁迅纪念会、“文协”纪念会、作家祝寿会，以增强与文化界人士的团结，鼓舞同仁们斗志。1944年4月9日，茅盾参加了为老舍先生的祝寿活动，撰写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的贺章，他文中写道：“去年冬天他割治了盲肠炎，卧床且数月之久，朋友们都尉他的健康担忧，但上月文协理事开会，他特地从北碚赶来而出现于众朋友的面前，他使得我们的忧虑为之一宽。”片片数语真情地道出对老舍先生健康的关心。4月17日，茅盾出席了重庆文化界在百龄餐厅举办纪念老舍创作20周年茶会，并在茶会作了发言。

茅盾二度重庆，致力于中苏民族文化的交流。1943年11月7日，茅盾与冯玉祥、邵力子等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给苏联领袖和人民的信》，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赞扬苏联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1944年10月14日，茅盾与郭沫若、沈钧儒等150人，代表中国文化界联名致电苏联科学院院长柯马洛夫，祝贺他75寿辰，赞誉他：“真正的科学家一定能成真正的民主战士”。茅盾在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主编时，主编了《苏联文学丛书》，该书由重庆文光书局在1945年6月出版。对丛书中译作，茅盾认为，译文与原文“达到极准确的程度”而非常满意。期间，他翻译了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格罗斯曼的长篇《人民是不朽的》、卡捷耶夫的儿童小说《团的儿子》和《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等不少苏联作品，又以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的名义与戈宝权、葛一虹等人翻译了罗斯金著的《高尔基》，1948年北门出版社出版了《高尔基》，并被郭沫若称赞译文为：“至为简明扼要，善能传神”。茅盾在重庆为中苏两国文学交流的巩固和发展，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茅盾在重庆担任自强出版社创办的《新绿丛辑》主编，期间，他将全部身心扑在丛书的看稿选稿上，并给丛书每本书写序，先后出版了《脱缰的马》、《遥远的爱》、《没有结局的故事》、《小城风月》等作品。在他兢兢业业的工作中，关心和扶植了许多无名作家，这成为茅盾在重庆的一大贡献。其中有重庆著名的女企业家胡子婴，向茅盾请教写作小说之事。1944年早春时节，被中国妇女界称为“人杰”的胡子婴来到位于唐家沱茅盾寓所，登门拜访，真诚求教写作小说的方法，事后，茅盾像辅导小学生式的耐心的指教。胡子婴在茅盾的指导下撰写完成了描写民族工商业者在抗战中的苦难经历的小说。后经过茅盾反复修改，及在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并推荐出版，最终胡子婴署以“宋霖”笔名的书《滩》由开明书店出版，在重庆《在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茅盾特地发表了一篇书评：《读宋霖的小说〈滩〉》。

在重庆茅盾时常关注抗战现实环境中青年的文艺创作问题。1942年，茅盾指导“突兀文艺社”的青年开展文艺创作成为一段佳话。茅盾回忆：“……我的社会活动，还包括为一些文学青年当义务辅导员。其中与突兀文艺社的某些成员关系尤为密切。突兀文艺社是重庆一些大中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其中一位社员而联系上了。那青年叫胡锡培（田苗），是唐家沱载英中学的高中学生，家住市区，周末常与我同乘一条船进城，就认识了。后来由他引来了‘突兀文艺社’的其他成员，常在我家聚会，讨论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这些青年思想都很进步，于文学又有一定的基础，是一伙很有希望的文学幼苗。我常给他们修改习作。后来，他们集资创办了一个刊物《突兀文艺》，我为他们题了刊头，并写了一篇文章《什么是基础的》鼓励这些文学青年。”[3] 茅盾在《什么是基础的》一文中写道：“从事文艺写作的人，应当有冷静的头脑，热烈的心肠。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就这四项，是基本的。具备了这四项，然后所谓‘向生活学习’也者，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他提出的文学“基本四项”让突兀社员明白了文学创作前应怎样进行自我准备。同时，茅盾还重点阐释了生活与创作的辩证关系：“有人强调生活经验之重要性，好像只要有了生活，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然而假使你不先有了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你会迷失在生活的茫茫蘖海中，若干现象你将不能理解，若干现象你将认识错误，现象中的若干因与果你将茫茫无知，结果，尽管你饱经忧患，尽管你做过实际工作，或者，甚至干过三百六十行，可终于你是个糊涂虫……然而，‘没有生活’也不行。这还不是说，‘没有生活’你的题材会匮乏。这是说，倘‘没有生活’则你虽然有正确的思想，也将僵化为公式与教条；虽有广博的知识，亦将流为空洞迂腐。结果，正确的思想，会做出错误的结论；而广博的知识，会在现实面前碰壁跌跤。”最后，他总结道：“因此，对于青年朋友，我不大愿意公式地而又时髦地只捧出‘向生活学习’，或者‘充实生活’之类的箴言，而宁愿献给他们两句老生常谈：正确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至于什么技巧上的修养，我倒以为尚属第二义。”茅盾的热情关注，不仅亲自担任突兀社的创作辅导员，还帮他们修改习作，为小说集《纯真的爱》写序，指导和鼓励突兀社的文学青年，称他们为“很有希望的文学幼苗”。1945年秋，重庆《新华日报》为祝贺茅盾50寿辰发起举办“茅盾文艺奖金征文”，征求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突兀社发动社员征文活动，最后评奖揭晓，获甲等奖的3篇作品中，有两篇是突兀社员的作品，它们是田苗的《互替的两船夫》与木人的《丰收》。突兀社由中学走向大学走向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关注现实人生，反映社会下层，作民众的代言人，为民众呼喊”的文艺倾向，体现了茅盾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并得到国统区文学青年与社会的认同，突兀社在茅盾指导和鼓励下成为抗战时期活跃于重庆的颇具规模与影响的校园文艺社团。

1942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确定了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向。1943年11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首次公开阐述了《讲话》精神，1944年1月，《新华日报》节录发表了《讲话》的基本论点，成为南方局领导国统区展开的文艺整风运动。1944年5月27日，由郭沫若主持，茅盾、阳翰笙等文艺界人士参加《讲话》精神的座谈会。茅盾结合国民党统治区文化运动的实际，论述了应当如何对待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民主，为民主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及能促进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对抗战有利对民主的实现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4]以此倡导作家要扩大生活的领域，描写群众的痛苦和要求，作品形式要大众化。茅盾认为，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也包括名著）。他在《文学月刊》曾发表《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中提出：“不能使大众感动，仍旧不是大众文艺”。他从一个作家的观点来思考中国文艺大众化问题。茅盾在《抗战以来文艺理论的发展》一文中强调“民族形式”的建立，作家自己必须“要有正确认识”。茅盾建议，《文哨》杂志应多刊登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注意农村文艺青年。

抗战后期，随着日军疯狂进攻，日军攻占了贵州独山，国内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国民政府首都重庆一度遭致危机，在国难当头之际，正值重庆民主运动日愈高涨，茅盾与重庆文化界人士纷纷站在抗战民主运动的前列。1944年，茅盾创作剧本《清明前后》，揭露了国民党当时震惊全国的“黄金案”，表达大后方人民追求民主进步的强烈愿望，使茅盾从一名文化战士转变成为一名民主战士。1944年7月8日，茅盾与沈钧儒、张申府等人联合致电广西党政军学界，表示响应桂林文化界关于保卫东南的呼吁，力主“采取民主办法，组织人力物力，坚持到底”。同年9月，茅盾参加了重庆、昆明文艺工作者举行关于文艺的民主问题座谈会，会议讨论“文艺工作者的切身问题”。茅盾在《为诗人们打气》一文中写道：“思有所写作，而动辄犯禁忌，思欲深入社会以充实生活，则障壁重重，处处遇鬼打墙。”倾吐了重庆“篱笆”下的痛苦，深感欲写不能，欲罢不忍，呼吁给作家以民主自由。1945年春，国统区文化界、文艺界要求民主的签名运动和宣言的公开发展，标志着民主运动和文艺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同年2月22日，茅盾、郭沫若等312人发表了联合宣言——《文化界时局进言》，把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呼吁“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贡献出无限的诚意、热情、勇气、睿智，迎接我们民主胜利的光明前途。”这个宣言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在重庆乃至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蒋介石大为恼怒，下令追查此事，后发现是文工会组织发起的，更是怒不可遏，并悍然解散文工会。同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为笔的解放而奋斗——“九一”记者节所感》的专论，猛烈抨击了国民党的检查制度。茅盾、老舍等著名文化界人士发表文章，对重庆文化界发起的“拒检”运动表示坚决支持。1946年1月8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前，茅盾、阳翰笙等30人代表重庆文化界联名发表《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会》。其中，文艺工作者严正提出要求切实解决与文化教育有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文化界的两次签名进言，让茅盾等进步文化人从文化宣传舞台开始走向中国政治舞台。

在国民党当局的大肆淫威下，茅盾等进步文化人并未胆怯，他们更为从容地参加各种座谈会、集会、讨论会，以写文章来显露其文化战士的战斗力。其中，以中共为茅盾祝寿和举办庆祝活动，以致推动重庆的民主运动。正如，周恩来在茅盾祝寿活动时指示：为个人祝寿，并不是个人的意思，是对当前民主运动的一个推动。1945年6月，《新华日报》登出一则消息：“本年6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读，文化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6月24日，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了庆祝茅盾诞辰的茶话会。文化界五六百人聚集，中共代表王若飞出席了茶会。沈钧儒主持会议，柳亚子、马寅初、冯雪峰等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于立群代表中华全国文协作祝词，盛赞茅盾的文德：“严谨的态度，细密的文字，无尽的篇幅，不屈的操守，您的这些工作特点与处世精神，使您成为我们的灯塔，我们的表率，我们的模范。敬祝您的健康与努力。”冯玉祥在贺幛中写道：“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君寿过期颐高。”赵丹、金山、张瑞芳朗读了茅盾作品《子夜》中的对白。会上，重庆正大纺织染厂陈之一送来十万元支票，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茅盾作了答谢词：“……五十年来，我看到了多少中国优秀的儿女牺牲了，我自己也是从血泊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要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我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抗战的胜利已在望了，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待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难。我准备再活二十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否则我就是死也不会瞑目的。”活动当天，中共在《新华日报》上编发纪念专刊，王若飞发表了《中国文艺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的文章，高度评价茅盾的成就和贡献，肯定了茅盾文艺创作方向。这样的祝寿活动不是一般纪念性的，带有明确的政治鼓动性，因而对于促进抗战文艺界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使抗战文艺运动向纵深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重庆文艺界大张旗鼓地庆祝茅盾50诞辰，把茅盾二度重庆的生活推向辉煌的高潮。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新形势，将反内战反独裁的宣传阵地向华东的中心城市上海转移。1946年3月16日，茅盾结束了在重庆生活，携家人抵广州，继续在国统区领导革命文化工作。1946年5月26日，茅盾夫妇回到阔别八年半的上海。

茅盾二度重庆工作与生活，他在周恩来及文委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竭力“奔走”与“呐喊”。他用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直指国统区黑暗的政治与文化，鞭辟入里且洗练刚健地揭露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成为一名真正的抗战文化先锋战士。他历经战乱的硝烟，目睹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苦难，而无惧国民党的淫威，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他以抗战为主题创作《腐蚀》、《白杨礼赞》、《清明前后》等优秀作品，涌动着时代脉搏，折射出社会风云，着力表现时代造就人的新精神风貌的巨大力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中璀璨之瑰宝，为世人所颂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茅盾二度重庆工作与生活，他为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时至今日，重庆巨变。茅盾虽已离去，其风骨却犹存。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为抗战民主鼓与呼的邹韬奋

徐光煦

邹韬奋（1895.11.5—1944.7.24），江西省余江县人，我国现代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原名邹恩润，“韬奋”是他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5]意在自勉延志。郭沫若曾就他的笔名作一副对联：“韬略终须建新闻，奋飞还待读良书。”邹韬奋出生在福建永安，1909年考取福州工业学校，后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1919年9月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习，1921年7月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和社会调查活动，从此步入了他的新闻出版政治生涯。

一、创办“生活”报刊，历尽“生活”艰难岁月

从1926年到1939年，邹韬奋从接办《生活》周刊，先后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重建《生活日报》。这一系列反映中华民族争取民主和解放的“生活”报刊，见证了“生活”的艰难历程。

1925年10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生活》周刊在上海创刊，初由王志莘主编，以宣传职业教育为宗旨。1926年10月起由邹韬奋接任主编，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接办《生活》周刊三年后，从1929年10月第5卷起，由单张改成16开本，发行增达八万份，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达12万份。[6]内容上，《生活》周刊逐渐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7]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邹韬奋接连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利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至迫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终成《萍踪寄语》。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1935年5月，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声援。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12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2月29日，《大众生活》出至第16期，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邹韬奋决定暂避锋芒，于1936年2月出走上海，前往香港。邹韬奋到达香港后，和好友金仲华一起筹办《生活日报》。经过几个月的日夜苦干，克服人力、财力种种困难，于1936年6月7日出版了《生活日报》。在发刊词中，邹韬奋明确提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力求“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该报问世后，积极宣传抗战救亡思想。《生活日报》发行后不到两月，影响所及甚远，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爱国救亡运动。但鉴于香港偏安一隅，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邹韬奋遂根据读者要求，宣告从8月1日起移至上海出版。移至上海的《生活日报》，因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干涉而未能复刊，邹韬奋根据实际情况，将该刊副刊“星期增刊”复刊，并加以扩充，更名为《生活星期刊》，继续在上海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支持各地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救国会的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243天的狱中生活里，邹韬奋始终以一个坚强的爱国民主战士的姿态，同反动派针锋相对，表现出无畏的革命风范及英勇的斗争精神。迫于进步人士强烈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压力，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1938年7月该刊与《全民》周刊合并，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为了满足全国各界朋友的爱国民主要求，先后出版了《全民抗战》战地版五日刊和《全民抗战》通俗版周刊，在上海出版了《抗战画报》六日刊。这些刊物均以宣传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权利为中心内容，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全民抗战》销售量突破30万份，居全国刊物发行量之冠，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8]

邹韬奋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及系列“生活”报刊，以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敌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宣传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二、经营生活书店，进步书刊遍及全国

生活书店诞生于30年代民族危难之时，面临国土沦丧、民生凋敝的局面，呼吁抗战，挽救危亡已是全民族的要求。作为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代表人民的舆论喉舌和广大群众呼声、站在斗争前列的邹韬奋，在他创办的刊物和生活书店的事业中，百折不挠，始终高扬爱国救亡的大旗，并与国民党反动派作着不懈的斗争。

1932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出版政治和进步读物出版社生活书店成立，其前身是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1933年7月，在生活书店基础上成立生活出版合作社，选举邹韬奋、杜重远、徐伯昕、毕云程、王志莘为理事，理事会选举邹韬奋为总经理。创时仅有职工30人左右，登记资本2000元。到1935年 12月向国民政府实业部作商号注册时，资金数已达十万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生活书店有设在上海总店及广州、汉口两处分店，12月，生活书店在重庆、西安、长沙成立分店。抗战爆发后不到一年时间，在全国14个省扩充到55个分店。1938年1月，成立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邹韬奋、胡俞之、范长江、金仲华、钱俊瑞、柳湜、张仲实为委员，总店移汉口。

1938年2月，周恩来首次在武汉与邹韬奋见面时就说：“我们还没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朋友、好朋友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我们是一致的，爱国七君子的风节我是很佩服的。”[9]谈话中，周恩来关切地询问了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和家庭情况，向他分析抗战的形势和任务，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又详细询问了文化界和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并恳切地表示，共产党愿意大家一起奋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临别时，周恩来强调，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共产党一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自初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经常看望邹韬奋，邹韬奋遇到问题时也都要向周恩来请教，周恩来也总是推心置腹地和他一起讨论、共同分析，还字斟句酌地为他修改文章。邹韬奋在与周恩来的长期交往中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也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周恩来先生的确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毕生最可敬佩的朋友。”[10]他数次邀请周恩来到生活书店为职工作抗战形势的报告，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他曾请中共党员钱俊瑞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后又当面向周恩来提出这一要求。周恩来曾劝说他以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与以一个共产党员微分所起到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党需要他这样做。邹韬奋欣然接受了这一意见，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遇事主动听取党的意见和指示，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11]

10月，汉口失守，生活书店迁往重庆，并改称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生活书店迁到重庆后，坚持抗战进步书刊的编辑出版，编印了适合大众阅读的抗战读物《战时读本》100余万册和《大众读物》300余万册，继续编辑出版《全民抗战》、《生活》周刊、《世界知识》、《读书月报》、《战时教育》、《妇女生活》等十余种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大型刊物[12]。书店还在桂林和香港设立了西南、东南两个管理区，编辑出版了大量传播进步文化思想的书籍。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出版事业也加紧摧残。邹韬奋经营多年的生活书店50多处分店除重庆一地外，其他各地分店均被封闭或限期停业。邹韬奋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但他坚持革命立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了邹韬奋的安全，1941年2月10日，周恩来与邹韬奋及其夫人彻夜长谈，要他离开重庆。并亲自安排他们秘密离开重庆经桂林转移到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同时对生活书店如何做好隐蔽疏散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2月下旬，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秘密离开重庆。邹韬奋同各方面接触多，认识他的人也很多，南方局指定胡绳陪他走，还要胡绳装作不认识，暗地照顾。邹韬奋化装由重庆到贵阳，而后经桂林乘飞机到香港，于3月5日飞抵香港。在香港朋友举行的便宴上，邹韬奋庄严声明：“我们不是为逃难来的，而是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创办民主报刊而继续战斗来的！”[13]1941年底香港沦陷，周恩来又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在港抗日文化战士抢救出来，并特别强调要派人帮助邹韬奋离港。1942年2月，周恩来电嘱南委书记方方：邹韬奋即照来电处理，其夫人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他本人去苏北转华北”，“指定专人负责”接待他，“以免暴露”。[14]邹韬奋从香港脱险后，化名“李尚清”随东江游击队行动。当时，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得到情报，国民党当局已得知邹韬奋从香港回到内地，正密令各地特务严密侦察他的行踪，并指令特务机关“一经发现可就地解决”。周恩来得知后，立即电告东江纵队司令部，一定要邹韬奋就地隐蔽，保证他的安全。于是邹韬奋由胡绳护送暂时隐居广东梅县乡间。[15]1942年夏，国民党当局又派人到广东探寻邹韬奋的踪迹。邹韬奋的朋友专程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当即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更好地为革命发挥作用，建议他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也可转往延安。12月，在党组织的护送下，邹韬奋经上海转赴苏中抗日根据地。此后在根据地的观察研究，使他看到了新中国未来的曙光。他说：“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身上的精神，发扬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觉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16]在苏中抗日根据地，邹韬奋向接待他的中共华中局苏中区党委委员刘季平郑重表示了入党的要求，并希望实现前往延安的愿望。就在从上海转入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邹韬奋被诊断出患慢性中耳炎，后经医生进一步诊断为癌症，1943年2月初，因病情加重，被党组织秘密护送回上海治疗。

三、履行参政职责，促进团结抗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华政策从军事进攻为主转变为对国民党政治诱降为主，同时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此方针影响下，国民党内部消极抗日，对日妥协投降的倾向日益明显，其政策的主导方面也从积极抗日转为消极抗日。在对内政策方面的重大转变就是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转向制造磨擦、反共溶共、不断制造反共高潮。为了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和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建立民意机关，实行抗日民主。在积极抗战的呼声下，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和《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在原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基础上设立国民参政会。6月，邹韬奋以救国会负责人的身份被聘为参政员，成为国民参政会的首批参政员，并出席了7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

作为一名文化界的参政员，邹韬奋不仅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而且在参政提议案中提出严肃认真对待参政工作。1939年初，邹韬奋回顾了两次国民参政会大会闭幕后参政会决议案的实行情况，结果往往是上一次会议的提案多，提案所反映的问题未得到答复和解决的也很多。对此，他在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专门为办理提案的提案《应该检讨决议案的实施如何》。他分析认为，第二次大会决议案要在即将举行的第三次大会中揭晓，但事实上从未开展讨论，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参政会决议案实际上遵行到什么程度，得到了什么结果，都应该有切实检查的必要。例如关于《节约运动计划大纲案》，实行上报告说由国防最高会议“函国民政府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遵行”，至于各相关部门接到“通令”后怎样“遵行”，及“遵行”的结果如何，有待进一步检查。又如《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会议报告说“已尽量采纳于《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方案》之内政部分”，并“经交国民政府转饬教育部、财政部分别采纳施行”，方案的采纳，采纳后的施行，在事实上该方案已实施到怎样情形，也尚待进一步检查。此外，还有若干提案注明交某某机关“审核”、“商办”、“审议”、“通饬遵照在案”，实施的情形如何，也当有待于进一步的检查。有若干案件批明交某某机关“切实办理”、“从速实施”，这是比较慎重的了，但“办理”和“实施”究竟如何，也当有待于进一步的检查。总的来说，参政会议对于前一次的提案仅仅作了书面的简单报告，决议案在事实上的实施情形，还是很难断定的。[17]出于一种责任感，邹韬奋对参政决议案的实施及落实情况的担忧，跃然纸上。

邹韬奋的参政之路，从1938年7月参加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开始，到1941年2月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召开前夕辞去参政员，共两年零七个月。邹韬奋参政时间虽短，他的参政论题却始终突出了积极抗日与争取民主自由两大主题。

国民参政会虽属战时全国最高民意机关，但国民党为控制民意，不允许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成员以“党派代表”的资格出席，只允许以地区、经济和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出席，并要求参政员在参政会内“不发高论，不出难题”，“服从多数，抛弃成见”，不得有“妨碍国家行政统一及抗战建国需要之种种主张与议案”，国民党参政员从第一届的44.5%发展到第四届的84%，占了参政员的大多数，共产党仅有七人，加上其他抗日民主政党仅占11%。[18]作为参政员，邹韬奋见证了最高民意机关部分参政员为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断发出呐喊的声音。邹韬奋在后来的文章中谈到，即使是在国民党对参政员提出苛刻要求的情况下，部分参政员还是发出了“高论”。国民参政员既然是“来宾”，但“来宾”和平常的客人究竟还是有些不同，有的时候为国家大事着想，受到良心的指挥，在参政会上不但要做出激烈紧张的辩论，而且要放出“大炮”。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当时国民党政府仍在坚持抗战，有一部分妥协分子却在散播消极抗战的想法，汪精卫竟然公开讨论与日本“和平”。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就在这样一种气氛中举行，“汪议长”居然是大会的主席。会议开幕之后，会场上霹雳一声，传出陈嘉庚（国民参政员）从新加坡来了一个“电报提案”，内容极为简单，而意义极为重大，这个提案的内容只有十一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这寥寥11个字，邹韬奋认为是其他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的，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9]陈嘉庚的提案反映了全民意志，在会议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期间，国共两党和其他党派、无党派参政员中的大多数参议员积极支持抗战、为抗战献计献策，从而使国民参政会在团结全国人民、坚持全民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8月15日，邹韬奋、江恒源、曾琦、黄炎培会商，决定分别负责起草一届四次参政会重要提案，董必武负责起草发动民众问题提案。9月9日至18日，董必武、林伯渠、博古、王明、吴玉章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董必武等22人联署提出《拥护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声讨汪逆肃清汪派活动以巩固团结，争取最后胜利案》，还和张澜、邹韬奋、黄炎培等党派负责人提出《民众问题》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均提交会议讨论。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通过了治本办法和治标办法。治本办法要求请国民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指定若干参政员，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进宪政。治标办法要求请国民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因为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以充实并改进，以集中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会议还通过了否认伪组织，通电声讨汪精卫等提案。

参政员的基本职责是结合当前形势为参政会提交议案，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针对日本的侵华战略的调整和国内消极抗战形势，提出了《中国新形势与国民参政会》的提案，分析倡导团结抗战与加强国民参政会建设的关系，可谓切中要害。提案从抗战全局高度提出：中国需要更巩固的全国的团结，集中全部力量开展抗战建国工作。他分析中国抗战两年多来，愈战愈强，敌人由企图“速战速决”失败而企图“速和速结”，由企图“速和速结”又失败而正在企图“以战养战”。中国在全面抗战爆发两年来所取得的抗战成果，最主要的基本条件，谁都不能否认的就是全国的精诚团结，敌人也知道中国这一个基本条件的重要性，所以在政治进攻的阴谋中，极力利用汪逆精卫之流，挑拨离间，制造摩擦，企图由此增加中国内部的矛盾，分散中国一致对外的力量，尤其可痛惜的是顽固势力也为虎作伥，间接推波助澜，使中国的抗战建国工作受到更多的障碍。为加速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国民参政会要提高加强抗战建国工作的效率，达到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目的。[20]

在1939年初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在组织上加强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加强对地方民众的控制同时，决定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使思想意识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相一致，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在新闻方面，实行所谓“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图谋钳制舆论，垄断新闻。在这种新闻政策统治下，1939年6月国民党政府正式成立新闻检查局，各省市成立新闻检查所，各重要县市成立新闻检查室，如蛛网密布，加紧摧残新闻事业。1940年6月，国民党中宣部致函战时新闻检查局，传达蒋介石手令：所有稿件“凡意存挑拨、攻击或煽动者，绝对不应刊载”。皖南事变后，迫害日甚一日。据统计，1937年全国有报馆1031家，到1941年11月，大后方报馆被国民党当局核准者只273家，仅1942年一年，大后方的报章杂志被封闭的达500多种。抗战时期重庆的出版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是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和重庆市社会局图书审查处。国民党政府还先后公布了《战时图书原稿审查办法》、《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等图书审查规定及一系列禁书、焚书法令，依仗这些法令，出版行政管理机构着重查禁不符国民党政府宣传要求的书刊。抗战期间在重庆被查禁的图书达2000余种，期刊200余种。

邹韬奋作为抗战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斗士，在新闻、言论、出版如此窒息的环境下，他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未停止过。1938年7月，国民政府一公布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8月他便在《全民抗战》上发表社论，抗议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言论的自由。生活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十几家同业联合发表宣言，要求蒋介石撤销这一法令。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上，邹韬奋提出了《请撒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反响十分强烈，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1939年2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上，邹韬奋提出《请撤销增加书籍印刷品寄费，以便普及教育、增强抗战力量案》和《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普及民族意识，以利抗战建国案》等。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副部长潘公展找到邹韬奋谈话，胁迫生活书店和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合并，加资金百万，直接由国民党市党部领导，并要求邹韬奋加入国民党，均遭到邹韬奋回绝。9月，邹韬奋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提出《改善审查检查快报办法及实行撤销增加快报寄费，以解救出版界困难而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等。邹韬奋等参政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利用国民参政会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国共团结抗战的大局、维护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广大民众争取了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进步文化出版事业也加紧摧残。邹韬奋经营多年的生活书店50多处分店除重庆一地外，其他各地分店均被封闭或限期停业。邹韬奋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但他坚持革命立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了邹韬奋的安全，194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与邹韬奋及其夫人进行了长谈，劝他离开重庆，并安排他们秘密经过桂林，转移到香港建立新的文化阵地，同时对生活书店如何做好隐蔽疏散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邹韬奋行前致信重庆各抗日民主党派负责人和部分民主人士，信函开篇就说早有辞去参政员的念头，“原冀对于民主政治有所推进，俾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但二三年来之实际经验，深觉提议等于废纸，会议徒具形式，精神上时感深刻之痛苦，但以顾全大局，希望有徐图挽救之机会，故未忍遽尔言去耳。”让邹韬奋辞职的直接原因，则是他苦心经营了16年的生活书店“自前年三、四月后所受之无理压迫，实已至忍无可忍之地步”。原本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在抗战建国期间，只要不违背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和法令，对于言论、出版、领会、结社自由，都应该给予合法的充分保护。生活书店也恰好是致力于抗战建国文化事业，出版有关抗战期刊有八种，抗战书籍千余种，即使是这样，在国民党中央政府舆论控制下，自1939年以来，生活书店“无故被封，或勒令停业，十六年之惨淡经营，五十余处分店，至此已全部被毁”。邹韬奋说，“一部分文化事业被违法摧残之事小，民权毫无保障之事大。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韬奋苟犹列身议席，无异自侮”，“故决计远离”。2月25日，邹韬奋因国民党政府加紧迫害生活书店，封闭在各地的分店以及实行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愤怒发表声明辞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出走香港。

四、惜英年早逝，韬奋精神永存

1943年2月，党组织派专人秘密护送邹韬奋去上海治疗。住院期间，中共中央派华中局情报部徐雪寒带去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亲切慰问。在上海，邹韬奋妻子沈粹缜说：“敌人想置我死命，可是我不怕死，因此我要尽快到延安去，争取入党，我要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临终前他口授遗嘱：“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的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21]表达了他一生不懈的政治追求和诚挚愿望。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48岁。

9月2日，在延安的周恩来获悉邹韬奋病逝的噩耗后，即刻向中央建议：在延安召开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悼念文章；中共中央致唁电。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隆重纪念这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9月28日，由周恩来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表示：接受邹韬奋的临终请求，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员。10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对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伟大事业，给予了崇高的赞誉和评价。电文写道：“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重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 11月22日，时值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入狱八周年的日子，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隆重举行追悼邹韬奋大会，周恩来、邓颖超致邹韬奋挽联上写道：“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国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哪怕冤狱摧残，宵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权，准备反攻，驱除日寇，正待吾曹努力，哲人今竟逝，倍令后死神伤。”

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到重庆后，9月25日至27日，由宋庆龄、林伯渠、董必武、于右任、劭力子、孙科、冯玉祥、沈钧儒、张澜、陶行之、郭沫若、徐伯昕等72人联名的讣告，连续三天在《新华日报》上刊登。10月1日，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社会各界人士近1000人参加大会。会上，各界人士在发言中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表示要继承邹韬奋的遗志和民主精神，向法西斯统治进行斗争。沈钧儒在讲话中指出：韬奋先生是为民主而死。郭沫若在演讲中说，“韬奋，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还活着，你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青年的心里，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心里。你是活着的，永远活着的，从中国历史上，从我们人民的心目中，谁能够把邹韬奋的存在灭掉呢？”

1945年9月12日，周恩来在致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的慰问信中写道：“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想起毕生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奋斗的韬奋先生已经不能和我们同享欢乐，我们不能不感到无限的痛苦。”“现在，他的一生光辉的努力已经开始获得报偿了。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韬奋先生的功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永垂不朽，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邹韬奋逝世五周年时，周恩来题词：“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22]

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23]邹韬奋一生正是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著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1] 钟桂松：《茅盾传——坎坷与辉煌》，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2] 钟桂松：《茅盾传——坎坷与辉煌》，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3] 茅盾：《雾重庆的生活（回忆录之310）》，新文学史料，1986年（1）。

[4] 《如何击退颓风》，载《茅盾全集》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页。

[5] 毕云程：《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载《世界知识》1949年第20卷第6期。

[6] 马仲扬、苏克尘：《邹韬奋传记》，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7] 《我们的立场》（1930年12月13日），载《韬奋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256页。

[8] 参见马仲扬、苏克尘：《邹韬奋传记》，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9]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0] 金冲及：《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509页。

[11] 金冲及：《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509页。

[12]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3] 连贯：《1942年在香港抢救文化人士及知名人士的情况》，载《东江党史资料汇编》第三辑。

[14]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15]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16] 邹嘉丽：《忆韬奋》，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页。

[17] 邹韬奋：《应该检讨决议案的实施如何》，载《全民抗战》第五十三号，1939年2月。

[18] 孟广涵：《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1987年版，第17页。

[19] 邹韬奋：《抗战以来》，香港华商报出版部，1941年7月。

[20] 邹韬奋：《中国的新形势中有什么重要的特点呢》，载《全民抗战》第八十六号，1939年9月。

[21] 《邹韬奋先生遗嘱》，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0月7日。

[22] 《周恩来与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23] 毛泽东：为邹韬奋题词，《解放日报》1944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