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重庆是周恩来长期工作、生活的地方。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他在这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承担起领导大后方战场和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重任。在极其险恶和复杂的形势下，周恩来高举抗日与民主的旗帜，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不仅维护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而且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表率作用，赢得了人心，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团结了广大中间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1938年底至1946年5月，周恩来在重庆战斗生活了近八年时光，重庆岁月，成为他革命生涯中辉煌的历史篇章。
一、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
1938年10月，以武汉沦陷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周恩来离开他战斗经年的武汉，带着中共中央交负的新使命，辗转开赴新的战场——重庆。
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布置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中共机构的大部人员随国民政府西迁相继到达重庆，而周恩来自己却一直坚持到最后。24日晚上，局势已经非常紧迫，周恩来到汉口《新华日报》社，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口授最后一篇社论。25日凌晨1时，当报纸正在开印时，接到电话说，日军已经迫近市郊。周恩来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并检查了政治部对敌宣传科的工作后，才同叶剑英撤离汉口。同日，汉口陷落。12月中旬，周恩来经湖南、广西抵达重庆。
周恩来抵达重庆的首要任务即是奉命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南方局，是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新形势而对国统区工作作出的重大举措。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对侵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基本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同时，加紧扶持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势力，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力图分裂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亚洲，英、美也企图策划“东方慕尼黑”，以牺牲中国利益求得与日本的妥协，藉以保住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利益。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倾向日益显现。12月18日，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日本。紧接着，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并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其抗战政策逐步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由此使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随时面临着发生逆转的危险。因此，为适应抗日相持阶段到来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党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员名单。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等的建议，改中共中央西南局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南方局），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负责领导领导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南部分）、江西、江苏、香港、澳门和东南亚等海外地区中共党组织，以及华南、西南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与南方局同时在重庆成立的，还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重庆八办），钱之光任处长。重庆八办又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与武汉时期不同，重庆不再有常驻的公开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带领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南方局主要负责人仍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与国民党代表和当局有关部门谈判和联系，与各界人士公开广泛交往。
二、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
重庆时期，周恩来工作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鉴于这种情况，1939年7月，周恩来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并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中正式发表，鲜明地表明了中共的政治立场。由此，“三坚持三反对”方针成为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坚守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团结抗战的行动指南。
周恩来甫到重庆，就面临蒋介石企图吞并共产党的“一个大党”问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个非常突出和尖锐的问题。国民党利用抗日的旗帜和在实力上具有的某种优势，对共产党采取“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企图吞并共产党；而共产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冲破国民党的一切限制，放手发展自己的力量，进行人民战争。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蒋介石在国共合作抗日之初，即先后在武汉、桂林向中共方面提出把共产党合并入国民党为一个大党，但均未得中共方面答应。到达重庆后，蒋介石成立一个大党之心更加迫切。1938年12月12日，蒋介石会见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参政员，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解决办法，而坚持其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以他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张。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溶共”主张，王明、博古等当即予以严辞拒绝。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前夕，蒋介石又约见周恩来，重提统一国共两党之事，并要求将其意见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于1939年1月22日为国共关系问题致电蒋介石，明确答复中国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2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上述电报转交给蒋介石，同时复信给他，希望改善两党关系，减少磨擦，将合作贯彻到底。既拒绝了蒋介石的“溶共”主张，又表明了合作诚意。
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国民党将军事反共的重点南移，把反共目标指向敌后抗战的新四军，筹划新的反共高潮，同时加紧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反共活动。1940年6月初，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表示中共合作抗战诚意，谴责了国民党在抗战中“溶共”、“剿共”的反共行径。接着，周恩来又与何应钦、白崇禧就划分作战区域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但都无果而终。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以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名义签署致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最后通牒江南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指定地区。由此，揭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序幕。
为了探明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动向，了解各界人士对时局变化的反映，给中共中央做出正确对策提供依据，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频繁接触冯玉祥、孙科、覃振、于右任、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等各方面人士，征求他们对“皓电”和时局的看法。10月24日，周恩来连续两次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目前反共高潮正在着着上升”，提议“皓电”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军事上一要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便于集结应战；二要主力立即分散，江北部队需作应战准备。为了使中共中央决策获得更充足的依据，11月1日，周恩来又两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皓电”，表示皖南新四军在有充分保障条件下可移至江北，中共中央最终采纳周恩来的建议。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了以朱、彭、叶、项名义致何、白的“佳电”，经叶剑英转给国民党当局。“佳电”刚柔并济地批驳了“皓电”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诬蔑不实之词，既顾全大局，又坚持原则，发布后得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中间派的理解和同情，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主动。
与此同时，为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局，周恩来除要求《新华日报》将“佳电”广泛印送给各阶层人士外，还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力度，特意向英、美、苏、法等驻华使团及在华国际团体提供了编辑整理过的有关国共关系的资料。12月下旬，周恩来约见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向她说明国共两党分歧的实质及发生重大反共事件的危险性，并向其提供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材料，约定在蒋介石发动反共进攻时予以揭露。[1]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称新四军都是他的部下，只要“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但“如果你们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冲突绝难避免”。次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发电指出：蒋的承诺“靠不住”，这次不过是“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罢了，而事实上，国民党“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2]。
1941年1月6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八万余人包围袭击，皖南事变发生。大部分将士英勇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遇害。1月7日，周恩来得到皖南新四军遭袭消息，当即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1月11日，周恩来在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庆祝晚会时，再一次收到有关事变急电，他当即向与会各界人士宣布电文，强烈谴责顽固派罪行。指出：“黑暗只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1月17日，周恩来在获悉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后，即在曾家岩50号给何应钦打电话，义正词严指出：“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3]次日凌晨，周恩来奋笔写下题词与挽诗：“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新华日报》连夜刊印，在天亮前发往全城。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同1月18日重庆各种报纸上刊登的国民党军委会发布的所谓“通令”及发言人“谈话”，形成鲜明对照，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罪行的揭露与抗议。当天，尽管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在整个重庆城禁止出售《新华日报》，连贴在街头报栏上的报纸也要撕毁。但经过《新华日报》馆工作人员勇敢机智的斗争，还是将载有周恩来题词和挽诗的报纸在清晨六点多钟即送到读者手中，并张贴于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栏里，报纸的发行量猛增至5000份。2月1日，看到报纸题字的毛泽东“为之神往”并致电周恩来[4]。
1月17日晚上，周恩来在红岩嘴13号南方局办公楼的二楼走道上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开会，向大家说明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并指出目前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完全决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中共的斗争之后，两党还继续维持合作抗日的关系。要求大家从最坏的可能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在谈到必须从最坏的可能作准备时，他表示一定和大家一道斗争到底，并强调：“反动派可能下毒手，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反动派突然袭击，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接着他向南方局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并指示应敌之策。[5]周恩来的讲话使在场的干部深受激励。这时的南方局机关，众志成城，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岿然不动。
时局骤变后，中共中央基于对南方局领导人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安全上的考虑，于1941年1月18日至2月1日的十多天时间内，连续数次发电，紧急指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人撤回延安，并将其他党内外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区。中共中央的指示非常迫切，仅在1月25日一天内即两次来电要周恩来等“迅即回延”。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在会上，他指出国共关系尚未到最后决裂之时，因此断然决定要坚持到最后，争取时局好转。与会人员亦表示要留下坚持战斗。为此，周恩来反复向中共中央陈述理由，最终得到中共中央同意。1月27日，重庆八办全体工作人员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发出电报说：“处在政治环境极端严重的重庆办事处同志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6]。两天后，重庆八办收到毛泽东、朱德的回电，“甚慰，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7]。
在此期间，周恩来一方面及时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反击，另一方面又细致周密地进行了南方局、重庆八办和《新华日报》馆的干部转移和撤退工作。在周恩来直接关怀下，滞留于重庆、桂林等地的进步文化界人士也进行了转移和疏散。2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率领蒋南翔、李涛、边章五等飞返延安，并向中共中央汇报周恩来在重庆坚持斗争之情形，毛泽东听后给周恩来去电，对周恩来的工作表达了“欣慰之至”的高度赞许。随即，中共中央决定对第二次反共高潮采取“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指示周恩来“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8]。继后，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在不同战线上，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猛烈的政治攻势。
周恩来采取的第一个攻势是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外广泛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1月19日，南方局印制了由军事组起草，叶剑英、周恩来精心审定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并采用各种方式，将传单送到中外各界人士、广大普通群众，以致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手中，甚至邮寄给欧美、东南亚各国朋友和广大侨胞。传单在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政治攻势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准发表揭露皖南事变事实真相和抗议国民党罪行的言论，周恩来领导《新华日报》顶着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在更加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下，机智勇敢、坚韧顽强地坚持战斗。1月17日后两个多月里，《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境外有关中国抗战局势和谴责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报道和文章。1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刚刚奉派来到重庆的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曼顿与本报记者的谈话。曼顿表示希望国共当加强合作。他认为，中国要想“战胜日本，必须团结一致”。同日还刊登了菲律宾华侨领袖余清箴的谈话，其主要内容是“希望祖国加强团结，坚持抗战，连微小分裂也勿出现”。同时，还登载大后方群众捐款慰问新四军将士的信，以表达民意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抗议和对遇害新四军的同情和支持。
早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周恩来已经预见到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大规模反共事件难以避免，因而在1940年冬即对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罪行的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派人将半年来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有关材料汇集成册，送往西安、桂林，还设法送往香港、南洋等地。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派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人员王炳南和龚澎等及《新华日报》记者，频繁走访外国驻华使领馆及外国记者，向他们提供有关皖南事变的材料，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驳斥国民党当局散布的谰言，并动员外国记者到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文章。周恩来还委托德籍友人王安娜访问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尽快让他们知道新四军事件的真实情况。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皖南事变发生后数日之内，有关新四军事件的新闻就在重庆的外国人士中迅速传播开来，许多外国记者还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将这个消息及时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埃德加·斯诺率先在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亚美》杂志等有影响的报刊媒体上发表揭露新四军事件真相的文章，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报道。一些在国外出版的华侨报刊也根据外国通讯社提供的资料，大量刊登了有关皖南事变的消息、文章和华侨来信，一致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的暴行。
宋庆龄领导的设于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罪行也起了突出作用。皖南事变后，通讯还发表宋庆龄等四位国民党元老，为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信以及《皖南事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次重大打击》和《抗议攻击新四军的外国友人来信》等一系列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在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攻势是向国民党当局进行严正抗议。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谈话，揭露顽固派反共阴谋。还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善后问题的十二条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9]。周恩来在收到上述命令和谈话后，立即大量翻印，广为散发，周恩来还将其送交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要他转交国民党中央。这项命令和谈话是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和国民党军委会发布一一七命令的有力政治反击。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使蒋介石一一七命令成了一纸空文，其“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阴谋遭到破产。
通过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广泛宣传，中共的严正立场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在香港发出抗议，并致函蒋介石，谴责其“剿共”内战违背民心，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国民党统治区民主党派也愤然抗议，章伯钧等与周恩来会面，表达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共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的意愿。国民党内也不乏反对内战者，张治中向蒋介石呈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失策，认为皖南事件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至大[10]。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向蒋介石面陈，请求慎重处置新四军问题，以免造成内战危险及国际间的不良观感[11]。国共谈判联络代表张冲，在事变发生后“感到没脸见人”，他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指亲日派）是奸。”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人以及国外华侨团体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残杀抗日部队，要求制止分裂、内战，呼吁团结抗日的电文，如雪片般飞向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和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与此同时，南方局外事组也按周恩来的要求，使美、英、苏等驻华使馆以及国际机构了解到事变真实，逐渐对中共倾于同情和支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1月下旬，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与周恩来会晤后将事件真相报告本国政府，英国政府即电告蒋介石，指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12]。2月中旬，美国总统特使居里与周恩来秘密会见不久，便向蒋介石声明：“美国政府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13]。一时间，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况。
1941年2月初，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在即，为抗议国民党制造的系列反共事件，周恩来等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和民主党派以及陕甘宁边区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被捕人员等12条作为出席会议条件。中共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拥护和支持，最终迫使蒋介石在二届参政会上做出“以后决无剿共之军事”的承诺。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询问延安中共中央有何意见，做出缓和两党关系的姿态，表示部分让步和谋求妥协之意。至此，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周恩来经过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复较量，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维系合作抗战大局的目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反共开始，以顽固派在政治陷入被动，在道义上失去人心而终。从此，中间势力抛弃了对顽固派的幻想，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共的合作关系，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的地位日益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日益上升。
1942年五六月间，国共两党都开始谋求彼此关系的改善，周恩来在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强调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应继续团结，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的愿望。[14]1942年7月21日和8月14日，蒋介石两次约见周恩来，向他表达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愿望。10月，周恩来与专程到达重庆的中共谈判代表林彪一起，与国民党方面重开谈判。
10月13日，周恩来、林彪二人由张治中陪同，会见蒋介石。16日，周恩来、林彪应约会见张治中。林彪说明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国民党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张治中立即将话头打断，建议林彪先同各方面多谈，然后再同他谈。
根据国共代表接触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迹象，周恩来作出明确判断：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党间具体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分析，蒋介石及国民党要人都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但是国民党并不急于解决，而以为时间越延长，中共困难就越大，越有利于使中共就范。“他们的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15]
12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八办党员大会上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是“空气缓和”，“关系恢复”，趋向好转，但能否解决具体问题，尚“在两可之间”。南方局当前的任务是促使蒋介石转变其对中共的方针。基本方针仍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和民主。具体方针是“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16]此后，周恩来、林彪又几次同国民党方面谈判，国民党方面仍未提出正式谈判方案，只答复中共提出的方案与之要求差距甚远。
1943年1月，周恩来会见张治中，宣读中共方面最后的四项意见：一是党的问题，中共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是军队问题，希望军队编四个军12个师，并按中央军队待遇。三是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是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的规定，但现在只作准备，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等），亦可商量移动。张治中逐条抄录并核对后送交蒋介石。蒋立刻召集临时军事会议。会上发言的人，大多数表示不能接受。蒋介石没有表态，只是说：“好吧，再说吧！”于是，谈判进入搁浅状态。[17]
周恩来、林彪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虽未取得到任何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共关系。
总体而言，1939年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抗日虽日渐冷淡，但合作关系依然存在。周恩来当然希望通过努力，使两党合作关系得到继续，至少保持已有的军事、情报联络，因此他非常注意沟通和改善两党、两军关系，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的使命。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对日重大军事行动，事先都要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报告。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在冀鲁豫、冀南、华中等地的军事行动，华北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等，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做出方案后，即电告南方局，再由重庆八办呈报国民政府军委会批准或备案。抗战时期，国共两军是分区作战，但为了联手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委会有时也要求中共军队执行某一作战任务，或配合某部国民党军队作战。这些作战命令和要求，不论是出自蒋介石还是出自军委会某部，基本上都以书面形式发送重庆八办或周恩来、叶剑英，由他们负责转达。如1941年中条山战事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最高当局问及周恩来“中共军队是否配合作战？”周当即表示：“抗战到底为我们素志，18集团军必能协同作战无疑。”南方局将此意电告中央军委。经中央军委研究后，速以朱德、彭德怀名义复电表明八路军决心协同作战态度，并将协同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转交。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给这种合作设置了种种障碍，还时时寻机进行迫害。但是，周恩来却始终能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坚持不作有碍两党、两军团结，有损民族大义的事，没有给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以口实。应该说，在整个抗战期间，通过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努力，国共两党、两军之间有限范围内的合作，对维护国共合作局面，推动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在重庆期间，他工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他光明磊落，赤诚待人，同党外人士广泛联系，为中国共产党结交了无数朋友，赢得了极高声誉。国统区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广大知识分子以及各方面的朋友，正是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思想、作风，进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有三个半诞生在重庆，诞生在坚持抗战、团结、民主的斗争中，诞生在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军，他们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这个优良传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
民主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各种途径与各抗日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密切合作，支持和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并在抗日民主旗帜下与他们风雨同舟，共同进退，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关系，从而把党的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
1941年5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经王炳南、王昆仑、许宝驹、屈武等筹划，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称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王昆仑、许宝驹为主要负责人，王炳南是共产党与小民革联系的代表。这个组织成立之初，成员大都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与国民党上层有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这个组织中也有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参加。该同盟自成立至1949年宣布结束，盟员由几十人发展到近200人。
小民革开展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周恩来多次在王昆仑等人家里参加小民革核心成员会议，把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向他们交底。侯外庐回忆：“小民革来自各党派的成员，个个都善于独立思考，很难有力量让他们盲从某一个人，某一个党。但是，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经历了多者几十年，少者日寇入侵以来十余年的政治斗争的实践，通过自己头脑的比较、分析、判断，认识到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最有抗御外敌的决心和争取民主的诚意，最能代表民族的希望。因此，他们走到一起来，支持共产党为抗日和民主所作的斗争，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8]实际上，小民革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一个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秘密政治工作团体，主要工作对象就是做国民党民主派及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它虽然不是民主党派的组织，但是对推动国民党民主派与其他民主力量的联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小民革中的许多重要成员就是后来建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重要骨干。
全国抗战初期，国内党派除国共两党外，还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三党三派”。1939年11月23日，由乡建派的梁漱溟倡议，联合国民参政会内三党三派和无党派的参政员，包括职教派的黄炎培、冷遹，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当时尚未退出国社党）、胡石青、罗文干，第三党的章伯钧，无党派的张澜等人，在重庆发起组成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并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信约》、《简章》。
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国民参政会，取消张申府、章伯钧、杜重远、章乃器等参政员资格，其他党派、无党派人士也在其中受到压制，参政会的进步性日益消失。在此形势下，各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为争取生存、坚持抗战，迫切感到必须加强自身团结，密切与共产党的合作。于是，他们与周恩来联系，要求中共给予支持，周恩来、董必武对此表达了“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之意。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黄炎培、张澜、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罗隆基等13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英私宅）秘密开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会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主席（黄炎培辞职后，张澜继任主席）。大约半年后，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等亦被邀请参加，至此，民盟成为“三党三派”的联盟组织。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二字，打破政团束缚；以后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吸收无党派民主人士入盟。会议讨论通过了《纲领草案》，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张澜为主席。民盟建立后，周恩来等经常去特园，与民盟领导人共商国是，协助其促进内部团结，制定政纲。8月31日，周恩来、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各党派联合组织之民主同盟，曾经章伯钧与我方保持联系，我方亦愿从旁赞助，以培养中间分子之民主势力，彼等活动，我方随时皆可详知，可随时协助之。”[19]
为了争取公开活动，民盟领导人决定派常委梁漱溟到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光明报》，以冲破国民党的高压，争取国内外的同情和支持。此事得到周恩来赞同，并给中共在港负责人廖承志写信，要他对同盟办报给予支持。梁漱溟到香港后，廖承志通过范长江，对《光明报》的筹办给予了资金帮助，使《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顺利出版。
民盟的成立及其活动，在中国抗战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包括所有中间党派的政治联盟，严重冲击了蒋介石“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如果说，皖南事变前不少民主党派站在中间，有时甚至更倾向国民党，而到皖南事变后，虽然仍站在中间，却是逐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它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20]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十分注意团结国民党民主派，与其代表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早在1938年2月，周恩来在武汉就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有交往，并常与其交流对抗战时局和前途的看法。冯对周恩来的印象是：“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时，冯玉祥在重庆亲拟电文告诫老部下鹿钟麟，要他同八路军搞好团结抗战。为密切与冯玉祥的联系，南方局特派共产党员王冶秋、赖亚力、梁蔼然等到他身边工作，共同推动抗日民主事业。1941年11月14日，在冯玉祥（字焕章）六旬寿辰之际，周恩来撰写贺文《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高度赞扬冯将军坚持御侮，反对投降，呼吁团结的精神和“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的勇气。
李济深在国民党民主派中有重要影响。1939年初，李济深到重庆后，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下属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不久，他就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冯玉祥、白崇禧、李宗仁等商议抗战问题。周恩来表态支持战地党政委员会工作，并“希望大家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同心协力，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之后，为支持李济深，周恩来特派张友渔、梅龚彬、于炳然等中共党员进入这个委员会帮助工作。1940年夏，李济深到桂林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此间，周恩来通过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以及在桂党组织等多种渠道同他保持密切联系，直接或间接向他传达中共的意图。1940年冬，国民党军政部要求桂林八办限期撤退，周恩来与朱德致电李济深，请其从中疏通。在李济深的疏通下，桂林八办得以延期撤退。1941年1月，国民党特务包围桂林八办，李济深获悉后立即采取措施拖延特务行动，并派人给李克农送去密信，使桂林八办人员得以安全撤离。皖南事变后，一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经桂林转移到香港，也得到李济深鼎力相助。其间，李济深对中共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也给予大力支持。进步文化人开书店，他为之题店名；办报他为之撰文稿；排演戏剧他则为之筹集资金。因有他的支持，使皖南事变后桂林进步文化活动一度非常活跃。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支持下，李济深与何香凝、蔡廷锴等共同酝酿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并草拟了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
1943年初，周恩来和董必武等分别会见谭平山、王昆仑、郭春涛、甘祠森、陈铭枢、杨杰等，帮助他们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经一段时间酝酿，同年9月民主同志座谈会基本成员认为，建立一个能团结更多国民党内民主分子参加抗日民主的组织条件已成熟，即选出谭平山、陈铭枢、朱蕴山、王昆仑、许宝驹、甘祠森等十人组成筹备小组，1945年10月28日，经过两年多的筹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正式宣告成立。
抗战时期，周恩来还与在渝的民族工商界人士黄炎培、胡厥文、卢作孚、胡子昂等接触甚密，常与他们交流对时事的看法，鼓励他们为抗战而生产，支持他们为反官僚资本，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在南方局的帮助支持下，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李烛尘、章乃器、胡子昂于1945年12月，在重庆正式成立了民族工商界自己的党派——民主建国会。
抗战期间周恩来始终把关心和做在渝科技界进步人士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并鼓励他们组织起来。1944年下半年，在南方局的支持下，许德珩、劳君展、梁希、潘菽、张西曼、何鲁、涂长望等科技界名人发起成立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改为民主科学社），成为科技界议论时政、探讨科学的组织，并为抗战胜利后成立九三学社奠定了基础。
地方实力派是拥有军队的地方军阀，是民主革命的对象，但他们同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却存在深刻矛盾。抗战爆发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他们也主张团结抗日。尤其是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蒋介石中央势力的西进，以及其消除异己的一贯政策，其与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日渐突出。周恩来曾指出：“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他们“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到了中间力量的作用”。[21]因此，争取地方实力派，就成为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
曾经担任过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拥有地方武装十多万人和70多个县的地盘，是西南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早在武汉时期，周恩来、董必武等就开始做刘文辉的工作，希望他坚持抗战。1941年3月，周恩来派华岗到西康省，以中共代表身份同刘文辉联系。1942年2月，周恩来与刘文辉在重庆实业界人士吴晋航的住处秘密会晤，表示共产党希望与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密切联系，具体配合。这次会晤后，经请示中共中央，周恩来与刘文辉达成了《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根据此协定，当年6月周恩来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妇和报务员到雅安刘文辉部设立秘密电台，使刘文辉与延安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并一直工作到1949年刘文辉在川康起义。[22]由于周恩来长期的细致工作，使刘文辉在坚持抗战的过程中，逐步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最终走向了人民阵营。
曾担任四川省长和第二十八军军长的邓锡侯，也是四川地方实力派的代表。抗战初期，他请缨杀敌，出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征抗战。早在1937年，在山西抗战的邓锡侯就得到过周恩来的及时帮助，从此，他对共产党有了好感。1938年，邓锡侯任四川重庆行营副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期间，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张友渔等中共领导人都同他有过会晤，并建立合作关系。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准备逮捕中共党员杨伯恺，邓锡侯托人向杨透露消息，使杨得以脱险。通过长期交往，使邓锡侯逐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直至1949年同刘文辉、潘文华在川西起义。
潘文华是四川另一个地方实力派人士。抗战开始曾率部出川抗日，后回川就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在潘文华任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期间，周恩来派唐午园到其部队任联络员，与中共建立起经常联系。以后，周恩来通过潘的关系，派田一平出任《华西晚报》社社长，利用此阵地“宣传党的抗战主张”[23]。1940年，周恩来又派甘树人到潘处做联络员，并被委任为绥靖公署中校秘书。其间，董必武、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也先后同潘文华有过秘密接触，相互交流，共商国是。以后，钱松甫、江洪夫妇又到潘部设置秘密电台，建立了互通情报和信息的渠道。经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长期工作，1944年，潘文华与刘文辉还秘密参加了民盟，并从经费上给予民主运动大力支持，直至1949年12月在彭县通电起义。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滇主政十年，握有重兵，是西南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共领导人朱德、叶剑英就曾与其在南京有过接触，双方达成了保持电讯联系的共识。1939年，周恩来决定：“要利用国民党中央与龙云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做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以利动员群众，坚持抗战。”[24]并让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李群杰，进入省政府专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随后，又派方文彬到滇军第六十军一八四师负责滇军中党的工作，任党支部书记，这之后南方局与龙云合作关系日益紧密。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策动反共行动，龙云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实行大逮捕。在此期间，南方局又派朱家璧回云南军队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和兵运工作。1942年4月，为进一步加强对云南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南方局派张文澄、杨才等到云南与在滇军工作的方文彬联系，并在滇军建立电台。1943年8月间，龙云通过罗隆基提出要与周恩来会晤。当年9月，周恩来派华岗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公开身份是云南大学教授）直接同龙云接触，并根据龙云建议在云南设立秘密电台与其保持经常联系。此外，经龙云同意，《新华日报》还在昆明设立了营业分处。1944年10月10日，在中共云南工委领导下，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进步团体以及各界爱国人士联合在昆明举行6000人参加的保卫大西南群众大会，龙云特派警察到会场维护秩序。因为有了周恩来和南方局对龙云开展的长期、卓越的统一战线工作，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才得以健康发展，云南才被誉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堡垒”，并为抗战胜利后中共党组织在云南各地开展民主运动和军事斗争奠定了基础。
广西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桂系集团，是地方实力派中的一个重要派系。为加强对桂系的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底，经周恩来与白崇禧商定，在桂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春夏间，周恩来、叶剑英多次到桂林做桂系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到桂林开辟阵地。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从武汉、广州撤离的大批文化人聚集桂林，桂系控制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吸收了李达、李四光、欧阳予倩、陶孟和、张志让、胡愈之、陈此生、夏衍、杨东莼、金仲华、千家驹、范长江等大批公开或秘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做研究员。同时，范长江主办的国际通讯社、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救国会主办的《国民公论》、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等等一批进步报刊和出版机构相继迁来桂林；原系三厅的一些文艺界人士和团体也到桂林立足和演出。广西建设研究会出版的《时论分析》，也大量引用《新华日报》、《群众》的言论。由此，桂林抗日救亡气氛浓烈，一时成为大后方进步文化活动的重要中心。[25]
周恩来和南方局对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团结他们坚持了抗战，而且在国共磨擦中使他们保持了中立，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巩固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抗战时期，为贯彻中共“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针，周恩来在重庆积极开展工商界统一战线工作，在对民族工商界广泛宣传中共抗战主张的同时，支持他们为抗战而发展生产，支持他们为自身生存与官僚资本作斗争。
为加强与民族工商界的团结，周恩来在南方局成立时就设立经济组，专门负责工商界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月25日，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到胡厥文的合作五金厂参观，周恩来题词：“供给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表达对国防工业的敬意。1942年1月，周恩来又前往渝鑫钢铁厂了解后方民营工业情况，并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周恩来还多次在特园邀请四川省畜产公司经理古耕虞、宝丰公司经理康心远等外贸界人士谈话，向他们阐明中国抗战胜利的前景，鼓励他们“要努力发展生产”，“保证供应，支援抗战”。[26]
周恩来与民族工商界的广泛交往、真诚鼓励，使他们明白了自身经济发展与民族抗战救国的内在联系，并自觉投入为支援抗战的生产。同时，他们也在这种交往中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逐步接受了中共的政策主张。火柴大王刘鸿生就是在与周恩来等的长期交往中，被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和真诚折服，从怕、疑、服，最后转为真心拥护，并倾其所能支援抗战。[27]虽然说，当年周恩来对民族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只是一种真诚交往中的鼓励、引导和帮助，多是靠人格力量的感召，但却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广大民族工商界人士不仅坚持了民族大义，从物力财力上支援了抗战，同时也“开始靠近我们，扩大了我党的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虽然民族工商界为支援抗战曾竭尽余力，但是他们的发展却不时受到国民党经济政策的限制，有被官僚资本排斥侵吞的威胁，为了自身生存，他们必然与国民党当局、官僚资本发生激烈冲突。南方局“深刻的观察到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之间的尖锐矛盾”，遂决定“把中小资产阶级鼓动起来，反对四大家族”。[28]1940年6月，周恩来在《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期和目前的任务》中指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民主，实施战时财经政策，反对官僚资本。同年秋，周恩来约请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希望高利用自身有利条件，推动西南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四大家族对抗，防止被四大家族威迫或吞噬。高兴亚遂约请刘航琛、卢作孚、何北衡、杨粲三等四川民族工商界头面人物在重庆北温泉数帆楼聚会，达成了“在受到四大家族压迫而发生危机时，大家协力支持”的君子协议。[29]
1941年6月，周恩来在《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中强调，与敌人作生死存亡决斗，政治上“要建立革命各阶级联合的政权”，经济上要保护民族工商业、扶助中小企业、资助内迁工厂、肃清贪官污吏。为配合这一斗争，南方局经济组利用《新华日报》阵地，有计划地撰文“揭露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报导民族工商业的危机、农村经济的凋敝，介绍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反映国统区与解放区不同的政治经济状况”。[30]此外，还经常在《新华日报》刊载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卢作孚、吴蕴初、缪云台、胡子昂、古耕虞等工商界知名人士揭露、抨击国民党经济政策的谈话和文章。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民族工业的生存与发展给予的支持是多方面的。制碱大王范旭东的中国制碱公司迁到后方筹建新厂，但因资金缺乏陷入困境。为挽救自己的企业，他打算自己创办建业银行。南方局了解实情后，周恩来指示长期负责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财经工作的龚饮冰、刘少文、卢绪章等人与范旭东晤谈，决定从资金上帮助其筹建，1944年6月，经双方共同努力建业银行顺利开业。此举从资金上有力地帮助范旭东的企业渡过了难关，也使他与中共建立了互信的亲密关系。
1943年至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却在豫湘桂大溃败，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更是百业凋敝，由此引起国民党统治区的民怨沸腾，民族工商界心存恐慌。为此，1944年春，周恩来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深刻分析形势，指出造成当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希望工商界要有政治远见，在争取经济民主，反对官僚资本的同时，争取政治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惟有如此，才谈得上民族经济的发展。1944年初和同年冬，王若飞、周恩来先后在特园与工商界知名人士刘鸿生、胡厥文、吴蕴初、胡子昂、李烛尘、章乃器、吴羹梅、颜耀秋、陶桂林、胡西同、余名钰等人座谈，希望民族工商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抗战，为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国家的民主政治作出贡献。在周恩来与南方局的引导下，国民党统治区民族工商界人士纷纷参与民主宪政运动，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中国生产促进会等实业团体联合向国民党提出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工业界人士在《宪政月刊》社连续集会座谈，提出取消经济统治，实行政治民主。钱之光回忆：“从1944年到1945年，工商界三百六十行，几乎天天有几个行业请愿提要求，开记者招待会，弄得国民党穷于应付、狼狈不堪”。[31]对于民族工商界的觉醒，周恩来评价说：“在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32]
周恩来争取民族资本家、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大致可以这样来描绘其历程：在抗日的旗帜下，鼓励、引导其爱国热情，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与其建立联系，同情、支持、援助其争经济民主、反官僚资本的斗争，密切其关系，帮助其发展，进而团结教育其求政治之民主，最终走到人民的阵营。周恩来争取民族资本家的实践无疑是中共统一战线史上又一成功的典范。
四、引领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
周恩来历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重庆，他同知识界有着广泛交往，关心体贴他们，尽力为他们解决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他十分重视发挥进步文化界的巨大社会作用，并在进步文化界内部创造了方向明确、学风正派、同舟共济、脚踏实地的创作研究环境和团结民主，奋发有为的气氛，促进了文艺和学术的繁荣，并培养出了一支坚强的进步知识分子队伍，使进步思想文化在国统区占了优势，对教育和激励人民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血肉联系，在国统区的环境下，通过周恩来的工作，达到一种新的高度和广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汉沦陷、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后，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相继内迁，重庆一时成为文化精英荟萃之地。
为加强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在南方局专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宣传部长凯丰任书记，周恩来兼任副书记，1940年后，文委改称文化组，周恩来亲任组长。
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发展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要求南方局“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加以切实的研究”。[33]南方局认真贯彻《指示》精神，紧紧依靠文化界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进步文化运动。这年9月，国民党强迫解散三厅。周恩来得知后即向张治中交涉：“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不要，我们要！”几天后，蒋介石召见郭沫若等三厅负责人，答应另成立一个部门，“仍然请郭先生主持”。同年10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正式成立，继后建立了郭沫若任主任委员的工作机构，荟萃了阳翰笙、茅盾、杜国庠、田汉、翦伯赞、胡风、老舍、侯外庐、王昆仑、邓初民等文化精英，包容了比三厅更广的代表面，共产党员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虽然国民党将文工会定为研究机构，并限制其活动，但周恩来却认为：有一个给我们的地盘站住脚，不怕干不成事情。他要求其中的党员“跳出圈子”去活动。遵照这一指示，文工会跳出“只准研究”的圈子，以举办讲座、演讲会、报告会，开展文艺创作、艺术演出等形式，宣传抗战，呼唤民主，利用合法方式团结广大文化界爱国人士，促进了抗战进步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推动抗战民主做出了独特贡献。
中苏文化协会及《中苏文化》机关刊物，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张西曼于1936年发起成立并创刊的。1940年，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利用国民党文化机构为我所用，趁协会改组之机，动员知名进步人士参加进去，分别担任各执行机构主要领导职务，把《中苏文化》逐步掌握在手中。郭沫若、阳翰笙、葛一虹、王昆仑、侯外庐、翦伯赞分别担任协会要职，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事实上控制了中苏文化协会和《中苏文化》。这样，南方局领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重庆有影响的文化机构和团体中逐步站稳了脚跟，并利用合法阵地有效地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政策和主张。
皖南事变后，进步文化人也面临种种危险。为保护进步文化力量，周恩来即时制定应变措施，除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等素有声名的文化领导人留下坚持工作外，对政治色彩太浓的党内外进步文化人都安排撤离。自这年1月至5月，南方局安排从重庆紧急疏散的进步文化人就达400多人。[34]同时，为做好在港进步文化人的工作，周恩来又在香港建立了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等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由于大批文化人的聚集和周恩来的重视，使香港成了中共对国内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
皖南事变后，重庆政治空气沉闷，人们将其形容为一座“死城”。为了打破沉闷，周恩来根据进步文化人建议，决定以戏剧演出作为斗争突破口。在阳翰笙、郭沫若努力下，迅速组建了中华剧艺社，以陈白尘《大地回春》话剧的公演，拉开了重庆“雾季戏剧演出”的大幕。
与此相配合，1941年10月，周恩来提议文艺界为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举行纪念会。起初，郭沫若予以谦辞，周恩来指出：“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并责成阳翰笙负责筹备。11月16日，纪念郭沫若50寿辰及创作生活25周年大会在中苏文协隆重举行，周恩来专程到会并发表致辞，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各民主党派人士2000余人赴会，气氛之热烈堪称一时之盛。同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代论《我要说的话》，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35]这次祝寿活动，是皖南事变后进步文化界的第一次聚会，不仅显示了进步文化界的力量，也一扫重庆上空的沉闷空气。以后的几年间，在南方局领导下，进步文化界为进步文化人举行祝寿活动蔚然成风，先后开展了为洪深50寿辰、老舍创作生活25周年、张恨水50寿辰、茅盾50寿辰等等祝寿活动。这些活动已远远超过礼节性意义，体现了中共与进步文化人的亲密关系，增强了进步文化界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信心。
1942年4月，在周恩来关心下，由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公演，大获成功，轰动山城，使人们长期郁积在胸的愤恨得到倾泄。从1942年到1945年，进步文艺界又陆续创作演出了不少好戏。其中有：夏衍的《戏剧春秋》和《愁城记》，曹禺的《北京人》和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家》，茅盾的《清明前后》，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等一批有艺术水准、历史深度的大剧，在整个四届雾季艺术节中，创作演出的进步话剧就达242台，这一现象被话剧史家们称之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一时间留驻香港的800多名著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人士和国际友人陷入困境。在紧急关头，周恩来指示南方局，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要求尽全力帮助在港朋友，特别是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重要民主人士安全撤离。同时，分别致电南方工作委员会、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指示他们做好接应和输送工作，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根据南方局指示，在香港中共党组织立即投入了营救工作。随后，经与各地党组织商议，最后确定两条营救路线：一是从香港坐船到澳门，再转桂林；一是从香港到九龙，然后转桂林、重庆或苏中根据地。经香港中共党组织和南方工作委员会、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东江游击队等的共同努力，1942年2月底，共有800多名进步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撤出香港安全回到内地。茅盾称这次大营救行动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皖南事变后，不少文化人一时对前途感到失望，情绪低落。此时，在中苏文协主编《中苏文化》的侯外庐找到周恩来，希望指点出路，能干些工作。周恩来耐心细致地与他交谈，向他指出：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并鼓励侯外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的开拓，用学术为抗战服务。随后，周恩来的鼓励和南方局文委的具体推动下，国民党统治区社科界进步知识分子抱着为抗战民主事业出力的愿望，消除分歧，团结一致，以极大热情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不久，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中国历史哲学》；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胡绳的《二千年间》；廖沫沙的《从古代史到近代史》等一批研究成果相继完成并出版，由此开拓了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境界。
周恩来对科学技术界知识分子也十分关心，既在政治上帮助引导，希望他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又支持鼓励他们从事科学研究，为建设新中国作好准备。南方局成立后，周恩来便嘱咐《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与自然科学界人士广泛交往，推动他们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支持他们从事科学研究。经过一段时间努力，通过中共党员的联系，1939年春，自然科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梁希、潘菽、金善宝、谢立惠、于铎、涂长望等20余人在重庆成立了不公开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周恩来经常关心座谈会的活动，同他们恳谈，帮助他们认清时局和前途。此外，周恩来还约请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一部分科学家，负责为《新华日报》编辑《自然科学》副刊。副刊宣传科普知识，号召科学工作者树立正确世界观，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为抗战胜利贡献全部力量；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广泛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同时还以一定的篇幅，介绍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状况。
为团结培养科学技术人员，1939年冬，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由徐冰直接领导从延安到重庆的周建南、孙友余等着手筹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简称“青科技”）。周恩来通过“青科技”，动员进步大学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争取出国留学机会，以便学成归来为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在当时赴美留学的1000多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南方局动员出去的。中共还在留美人员中建立了党的组织或进步团体，这批出国留学人员，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大都回到祖国，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许多人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顶梁柱。著名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学家，如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赵忠尧、张文裕、姜圣阶、唐敖庆、侯祥麟、罗沛霖、兰毓钟、涂光炽、计苏华等，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先后回国的。
五、开创外事工作新局面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各国驻华使团和新闻机构以及各国友好人士也相继迁来重庆，重庆成为战时中国与国际交往的中心。为适应形势变化，周恩来专门成立了南方局外事组，并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主要任务就是开拓对外交往空间，打破国民党外交垄断，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扩大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壮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推动抗战胜利。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外事工作获得了巨大成就，不仅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国际条件，而且它在长期的艰苦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培养的人才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赢得的信任，也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
为打开外事工作局面，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各国使节和国际人士，与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美国总统行政助理居里，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美国顾问拉铁摩尔，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大使馆秘书赫戈登；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等都有过会晤，建立了联系；更与美国作家斯特朗、盖尔荷恩、海明威，美国报业巨子亨利等有亲密交往和紧密联系。通过这些会晤和交往，向他们阐明了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方针，介绍了敌后解放区战场坚持抗战的真实情况，揭露了国民党制造磨擦，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径，争取到他们对中国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同情和支持。1941年5月，周恩来与美国作家海明威会晤后，致电毛泽东说：海明威反对国共内战，主张抗日，因此“我们在外交方面大有活动余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步巩固，中共外事工作有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周恩来与英美在华各机构的联系更加密切了，除继续保持与英美驻华大使馆、美军驻华司令总部的联络外，还加强了与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联系，与美新闻处处长费正清建立了密切关系，费正清在日记中屡次对周恩来大加赞赏。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中共秘密党员刘尊棋、孟用潜、金仲华、羊枣、刘思慕、葛未凡、田介人、韩幽桐、郭达等通过各种途径相继到美国新闻机构中去工作，建立起中共与美方联系的新渠道。
为使国际社会更全面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开辟中共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合作。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与国际人士接触，向他们宣传中共军队抗日的实绩，用事实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的实质，并寻找中共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合作的途径。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埃德加·斯诺时，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带给居里，并附上致居里的信函。周恩来在信中表明：中共不论在何种困难情况下，都必定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同年10月，周恩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向美方提供国民党制造磨擦的具体材料，说明蒋介石如不改变其反共政策，势必使中国内战加剧，对抗日战争不利。威尔基离渝回国前明确告知蒋介石“在战时及在战争结束时勿与中共有严重问题之发生”。[36]
同时，周恩来还专门抽调罗清、蒋金涛于1942年起负责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提供给外国记者、使馆和其他外国友好人士参阅。其内容主要是选择《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中共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战况和解放区建设情况等。这种小册子至抗战胜利时大约出了20多种。通过这些宣传工作，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实力和战绩逐渐受到英美官方的重视，戴维斯、艾哲逊、范岂德和谢伟思等驻华外交官开始对国共关系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从美国利益出发，他们纷纷建议美国政府修改其片面支持国民党的做法，转而采取更富弹性的对华政策。通过他们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
通过这些具有成效的外事宣传，不少外国记者对延安的关注日增。1944年5月17日，在《新华日报》记者龚澎、重庆八办交通科科长龙飞虎的陪同下，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纽约时报》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塔斯社的普金科等六名外国记者与九名中国记者共同开始前往延安的破冰之旅。中外记者团于5月30日到达边区，6月9日到达延安。[37]在延安的欢迎晚会上，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称这次访问“把一座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尽管这个缝隙很小，但再要强制地关闭，恐怕已是不可能的了”。[38]
为了实现与美国的直接联系，打破国民党的封锁，从1942年到1943年，周恩来就在重庆与美方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1943年1月23日，谢伟斯向美国政府转达周恩来希望“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的意图，并认为此举“对我们会有很大益处，会使我们对于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有个广泛和实际的了解”。1944年1月，戴维斯也曾通过史迪威建议罗斯福派观察组去延安，罗斯福采纳了建议，并致电蒋介石提出派美军观察团前往解放区的请求，但遭到蒋介石拒绝。同年3月，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溃败，罗斯福逐步感到派遣人员到延安是正确且紧迫的，遂由访华的副总统华莱士向蒋介石再次提出请求。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一行17人在包瑞德上校组长率领下，分两批到达延安。美军观察组通过实地考察和与中共领导人会商，直接了解到中共打击日本的坚定信心和抗日根据地的实情，更感受到中共希望与美国联合打击日本的意愿。他们向美政府发回报告，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称赞延安的抗日民主政策。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使中共与美国官方之间的联系有了一条固定的渠道。
1945年4月，经过周恩来等人的斗争，中共代表董必武正式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这是中共代表第一次作为正式成员出席国际会议，它无疑已在实质上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标志着中共独立外交的开始。
六、建设坚强的战斗堡垒
重庆时期，周恩来还担负着领导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组织斗争的重大责任。根据1940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授权，“国民党区域的中共组织均归周恩来负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39]，这是中央交给周恩来的一块重要阵地。针对国统区政治环境极其艰险的实际情况，他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员要实行“三勤”、“三化”，从而使国统区党的工作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十六字方针的贯彻和“三勤”、“三化”的实行，使绝大多数地区党组织保全了领导机关和主要骨干，成为摧不垮，打不散的战斗堡垒，它为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第二条战线奠定了组织基础，是国统区党的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
1939年春，周恩来针对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需要，以巩固党的组织、转变组织形式为重点，领导各级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党内教育和干部审查工作，为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起了重要作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活动进一步加剧，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制定了“宁缺勿暴（露）”、“宁少勿多”、“宁断勿联”、“宁舍勿恋”的工作原则，采取措施紧急撤退了一批已暴露或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干部。譬如：重庆八办从150多人疏散到只剩60余人，《新华日报》馆由210人疏散到仅留40余人。
1941年5月4日，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共活动不断升级的形势，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进攻》的指示中，提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40]这个指示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的提出，是中共中央总结长期地下斗争的历史经验，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的，是抗战中期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基本工作方针的一次最全面的表述，成为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指南。在一方蓄意破坏，一方身份暴露，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它从理论到实际打破了地下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为党的地下工作开创了一个新境界。
之后，周恩来结合国民党统治区实际提出“三勤”（即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即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要求。在贯彻这一要求过程中，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深入到社会方方面面开展工作。在学校，他们通过同学会、同乡会、基督教等公开、合法组织，利用迎新送旧、家庭访问等方式深入群众，广交朋友。在工厂，他们通过劳协、新运妇指会等合法团体，举办工人识字班、福利社，团结工人，依靠工人。在军政机关，他们通过广交朋友，调查研究，开展统一战线和情报工作。在1941年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由于南方局所属党组织坚决实行“三勤”、“三化”，坚持了抗战，隐蔽了精干，积蓄了力量，争取了人心，渡过了难关，从而为抗战后期党组织的发展、民主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在实行“三勤”、“三化”过程中，为适应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环境，周恩来还创造出一种团结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形式——“据点”。其性质是以友谊和共同政治见解为基础，由同一单位或地区相互信任的三五人组成，没有正式名称、固定形式，但有严格秘密工作原则的非党群众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青年组在重庆的大学生、职业青年和青年工人中联系了少数积极分子，也包括暂时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到1942年，要求建立巩固青年组织的积极分子逐渐增多，但鉴于当时政治形势，尚未到建立政治性组织的条件。青年组向南方局汇报后，周恩来指示可采取灵活形式组织青年，并将组织形式称作“据点”。根据这一指示，青年组即着手在重庆地区进步力量集中的地方建立“据点”，组织上采取只有纵向关系，不发生横向往来的“单线”联系方式，并在《新华日报》上辟《青年生活》专刊指导这一工作。以后，“据点”在国民党统治区其他城市也陆续出现，成了党组织联系国民党统治区进步群众的无形桥梁。
1944年春，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兴起，以往单线联系的“据点”已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和公开进步团体，在“据点”基础上相继成立。在重庆有中国学生导报社、青年民主社、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在昆明有新民主主义者联盟、民主青年同盟、云南民主工人同盟；在成都有民主青年协会；在湖南有人民世纪社（简称世纪社）。这些组织继承“据点”的传统，成为党领导群众运动，特别是青年运动的有力助手，并为此后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抗战胜利后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从1942年春至1945年春，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及所属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整风部署，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实际，开展了积极稳妥的整风学习。早在1941年夏，周恩来就在南方局机关对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南方局制定了加强组织纪律，遵守保密制度，反对自由主义和开展调查研究等具体方案。这年10月，南方局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的高级学习组，组织重庆八办、《新华日报》馆和各省、特委主要负责人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1942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周恩来、董必武等20余人组成的学习委员会成立，南方局、重庆八办机关和《新华日报》馆的干部，根据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分为高、中、普通三个小组，并按照学风、党风、文风的顺序，系统学习整风文件，《新华日报》、《群众》杂志也积极予以配合。1943年4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作《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报告，全面阐述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工作作风和领导能力。此报告对改进国民党统治区党员干部的党风、学风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1942年初，毛泽东针对党外人士张申府对《新华日报》所提希望致电周恩来，要求改进《新华日报》办报风格，“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41]3月中旬，在周恩来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开展整风改版活动，发表《敬告本报读者》社论，真诚听取各阶层意见。9月，改版后的《新华日报》以崭新面貌出版发行。为此，周恩来亲自为改版后的《新华日报》“团结”副刊撰写《团结的旨趣》一文，用“玉不琢，不成器”的古训阐述接受批评的重要，强调“我们决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夏衍回忆：《新华日报》“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我们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包袱”。1943年6月，周恩来在南方局及所辖党组织还进行过一次审干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原则清楚，既弄清了干部历史，又没伤害一个干部，避免了发生“左”的偏差，达到了加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及所属党组织进行的整风学习，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巩固发展，促进统一战线发展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卓越工作，与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历史画卷。对于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历史功绩，胡乔木评价说：“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国民党区域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42]
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创党的统一战线新境界，开辟党的建设、群众工作、文化工作、外事工作、军事工作新局面的过程中，还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紧密结合起来，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亲自培育了以“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为主要内涵的伟大红岩精神，将党的意志和政治引导升华为精神感召，从而凝聚广大人民群众为共同目标而奋斗。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的历史功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光辉一页，重庆的历史，更与之紧密相连而愈显光华。无论天地轮回，岁月流转，这位世纪伟人留下的不朽业绩、精神风范都将永世铭刻于人们心中。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1]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90页。
[2] 《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91页。
[3] 《人民的好总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
[4] 范硕、丁家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5] 朱语今：《一月十七日之夜》；载《红岩生活漫忆》，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213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7] 《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8] 《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1—773页。
[10] 《张治中回忆录》（下），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82—683页。
[11]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三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0—11页。
[12] [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59—361页。
[13] 《南方局中段军事工作概况》，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南方局党史资料》（内刊），1986年第1期。
[1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170页。
[15] 金冲及：《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74—675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556页。
[17] 金冲及：《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页。
[18] 侯外庐：《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的活动》，载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19]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
[20]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232页。
[21]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22]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第2页。
[23] 田一平：《周恩来指导我做潘文华部争取工作》，载《成都文史资料》第21辑。
[24]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25] 参见《党领导的桂林文化运动》，载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26]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回忆南方局》，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
[27] 刘念智：《抗战时期刘氏企业迁川经过和从抗战胜利到全国解放的刘鸿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
[28] 《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领导我们夺取商务日报》，载《新闻研究资料》，1982年第2期。
[29] 高光亚：《记周总理对我的一次谈话》，载《回忆南方局》，第54页。
[30] 方卓芬：《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经济组的活动》，载《回忆南方局》，第46页。
[31] 钱之光：《敬爱的周总理战斗在重庆》，载《光明日报》1977年1月5日。
[32] 《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58页。
[33]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34]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35]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36] 王泓：《和解下的冰峰——1942年国共谈判纪实》，载《红岩春秋》1992年6期。
[37]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修订本），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38]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187页。
[39]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页。
[40]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3页。
[41]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修订本），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42] 胡乔木：《党史是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历史》，载《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