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赵世炎（1901-1927），字琴生，号国富，笔名施英、琴荪、列父、罗敬、乐生、识因、士炎、炎、言、乐等，重庆市酉阳自治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一、少年立志

赵世炎生于一个有殷实田产的工商业主家庭，其父亲赵登之，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时常鼓励子女勤奋读书，并不惜重金为子女聘请名师。母亲出生贫寒，为人善良，在众多的子女中特别喜爱世炎，世炎小时受她的影响很深。赵世炎的二哥赵世钰，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十分注意向弟妹灌输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经常从外地寄回描写民族英雄的书籍。世炎收到这些书籍，总是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1912年，赵世炎到龙潭镇高级小学念书。这个学校有位名叫王勃山的地理教员，是同盟会会员，有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在讲述地理课时，经常向学生灌输反帝倒袁的思想。有一次上课，当讲到香港被割，九龙和澳门被强行租借，祖国的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搞得支离破碎时，他不禁义愤填膺，潸然泪下。王勃山的爱国主义激情，深深地感染了学生，许多学生也跟着他失声痛哭起来，赵世炎更是悲愤交集，满脸怒气，万分痛恨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自此以后，他常常沉吟后人赞扬岳飞的名句：“上下三千年，古今第一人”。暗暗激励自己，决心以民族英雄为榜样，为拯救中华民族而献身。

赵世炎在学校里，大量阅读各种书籍。他特别爱读《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游侠外传》以及《三国演义》和《水浒》等作品，对书中所描写的慷慨悲歌之士尤为崇敬，对那些贪生怕死、叛国投敌之徒则恨之入骨。他还特别敬慕《水浒》中那种劫富济贫、惩办贪官污吏的行为。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等书籍，他也有所接触。

二、为民族与科学而战

1914年，赵世炎以优异的成绩在龙潭镇高级小学毕业。翌年8月，他与四哥赵世焜一同来到北京，考入当时著名的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附中课程繁多，但世炎对各门功课都很重视，尤其喜好英语。除了课堂上所学内容外，他还借助字典阅读大量英语书报。为了掌握正确的发音，他不怕个别同学取笑，常常高声朗读，因而成绩相当突出。在一次学生组织的英语会上，他给一位在大会上讲演的外国人当翻译，受到师生的好评。

赵世炎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他爱好体育，喜欢唱歌，常因用重庆腔唱歌而引得同学们捧腹大笑。他生活节俭，从不随便花钱，总是把省下的钱用来买书或支援困难的同学。他认为：“俭固美德也，然贤者用以律己，不以对人；盖律己曰俭，对人曰吝。”[1]由于赵世炎热情大方，乐于助人，同学们遇着问题都愿意和他商量，委托他办理，因此有“外交大臣”之称。赵世炎在师大附中学习期间，正是祖国处于内忧外患、十分黑暗和混乱的年代。国家的出路在哪里？这是当时广大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亟待探索的大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陈独秀在北京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应运而生。《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呼吁人们起来为民主和科学而斗争。赵世炎勇猛地投入新文化运动的巨澜之中，用各种形式阐发自己的民主主义观点。他在《刘向说菀晏子对》[2]这篇文章中，深刻地指出社会上存在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现象，一些人奴役别人，而另一些人却受人奴役。在《三代非专制辩》[3]一文中，赵世炎借助历史上三代为公之例，猛烈的抨击袁世凯的封建专制统治。他说：“君，群也”。认为君主只不过是群众的头，决不能离群而为私。他尖锐地指出：“古代上下一体，今者偏上偏下，古代民意机关萃于众，今日民意机关萃于一，公于众者名实相符，萃于一者有名无实。”一针见血地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反动实质，并号召民众起来为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而斗争。赵世炎进一步认为，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进行社会改革，才能使国家日益富强。在《说图书馆友人问何》[4]一文中，他指出：“倡之教育，以进其智，兴之法变，以进其德”；此乃兴国之途。为此，他主张把遣散在民间的图书收集起来，并希望藏有图书的私家把书捐献出来，兴办图书馆，为民众获取知识提供条件。在《论青苗法之利病》[5]一文中，他还积极主张进行有利于民众的社会改革。他说：“夫治国之道，操之有术，行之有方”，“未有不注意于民生之利病者也”。虽然，他从王安石的变革中看到了社会改革之艰难，但他坚持认为，“苟利于民，则虽障碍坎坷，事多掣肘，人言啧啧，几无以立足。而行之既久，及其成也，必可收效于异日。”

1917年，赵世炎结识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从此，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赵世炎原有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萌芽有了新的发展。当时，李大钊同王光祈、周太玄等人正在酝酿创办一个传播新思想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们一致认为赵世炎是一把好手，值得特别注意。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许多活动都邀请赵世炎参加。这样，赵世炎不仅在高师附中，就是在北京大学以及其他一些中学，都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1919年，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赵世炎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他大声疾呼：“日本人强占我们的青岛，欧美人同意他占据青岛，段祺瑞不敢力争，我们为了救国，必须起来反对，不能再埋头读书了。”[6]5月7日，附中学生会成立，赵世炎当选为干事长。在五四运动中，赵世炎十分活跃。他遇事冷静沉着，每当意见发生分歧时，总是耐心听取各方面意见，把情况弄清楚，经过分析判断后才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他的见解总是能得到多数人赞同。

7月，赵世炎中学毕业。不久，经李大钊、王光祈等人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随后，赵世炎仿照这个组织，在附中以留校校友的身份组办了少年学会，并发展20多个会员。少年学会与河南开封第二中学进步学生组织青年会建立了联系，彼此经常交换刊物，讨论问题。赵世炎和青年会的负责人曹靖华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互相学习和勉励。1919年，少年学会出版《少年》半月刊，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和民族文学为主。赵世炎认为，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就必须首先明瞭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此外，赵世炎还在附中办起了校役补习班，帮助工人学习文化。

五四运动之后，解放的呼声和劳工神圣的呼声激荡全国。赵世炎认为，青年积极上进，最少保守思想，应该为青年的解放而呐喊、呼吁。他在《诸君的自身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以为现在一般青年最要紧的事，就是要求解放——对旧社会的解放，脱离种种恶习。”在《说少年》一文中，他深刻地批判了那些要求子弟“兴家立业，步步高升，光宗耀祖，抱子添孙”的封建思想；对那种“四班八房、典史差役无所不备；造册子、出训令，一层一级，森威谨严”的“衙门”式的封建教育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像这样的家庭和学校，只能培养出迷惑的青年，贵族式的学生，而这样的青年又怎能成为国家的依靠、社会的栋梁呢？因此，他大声疾呼，必须改变不合理的学校教育制度。赵世炎还积极提倡半工半读，他说：“吾辈能入学读书，便是幸福”[7]然而“人生不能仅知读书，读书以外，应当工作。”[8]他认为“读书是劳心、工作是劳力”，“劳心劳力应相间而行”[9]。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消除“好逸之思想”，才能把青年培养成有用之才，他感慨地说“欲改革吾国家庭制度，欲奋斗于此20世纪之竞争世界，均不可不注意于此也。”

10月，北京大学发生杨德君自杀事件，社会上一时众说纷纭。对此，赵世炎著文指出：社会不杀青年，青年绝不会自杀，只有疯子才会自杀，杨德君之死“实系被杀”，黑暗的社会制度就是杀害青年的罪魁祸首。同时，赵世炎告诫青年：自杀不是出路，“奋斗二字，愚常奉以为人生第一要义”，“生今之世，处此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人也。”[10]他号召青年决不能听任旧社会的摆布，要敢于奋起斗争，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

1919年秋，赵世炎进入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法文专修馆。这时，他除学习和劳动之外，还负责主办《工读》半月刊和《平民》周刊。他在《工读》半月刊的创刊词中，公开主张在中国应该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社会坏透了，不图解救不可能长久，而解救之道只能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最公道，最平等，它无军阀、无财阀、无种界国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经过实践的探索，赵世炎的思想发生极大飞跃，初步找到改造中国的唯一道路。

在法文专修馆学习期间，赵世炎的学习和工作十分繁忙，常常在法文专修馆学生会的办公桌上蜷伏过夜。他风趣地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1919年冬，赵世炎全家从酉阳迁到北京。赵世炎回家时，常常带些进步书籍给三姐赵世兰和九妹赵君陶看，向她们灌输革命思想，鼓励她们独立思考，不要迷信书本，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认为：女子只有参加社会活动，求得自主，才能争取平等地位。他坚决反对家庭包办三姐的婚姻，支持她自己去选择。在生活上，世炎主张自己动手，不依靠别人，洗衣煮饭不一定是妇女的事，男人也应该做。赵世炎的这些激进的言论和行动，受到曾经给于他影响的二哥赵世钰的反对。但赵世炎从不和他争吵，总是心平气和的解释说：我们的行动是时代的潮流，青年人多年受压迫，不能不动，一动起来就难免激烈。

1920年，反动政府以“诸多谬妄，深虑影响时局，妨害治安”为由，封闭了《工读》半月刊。赵世炎对反动政府不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行径甚为愤慨。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们这般野蛮东西，已经开始下毒手了。反对派的暴行阻挡不了赵世炎对真理的追求，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已坚定了他追求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

三、赴法求学，领导华工斗争

1920年4月，赵世炎结束在北京法文专修馆的学习。5月9日，他从上海搭乘法国的“阿芒贝利”号船启程去法国，六月底到达巴黎，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8月，赵世炎进入巴黎西郊工业区弗克鲁的一家铁工厂做工。10月，又转入三德建的一家铁工厂。因为不懂技术，所以只能在工厂里干杂活。他每天除了八小时工作之外，始终坚持三个小时的学习，主要读法文版《资本论》和法共中央出版的《人道报》。他还利用星期天和工余时间，找附近的朋友讨论问题，并积极为国内的《少年》半月刊组织稿件。

1920年冬，战后的法国工厂受经济萧条的影响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赵世炎也很快被迫离开工厂。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工人生活，他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他认为，资本主义发达的法国和封建落后的中国相比，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是本质上都是黑暗腐败的，完全不像他在出国前所想象的那样，以为一到欧洲就处处可以得到安慰。同时，实际生活的磨炼使赵世炎感到，自己以前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空想太多。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盼望我们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11]基于这样的认识，赵世炎重新修订自己来法前所订的勤工俭学计划，要求自己通过劳动，真正了解劳动阶级的价值和意义，同法国工人多年来，特别要与其中的觉悟分子建立联系，虚心学习他们领导工人斗争的经验。

1920年底，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已达1000多人，绝大部分学生无工可做。怎么办？还能不能坚持勤工俭学？赵世炎认为：要革命首先要组织工人，到工厂做工可以学会组织工人、领导工人的本领。因此，他主张继续坚持勤工俭学，并反复告诉大家找不到工作只是暂时的。为了团结广大的勤工俭学学生，他和李立三等共同发起、创建了劳动学会。在劳动学会成立大会上，赵世炎明确提出必须组织工人才能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

1921年2月28日，在蔡和森、向警予等的领导下，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请愿示威，提出了“要吃饭权、工作权和求学权”的口号。但是，勤工俭学学生们的正义行为却遭到中法反动派的镇压。驻法公使陈箓勾结法国政府出动军警，用枪托和警棍殴打学生。这就是勤工俭学史上著名的“二二八运动”。赵世炎和李立三等虽未亲身参加这次运动，但在事件发生以后，他们明确表示，反对中外反动派殴打学生，同时以劳动学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勤工俭学学生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斗争。赵世炎为了加强勤工俭学学生内部的团结，主动和蔡和森通信。通过交换意见，双方取得共同的认识，表示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由于赵世炎等的努力，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各部分青年很快地团结起来。这为以后的“拒款斗争”和“进占里大”的统一行动，奠定了基础。

1921年4月，赵世炎获得进施乃德工厂做工的机会。他一进厂就与华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时，在法国的华工近20万人，他们是被北洋军阀政府当奴隶出卖给法国政府的。北洋军阀政府与法国陆军部签订了合同，规定华工终身不得自由，如要恢复自由，必须每人给陆军部缴纳600法郎，同时还要五个保人。在资本主义残酷压榨下的广大华工，显然是无力付出这笔数额巨大的款项和找到保人的。这种蛮横的条件和无耻的掠夺，激起赵世炎的极大愤慨，他十分同情华工的遭遇，同李立三等人经过多方面的联络交涉，终于争取到部分华工脱离合同，获得自由。

为了粉碎北洋军阀政府对华工掠夺的阴谋，赵世炎和李立三等组织了华工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华工的核心。同时，还在华工中建立消费合作社、工余读书会等组织，主办《华工周报》，用以动员和鼓励广大华工团结起来，为反掠夺、争自由而战。他还通过文娱活动、教识字、讲课等多种形式，利用“五一”节和“双十”节，组织勤工俭学学生到各地的华工会中去演讲，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华工的罪行，提高华工的思想觉悟。这些活动使勤工俭学学生学到工人阶级的许多优秀品质，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赵世炎在华工中的工作是十分出色的，许多当年的勤工俭学学生回忆起这一段情景时都说，在华工中进行工作这条路，是世炎同志开辟的。

1921年6月，北洋军阀政府为了向法国借款，派专使朱启钤到巴黎进行谈判，将中国印花税和滇渝铁路修筑权等出卖给法国。此消息在巴黎一传出，立刻遭到所有的勤工俭学学生、旅法华工及华侨的坚决反对。赵世炎、周恩来等立即联合巴黎的中国旅法学生会、华工团体及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和巴黎通讯社等华侨团体，在巴黎哲人厅组成了拒款委员会。赵世炎在拒款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会后，还发布了“拒款宣言”。“宣言”号召中法两国人民联合一致，反对这一危害中法两国人民利益的借款。同时，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还组织勤工俭学学生、旅法华工及华侨代表会见朱启钤，当面痛斥他进行卖国谈判的罪恶活动。在代表们的压力和法国舆论界的支持下，中法两国政府的借款活动交由驻法公使陈箓暗中继续进行。7月，法国《巴黎时报》突然披露，中法借款已经商妥，借款由三亿法郎增至五亿法郎。消息传开，激起所有勤工俭学学生和旅法华工的极大愤怒。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于8月13日再次在巴黎哲人厅召开包括所有华侨团体参加的拒款大会，并要求陈箓出席。陈箓不敢出席，派其秘书王思曾到会。在会上，王思曾对大家所提问题，一味支吾、推三阻四。被激怒的学生忍无可忍，将王拖下来痛打一顿。王思曾这才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中法借款条约作废的声明。这个声明除由拒款委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外，还送交法国外交部。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在“拒款运动”之前，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入学问题为名，向各方筹集经费，在里昂兴办了一所中法大学。拒款运动胜利后不久，华法教育会突然发出通告，剥夺了勤工俭学学生的入学权利，而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则从国内招收120名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子弟入学。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对此无不愤怒。在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学生们决心组织起来，“誓死争回里大”。他们决定由巴黎、圣日尔曼等处的同学组成代表队，由赵世炎、蔡和森率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9月21日，代表队在进占“里大”以后，即和校方联系交涉，但均遭到“里大”秘书长褚民谊拒绝。下午，驻法使馆同法国政府勾结起来，派来大批武装警察，包围了“里大”，他们以“检查”为名，骗去全体代表的护照，然后将学生们强行关押。在关押期间，赵世炎等学生代表直接与陈箓、吴稚晖谈判，均无任何效果。中法两国反动政府根本无视学生抗议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于10月13日将被扣押的113名学生中的104人，包括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强行遣送回国。赵世炎利用当学生代表出入交涉的机会，机智的得以逃脱，继续在法国进行学习和斗争。

进占“里大”的斗争失败后，赵世炎由于没有护照，在巴黎难以存身，决心到华工最多的法国北部去。战后的法国北方，冰天雪地，一片荒凉。许多华工被迫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打扫战场，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而且随时都有碰上残存地雷爆炸而丧身的危险。赵世炎不顾艰险安危，置身于华工中间，与他们一起吃黑面包，一起住破帐篷，一边从事艰苦的劳动，一边向华工作宣传。休息时，他为华工读报，讲解时事，讲清华工之所以流落国外，完全是由于中国反动政府的出卖，而不是什么“命苦”的道理。赵世炎的宣传讲解，打开了华工的心扉，广大华工都把他看做知心人。

在法国北方期间，赵世炎一直和在柏林的周恩来、张申府等保持着密切联系，也常常与在比利时的李维汉、刘伯坚、聂荣臻、王若飞等通信，共同商讨筹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1922年4月26日和30日，他又先后给在国内工作的吴明和李立三等写信，告知在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要求提供国内团组织刊印的一切书报文件，介绍团组织机构的建立原则以及团与党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发展团员的问题上，赵世炎坚持严格的态度，不同意关于“工学世界社”全体成员共同加入的意见，主张必须以个人名义正式履行手续参加。同时，他又强调在吸收团员的过程中务必不要遗漏旅欧青年中的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先进分子。为了做好建团准备工作，他又日夜奔走于蒙达尼、里昂和准也儿等地。

6月3日，建团准备工作就绪。由旅法、旅德、旅比三国各地推选出来的代表20多名，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召开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赵世炎作为大会主持人，首先报告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重要意义及建团的筹备过程。大会讨论了团的章程，决定团组织定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会还选举了团的领导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会议还决定将领导机构设在赵世炎常住的旅馆—巴黎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

“少共”成立之后，赵世炎十分关心陈延年和陈乔年的思想转变。陈延年、陈乔年是有着满腔革命热情的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初期，受到无政府主意思潮的影响，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工余社，陈延年还担任该社所办刊物的主编。经过赵世炎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二陈很快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

1923年3月18日，根据国内党组织的指示，赵世炎、王若飞等带领一批革命青年骨干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东大”，除了老师讲授的内容和规定的参考书以外，赵世炎还阅读了德、法、英等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自己定了许多种报纸杂志，还经常去共产国际远东部借阅英、法等国报刊，广泛收集资料，加以综合分析研究。他着重研究了苏联和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情况，并将研究成果写成文章寄回国内，在《向导》周报和《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

1924年春，赵世炎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在会议期间，他十分注意学习各国的革命经验，重视收集情况，并认真加以分析和整理，然后向李大钊汇报。他还多次给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的代表当翻译。

大会结束后，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在国共合作后一日千里的向前发展，急需大批干部，李大钊指名要赵世炎回国工作。赵世炎愉快地服从党的决定，离开了莫斯科。

四、主编《政治生活》，支持召集国民会

1924年秋，赵世炎回到北京，党中央立即任命他为北京地委书记。后来，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他又担任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

北方区委成立后，决定创办《政治生活》周刊，由赵世炎担任主编。赵世炎特别重视革命理论的宣传，尤其是对列宁主义的宣传。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列宁主义的态度应当“一方面是力求学习领会，另一方面最要紧的还是遵守实行。”他说：“把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来，是中国劳动阶级唯一的责任。”[12]大力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也是《政治生活》的一大任务。赵世炎指出：中国人民目前的紧急任务，对外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就是打倒军阀的暴政。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是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中坚力量。此外，他还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有革命觉悟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共同战斗。团结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基本保证，因此必须通过工会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紧密团结起来。对于黄色工会以及挂假招牌的工会，赵世炎则主张：我们的对策不是另起炉灶反对之，而是设法参加进去，争取基本群众加以改造。他要求党的干部要善于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政治生活》锋芒所向，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外，还对国民党右派、帝国主义派以及研究系等派系所宣传的反动理论进行狠狠抨击。为了粉碎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的阴谋，赵世炎奋笔疾书，在《政治生活》上发表许多篇战斗檄文，揭露他们所干的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据不完全统计，赵世炎从1924年7月到1926年7月这两年时间里，一共写了70多篇文章，以世炎、施英、因、识因、乐生等笔名，分别刊登在《政治生活》、《向导》、《中国工人》、《京报》、《二七》周刊等报刊上，其中刊登在《政治生活》上的就有50余篇。

赵世炎思想敏捷，不仅能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分析问题透彻，再加上他笔锋犀利，文字生动流畅，因此，他的文章犹如磁石一般吸引着读者的心，深为群众特别是青年所欢迎。《救国时报》曾称颂道：“赵先生为有名的北方政治评论的主编，其言论风采为一般革命青年所景仰，赵世炎之名遂扬溢于全国。”曾经和赵世炎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说：“赵世炎同志能说能写能干，既是一个理论家，又是一个实践家。”[13]赵世炎除了主办《政治生活》以外，还经常到北大院和我党创办的第一所秘密党校—北京党校去讲课或作报告。由于他对国际国内的问题很有研究，对政治运动也很了解，因此，他的讲解材料新颖，往往具有独到见解，加上他善于联系实际，讲得深入浅出，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赵世炎在抓紧宣传工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他特别重视在工人中间建立党的组织。赵世炎经常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亲自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同时他还十分关心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教育，尤其重视对女青年的培养教育。他指出：青年救国和妇女解放的道路，只有参加共产党。在他的帮助教育下，女师大进步学生组织女星社中的一些女青年，先后加入了共产党。赵世炎也十分注意关心少数民族青年的成长，帮助40多名蒙古族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有的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经过赵世炎的出色工作，北京的党组织在很短时间内就迅速扩大几倍，各大学还建立起了团的组织。北京党团工作的加强，极大地促进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为后来北方区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4年10月，冯玉祥率部从前线回到北京举行政变。我党抓住这一时机，于11月2日发表“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再次号召召集国民会议。赵世炎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这次政变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直系内讧，支持奉系压服冯玉祥，以建立日本在中国所操纵的军阀独裁政治的机会，而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虽败，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仍占据长江流域一带的富饶地区，随时可能重新组织力量作乱。这种情况表明，日美两派争夺未已，军阀之间的斗争未已，中国之大乱未已。由此，他主张“我们目下唯一的出路只有大家起来，由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学生会……促成国民会议。”[14]因为只有国民会议才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建立新政权，实现中国的统一，人民的自由才有保障。为此，他大声疾呼给人民以自由，号召爱国的国民起来为自由而战！

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表示愿意和孙中山的广东政府联合，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我党从全局形势出发，支持孙中山北上召集国民会议。赵世炎认为，孙中山应当北上，他同时希望孙中山一定不要同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

11月，孙中山从广州动身前往北京，临行前发表北上宣言，明确宣布他北上的目的。赵世炎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他满腔热情的指出，孙中山这次北来，将展开中华民族的生机，号召北京人民站在革命立场上，热烈欢迎孙中山。

孙中山北上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帝国主义却感到十分恐慌和害怕。受帝国主义控制或支配的几十家报纸一起发动攻势，攻击孙中山“赤化”、“过激”、“倾向共产党”，妄图借此来削弱群众对孙中山的信任。面对这种情况，赵世炎立即发表《中山北来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一文，揭露了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孙中山的种种诬蔑，指出孙中山北上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代表中国人民的心声，是为中国人民所支持的。他严厉的警告帝国主义者：你们应该放明白点，孙中山先生现在是全国人民众望所归的领袖，而不是在租界亡命时期的人物，谁敢对孙中山无礼，中国人民就要用自己的铁拳把它打得粉碎。随后，赵世炎代表北方党组织，到天津火车站迎接孙中山，并在天津民众欢迎孙中山的大会上致词，希望孙中山迅速前往北京，登高振臂一呼，全国响应。

1925年1月，孙中山到达北京。张作霖、段祺瑞企图迫使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2月1日，段祺瑞不顾人民反对，悍然召开由他们一手控制的“善后会议”，企图用这个完全由各地军阀头目和官僚政客组成的御用会议，来与共产党、国民党号召召开的国民会议抗衡，这种卑劣的阴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赵世炎撰文严加批驳。他在《善后会议悍然召集》一文中指出：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的目的，第一是用来确定他的政权，扩张他的势力，第二是使各军阀平均分赃，受他操纵。但是，段祺瑞这一阴谋只能更加暴露他的反动面目，只能使人民更加觉悟、更加奋起。

1925年3月19日，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教育会礼堂正式开幕。李大钊代表我党领导整个大会的工作，赵世炎被任命为参加会议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团书记，具体负责组织这次大会，他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四次报告，在第八次会议上还专门作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报告。并坚持必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保证中国在国际上的完全独立。大会最后重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军阀的口号。

五、为民众政权而战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北京人民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和赵世炎的具体组织下，立即起来声援，学生沪案雪耻会、工人雪耻会等组织纷纷建立，还成立有480多个团体参加的北京各界对英、日本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6月间，中共北京市委在赵世炎领导下，连续组织了几次群众示威游行。6月3日有五万多群众参加，6月12日，参加人数达到20万，6月25日，又增加到30万。声援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除城区各行业的工人、市民及青年学生参加外，四郊的大批农民也远道赶来参加。北方区委在领导北京人民声援“五卅”斗争的同时，李大钊还派赵世炎到天津、唐山等地去加强那些地区的领导，把北方各地的斗争联成一片。

6月，天津地委为声援“五卅”，组织和发动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罢工工人提出“要求工会公开，要求增加工资，反对枪杀顾正红”的政治要求。在罢工的第二天，各纱厂工人集会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至中途时，遭到奉系军阀预先埋伏的反动军警的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余人，伤几十人，有400余人被捕。赵世炎赶到天津时，日商纱厂的罢工已经被镇压下去了，工人的斗争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赵世炎立即召集干部开会，指出共产党员不应该因为斗争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再接再厉坚持斗争。并要求干部组织力量救济和关怀被害者家属。他把天津的工作安排好之后，又赶回北京，在北京立即发起组织天津各界联合救援会，还在中山公园举行一次北京各团体、名流、学者代表参加的招待会，报告了天津爱国运动遭到的摧残情况，激起了全体与会者的同情和支持。接着，天津地委又根据中央指示，发动一次由上海开来的“昌州”、“顺天”、“重庆”、“朝阳”四轮及由香港开来的“惠州”、“夔州”、“裕生”三轮的全体海员罢工。赵世炎专程赶到天津，和李季达、安庆生等组织罢工委员会，直接领导这场罢工斗争。这次罢工从7月27日开始，持续三个月之久，致使天津各码头货物堆积如山，天津港完全陷入瘫痪，沉重的打击了英国资本家。

9月初，赵世炎又奔赴唐山，和唐山地委一道领导开滦五矿的煤矿工人罢工，并亲自组织和指挥赵各庄的罢工斗争。

天津、唐山等地的斗争，在赵世炎和当地党组织的共同领导下，前后坚持五个月之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7月，北方区党委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地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李大钊、赵世炎主持大会。赵世炎在大会报告中指出：在内蒙古地区要准备成立苏维埃政权，要建立红军，没有武装是无法进行革命的。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并组成同盟的中央委员会，李大钊、赵世炎分别担任正副书记。

“五卅”运动后，帝国主义提出召开所谓的“关税会议”，企图通过关税上的微小让步来缓和同中国人民的矛盾，平息群众的斗争，并以此来收买一部分资产阶级，分裂反帝统一战线。中国的资产阶级幻想从关税会议中争得关税自主，甚至相信段祺瑞政府能够替中国人民争得关税，他们是同意“关税会议”的召开的。对此，赵世炎一针见血的指出：“希望段政府能办到关税自主，与希望段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同样的不可能。”[15]他还在《政治生活》上组织发表文章，向群众反复宣传，只有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实现关税自主。

1925年秋，在比较倾向于同情国民革命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驻守下的北方地区，工农运动恢复和活跃起来。面对北方政治形势的可喜变化，赵世炎满怀信心的指出：“（1）奉系军阀势力已弱，从此易于消灭；（2）为奉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政府，其人物已鸟兽散，易于推到；（3）数月来民众为争自由，为争民众政权的奋斗，现在得了一个良好的时机。”[16]赵世炎还发表《为民众政权而战》一文，指出中国“自辛亥革命未成之局以来，自‘五卅’运动民众革命潮流高涨以来，一切革命势力的奋斗，俱为争取民众政权”；“长期的运动之结果，民众已正式走入政权争斗之紧急工作中。民众之目前的立刻的争斗，是为政权而争斗。”[17]他号召人民在反奉战争胜利的局面中，“要争取民众的自由，革命的民众必须为民众政权而战斗。”[18]

为了把群众切实组织起来适应斗争的需要，赵世炎在学生中组织学生军，进行军事教育，还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敢死队，在工人中组织保卫队，在农民中组织农民自卫队。

11月28日，由李大钊、赵世炎亲自领导，在北京发动一场以推翻段祺瑞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革命斗争。由于参加这次斗争的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党的领导和群众都缺乏经验，特别是群众还没有真正武装起来，因而使这场斗争没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在这次运动中，北京民众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斗争精神是极其可贵的。

11月29日晨，在北京的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发表一篇宣言，表示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同日上午，李大钊、赵世炎等领导着更多的群众，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会后又举行游行。那天，国民党右派雇佣的打手流氓，撕破北京总工会的旗帜，焚烧北京晨报馆。赵世炎愤然指出：“北京这次的反段示威中，革命的民众虽然未曾得着积极的胜利，但已知道一个教训，即自称为纯粹三民主义信徒的国民党右派……已成了民众敌人的工具。”[19]

此后，赵世炎对这次运动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他指出：如果把这次运动看成是北京的工人、学生与市民之一时的政治运动之表现，那便是一种错误。12月1日，党中央和共青团联合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充分肯定这次运动的伟大作用。

1926年元旦，北京总工会正式成立，天津总工会也恢复工作。这是北方民众斗争的最大成果。对此，赵世炎在《政治生活》上发表《庆祝北京天津总工会成立》的纪念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北京、天津工人阶级在数月来苦战的历程中，终于得到了自由，终于团结起来了，这是值得大大庆祝的。他告诫工人们，要谋自身利益和民族解放，必须首先从政治斗争着手，工人阶级的所得完全依赖他们在政治方面的努力程度而定，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和别人，必须时时加入政治斗争，领导民众为解放而战。

在民众革命潮流的影响下，冯玉祥所部国民军的部分官兵也表现了高昂的反帝爱国热情。赵世炎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国民军是从军阀内部分化出来的一支比较倾向民众的武装力量，因此国民军的存在与中国革命关系很大。为了进一步争取国民党站在民众方面，他亲自到国民军中去做大量的工作。他对这些官兵说：你们在京津战争中所以得胜，完全是靠了农民的援助。得民者兴，失民者亡，国民军应当懂得这个道理。国民军今后能否得到发展，就要看与民众，特别是与农民的关系如何，国民军应当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

赵世炎为了瓦解反动军阀李景林的部队，专门在北京宽街南面一所房屋的地下室油印宣传品，向士兵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这些宣传品中有许多文章都是赵世炎亲自撰写的，邓洁负责在地下室印刷，印好后，由赵世炎带往天津，再设法散发到军队中去。

1926年春，国民军孙岳部赶走奉系李景林所部，进驻天津。天津形势开始好转，天津地委由秘密转向公开，从义庆里40号迁入中国界的大东旅社，总工会也开始公开办公。1月21日，天津地委在大舞台召开一次1000多人参加的活动分子大会，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赵世炎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列宁生平和列宁主义》的报告。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天津、唐山等地工人的教育，赵世炎创办了天津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1月25日，《工人日报》正式出版，赵世炎在他的发刊词中说：今天，《工人日报》与诸位工友见面了。《工人日报》是天津总工会主办的，是天津几十万工人共有的一张小报，日报上说的全是工人自己的话，为的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小报出版的目的是，一方面谋大众的团结，一方面向工友们供给时事消息和政治常识。它的任务就是拥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拥护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人日报》从筹备到发行，从写稿到编辑，都由赵世炎一手负责，虽然时间很紧，但每期的社论和评论都由他自己撰写，并保证每天按时出版，工人们都很喜欢看。

3月12日，日军在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英、美、日、法、荷、比、西等八国进一步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无理要求，要国民军撤出防卫，并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就采取必要手段。18日，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率领北京各界人民十余万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八国联军的所谓最后通牒。会后又组织2000多人的请愿团，再次向段政府请愿。当请愿群众来到执政府门口时，段祺瑞命令军警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50人，打伤200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直奉军勾结山西军阀阎锡山共同进攻国民军。国民军被迫退守南口、张家口及内蒙古西北一带。对此，赵世炎著文指出：国民军从几次小的成功到大的退却，其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军没有履行民众的政治主张。未有政治上失败而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军队，因此国民军如要存在下去，必须认识这一点。

由于国民军撤离天津，奉系军阀李景林卷土重来，使天津人民重遭不幸。赵世炎在《天津民众的不幸和教训》一文中说：“自从国民军退却之后，统治天津卫、同时也统治直隶全境的是三种势力，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山东土匪与俄国白党，第三是李景林与其部下在城市中召集的流氓军队。这三种势力勾结一体，对天津人民大肆抢劫掠夺，无恶不作。”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赵世炎满怀信心地说：只要天津人民一致奋斗，帝国主义和军阀必将死在天津城里。

三一八惨案后，北方人民的革命被迫由高潮转入低潮。赵世炎总结这一时期的斗争说：1925年是中国革命的一年，国民会议、五卅运动和反奉战争是民众运动的三大高潮。现在则开始了帝国主义与军阀联合扑杀国民革命的反动时期。北方目前的局势，就是表现这个时期的开始。他希望民众不必害怕帝国主义的屠杀，而应为国民革命继续奋斗。

随着天津形势的恶化，党组织和工会又被迫转入地下，市委机关重新迁入法租界，《工人日报》也暂时停刊。党为了保存力量，将干部有的调到上海，有的调到北京，有的派往苏联学习。赵世炎则化名伊壁也夫，留在天津，在白色恐怖下，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六、参加上海工人大罢工的领导工作

1926年3月，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赵世炎代表北方工会组织出席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后，为了加强江浙地区的工作，中央任命赵世炎担任江浙区委兼上海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上海市）组织部长和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一到上海，就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情况，贯彻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决议，组织罢工斗争，准备武装起义迎接北伐。

5月，江浙区委决定组织“五卅”周年纪念日示威游行，赵世炎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五卅”周年纪念日这天，他亲自在南京路上指挥六万多工人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这一举动震惊了帝国主义者。租界的巡捕开来铁甲车，企图阻止游行队伍的前进，还用高压水龙向群众喷射。在敌人的暴力面前，工人群众无所畏惧，奋起反抗。事后，赵世炎发表《五卅周年纪念的教训和上海民众的责任》一文，高度赞扬了工人群众的斗争精神，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的丑恶嘴脸，同时也指出工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这就是工人群众的团结尚不一致，组织尚不广大，宣传工作尚不深入。因此，赵世炎强调，今后在罢工斗争中不仅必须注意策略，而且工人阶级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自己的工会和政党为营寨，同敌人进行战斗。

5月过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又向工人进行疯狂反扑。他们剥夺工人群众的一切政治权力，任意开除、逮捕和处死工人群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赵世炎及时分析形势，认为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对工人群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不仅不是他们力量强大的表现，恰恰相反，正是他们本质虚弱、外强中干的表现，只能说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已经陷入严重的威胁之中。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暴行不但不能得逞，相反只会遭到工人群众更加强有力的反抗，因此，罢工的时机已渐趋成熟，上海的工人运动应该由去年“五卅”以来的防御转入进攻。只有通过积极地进攻，才能鼓舞士气，在斗争中进一步把工人组织起来，经受锻炼，为迎接北伐准备条件。赵世炎的这一正确判断得到总工会的赞同。在赵世炎和总工会其他同志的具体组织和指挥下，上海工人阶级经济罢工的序幕拉开了。

这些罢工斗争首先从上海丝厂女工开始。接着，在上海各工厂全面开展。仅6月份，全上海就爆发了107次罢工，参加罢工的群众达到七万人之多，把上海变成了“动的上海”。这个“动的上海”就是革命的上海的前奏。对此，赵世炎发表《上海最近罢工潮》一文，揭示上海工人大罢工的重要原因在于“米价高涨，资本家向工人的反攻”、在于“五卅”周年纪念活动的影响及工人阶级在组织上的团结战斗。他严厉地驳斥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所污蔑的原因是工人“托词工薪太薄”、“故意嚣张”等谬论。6月27日，反动派为了扑灭上海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浪潮，便指使淞沪警察厅封闭了上海总工会。赵世炎在《三论上海罢工潮》的文章中说：“上海总工会被封闭，但上海的罢工潮并未止息。这就使帝国主义者、中外资本家、孙传芳、丁文江、严春阳等都很失望”。他还辛辣的嘲笑军阀们的愚蠢和无知，说他们还不及资本家的走狗和爪牙，因为连资本家的走狗和爪牙也知道，上海总工会是封闭不了的。赵世炎还断言：工人罢工斗争的发展，罢工斗争浪潮的重新兴起将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多月的罢工斗争，给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暴露了工会工作的一些弱点。赵世炎清楚地看到，工会组织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组织得并不严密，总工会的战斗力发挥不够，基层人员太少，应付的工作太多，很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他指出，必须大力发展工会会员，尽量争取每个工人都加入工会。他还要求把工厂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和工人自卫团更加严密地组织起来，特别重要的是总工会在今后工作中要充分发扬民主，有问题大家讨论，随时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工会组织的领导，加强宣传工作。

为了把工人罢工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赵世炎指出：今后除了继续抓好纺织业和印刷业的工人罢工以外，还必须把斗争扩大到市政工人中去，组织市政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赵世炎深入电灯公司，向工人们宣传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革命道理，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并指挥电车工人大罢工，动员电灯公司工人和纺织工人给予积极的援助。清洁工人也在赵世炎的发动下，为援助电车工人的大罢工，把大粪车推到电车公司门口，使所有的电车都开不出来。这样，市政工人的罢工斗争便成了7月份罢工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7月11日，赵世炎、汪寿华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上海工人的11条总要求，并发表宣言，号召全市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斗争。为了实现总工会提出的11条要求，7月份的工人罢工斗争更加猛烈地向前发展，参加罢工的有100多个工厂企业、七万多职工。从手工业、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市政工人到码头、巷口、运输工人，从沪东地区到沪西地区，罢工斗争遍及整个上海。

为了正确领导工人阶级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赵世炎及时发表《四论上海罢工潮》、《五论上海罢工潮》等文章，还在区委召开的上海活动工作同志大会上作了《组织问题与支部工作》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强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乃是当前我党在组织工作上的一个严重问题。他严厉地批评党内存在的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尾巴主义倾向，他认为，要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关键在于组织。党的组织建设的重点必须放在支部，因此他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这次大会以后，由于党的领导的加强，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在8、9两个月得到进一步发展，超过了6、7两个月，不仅罢工的声势愈来愈壮大，而且罢工的组织和部署也愈来愈周密。

面对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上海的中外资本家十分恐慌。为了破坏罢工斗争，他们将数百工人开除出厂，并采用歇业的办法，使上万工人失业。更有甚者，“万里丸”日本水手竟然秘密杀害小贩陈阿堂。8、9两个月，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参加者前后达到20万人之多，使上海的罢工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了争取运动的顺利发展，赵世炎号召社会各阶级的革命群众发扬“五卅”精神，联合起来，组成革命统一战线，以对付帝国主义的屠杀和进攻。他要求上海总商会发布一个抵制日货的决议案，要求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与工人和学生合作彻底反日。由此，一个以陈阿堂被杀案为导火线的革命风暴像“五卅”运动一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各行业工人罢工，特别是日纱厂罢工的影响下，沪中区的药业和供应业的店员也行动起来。为了把百货业店员也发动起来，赵世炎等决定首先从先施、永安、新华、丽华四家大公司着手，重点又放在先施和永安两家大公司上，因为这两家大公司的资本雄厚，店员也多，攻下它就可以影响其他两个公司。果然，在先施和永安的店员发动起来以后，新华和丽华的资本家就对店员们说：你们不要闹了，先施公司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攻下四个大公司对上海整个百货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工人和店员团结战斗，相互支援，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威力。

9月中旬，许多工厂在罢工斗争取得一定胜利之后相继复工。至此，自“五卅”周年以来的连续四个多月的经济大罢工基本上告一段落。赵世炎在9月14日发表《七论罢工潮》一文，对8、9两月的罢工情况作了分析和总结，指出今后罢工的总趋势，将会是政治性的成分越来越多。

七、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

在上海工人大罢工轰轰烈烈进行之时，广东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出师北伐。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上海的罢工热潮更加沸腾。赵世炎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无论其发展趋势如何，我们的工作原则应该是：“（一）帮助北伐军保住其胜利是绝对必要的，同时毫不松懈的应发展民众运动，谋民众的利益，开始要求民众的政权；（二）处处发展我党的独立政治宣传与指挥民众运动，……要运用最好的统一战线，牵引社会各阶级于政治运动”，“建立并集中我党的民众运动指挥权。”[20]上海总工会根据赵世炎的意见部署了工作，在学生和市民中散发传单。揭露孙传芳的种种罪恶，联合商界和学界发起自治运动，提出“打倒孙传芳，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管理”的口号。

同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革命形势有了进一步发展。上海党组织为了配合浙江的夏超部进攻上海，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并由罗亦农、赵世炎任起义总指挥。但由于时机尚不完全成熟，主客观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致使这次起义未能成功。赵世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指出起义虽然失败，但对江浙的局势来说，却是根本变动的开端。孙传芳的势力犹如风前残烛，其在江浙的残余部署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即将来临，赵世炎要求各级干部在斗争中注意克服急躁盲动情绪，深入到民众中去作发动工作。赵世炎强调：在发动民众运动的时候，首先要竭力鼓起民众的自信心，劳动阶级在未得政权，未得解放之前，自己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自己的阶级力量，阶级的力量尚未表现以前，首先要有的，是劳动群众的自信力，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条件。

11月14日，北伐军攻克九江，孙传芳所部溃逃南京，而开来上海接防的直鲁联军张宗昌部又准备进入上海。上海形势十分混乱，给起义制造了有利条件。江浙区委决定抓住时机，毫不迟疑地再次举行武装起义。赵世炎认为：起义要获得胜利，关键在于充分发动群众，争取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按照这种认识，上海总工会所属各基层工会，普遍建立了宣传队，四处进行宣传，散发传单，广泛开展“倒孙运动”的宣传与动员。

赵世炎很重视对工人武装纠察队的训练。他先把从各区区委抽调来的管武装的委员集中起来，亲自给他们讲武装斗争的理论和策略，讲军事操练和打仗的基本知识，并组织他们进行实战演习。然后，再把这批骨干分别派往各区，由他们负责对各区的工人纠察队进行训练。在各区训练期间，赵世炎经常深入下去进行检查，还向纠察队员们传授射击技术。

为了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江浙区委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在区委下面还设立了海军支部，凡有党员两人以上的舰艇均成立了党小组，并组成海军三人会议，由赵世炎担任指导员。

就在上海工人阶级积极准备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时候，蒋介石的反革命嘴脸日渐暴露。江浙区委于12月28日召开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蒋介石的政治倾向。赵世炎指出：“蒋介石要浙江，目的在扩大势力……因此，我们对北伐军的欢迎，不应特别提倡，以免革命群众太信赖他们。”在1927年2月14日的区委全体会议上，赵世炎一方面强调现在“局面很紧，要快准备”武装起义；一方面又一次强调：“现在要使民众知道蒋必反革命，说北伐军、国民政府好而蒋不好。”[21]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准备，起义时机逐步成熟。在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下，1927年2月8日晚上，上海市总工会发出命令，决定举行上海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罢工一开始，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便联合租界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向罢工群众施行白色恐怖，最后竟进行血腥屠杀。面对敌人的暴行，赵世炎愤怒地指出：“白色恐怖的屠杀，只有激起红色恐怖的革命。以恐怖答复恐怖，这便是革命的状态。”革命者怎样才能建立自己的武装，用革命的武装去对付反革命的武装？赵世炎说：“上海工人自己没有武装，有之，唯有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武装在军阀手里便是白色恐怖，夺取武装到群众自己手里来时，即革命的武装斗争之爆发。[22]

22日下午六时，党决定由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起义。赵世炎立即派人送信给海军军舰上的同志，命令他们炮击高昌庙兵工厂。海军奉命后立即开炮。与此同时，各工人纠察队一起出动，袭击军警夺取武器。正当战斗激烈、急待援兵之时，蒋介石却密令已到达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停止进攻上海，这就助长了上海反动势力的气焰，使其更加疯狂地向工人纠察队反扑。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失败了。赵世炎对这次起义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恰当的评价。他高度赞扬说：虽然这次起义失败了，但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上海工人阶级虽然在两次起义中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他们并没有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更大的毅力和勇气准备着新的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3月21日中午12点，上海80万工人参加的总同盟罢工，在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下开始了。各工厂、作坊、商店、手工业场、车站、轮船和码头等处的工人群众，立即宣布罢工。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涌上街头，高亢的口号声、歌声震动着整个上海。起义队伍戴着白底黑字“工人纠察队”的臂章，迅速领取武器，按照预定的目标，对各警署和军队驻地开始行动，激烈的巷战遍及全市，枪炮声连续不断。在各路工人纠察队的勇猛攻击下，铁路中断，电话局被占领，水电供应停止了。徒手的群众，逐渐从敌人那里夺得武器，革命的武装力量迅速增长。敌人或者被包围，或者逃散。平素凶神恶煞似的警察，脱下了黑色制服，狼狈逃窜。不少警署门前推出枪械、弹药，悬挂白旗投降。在负隅顽抗的敌人营垒四周的街市上，住户市民们拿出门板、砖头和布袋等筑起了障碍物。小饭馆、大饼店的伙计们迅速赶做馒头、烧饼，由袖带红套的输送队，送给前线的工人充饥。袖带红十字套的济难队员组织了担架，救护伤员。

指挥部里，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紧张地工作着。一会儿伏在桌上对着一张上海市区地图边指划边商量，一会儿又和外面进来的联络员急促交谈，听取他们的报告，指示他们的行动。

黄昏，全市各地的战斗相继结束。工人纠察队缴获了大批武器，许多徒手的队员都已经武装起来。此时，只剩北站、东方图书馆和天通庵车站三个据点的敌人还在顽固抵抗。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亲自到前线查看地形，研究作战部署。根据总指挥部的命令，沪东区的工人纠察队火速赶到天通庵车站前线，附近的罢工工人群众也纷纷到阵前助威，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赵世炎和周恩来一起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前沿阵地，他们亲自参加抬木头、背沙包，和工人纠察队员们一道加固街头工事，工人纠察队士气大振。

经过前两次失败考验的上海工人阶级，仅以150支破旧枪支和3颗手榴弹，与敌人血战30个小时，终于消灭3000直鲁联军和2000多警察，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完全胜利。

胜利后的第二天，总工会在湖州会馆招待新闻界，报告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经过及其意义。赵世炎说：“上海市民受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之重重压迫，已数十年，此数十年中，被压迫最甚而最痛苦者，莫如我工人。唯其压迫也愈甚，始有坚韧决绝继续不断之毅力，经三次之武装暴动，而有终底于成功之今日”。“现在大局，虽已底定，我人并不据以为功，要知我人之暴动，系为全市民谋福利而暴动，已得市民之竭诚相助，于愿亦已足矣。”“希望各界相互合作，共负建设责任。”[23]

赵世炎作为上海工人连续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亲身投入了上海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深深感受到了斗争胜利带来的喜悦。他在评价这次武装起义时指出：“三月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中的价值，是写在十月革命后的一页。三月暴动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位置，是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保障中国革命胜利，划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页新篇幅。”[24]

八、反对蒋介石的叛变阴谋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江浙省委和赵世炎等，除了在思想上武装工人纠察队外，又从物质上作了许多准备，将上海东方图书馆作为工人纠察队的基地和战斗堡垒，贮藏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还设法购买一批新枪，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变化。

4月4日，在赵世炎和汪寿华的主持下，上海总工会举行第二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工人纠察队的问题进一步做了明确决定：现在，军事当局因帝国主义与反动派之挑拨，有解除工人武装之谣传。但是，武装纠察队不可解除，并且要切实训练纠察队，使其格外严守秩序和纪律。如各方面不谅解，必欲解除上海工人之武装时，则上海工人一致罢工，一致对付。

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针对蒋介石的叛变，党内发生东征讨蒋与继续北伐的争论。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罗亦农、李立三等向中央发出一封紧急意见书，指出蒋介石占有京、沪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严重危害，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4月14日，中央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等到上海，传达中央“隐蔽精干，准备再干”的指示。赵世炎完全赞同中央的正确指示，表示有信心再发动一次武装起义，迎接武汉政府的东征军。为此，赵世炎代表江浙区委秘密召开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复工问题。他指出：在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势力的情况下，必须把力量保存下来，准备以后更大规模的斗争。赵世炎坚决主张复工，并宣读了他自己起草的复工令。复工令强调指出：复工以后希望各工友仍当继续团结，勿为反动派所惑，勿因暂时挫折而气馁，要求全上海工友牢固团结在工会旗帜下，继续死难烈士的精神而奋斗。上海各厂工人在接到复工令后相继复工，总工会从此全部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

4月15日，赵世炎又召集各方面的负责干部开会。他进一步向大家指出，由于蒋介石的叛变，使工人革命力量遭到很大损失，目前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但江西、湖南等省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革命是充满希望的。我们决不要因为局部地区的革命遭到挫折而灰心，革命是不会一帆风顺的，每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在革命顺利时积极工作，在革命遭到挫折时，更应该立场坚定的进行斗争，要相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说，目前形势变了，我们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也应该加以变化，各级工会组织必须加以精简，除保留海员、铁路和印刷三个产业工会外，其他工会均撤销，基层工会由各部委统一领导，上海总工会可在各区设特派员，在部委领导下代表总工会指导工作。为了保存干部力量，在加强重点，隐蔽精干的原则下，对干部进行全面调整和安排。赵世炎主持召开的这个会议极为重要，它在紧急关头给干部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形势下的斗争任务和斗争方式，对稳定干部思想，明确斗争方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蒋介石的反革命白色恐怖下，难免还有一些人出现摇动。赵世炎对这些同志总是给予反复耐心的说服教育和热情帮助。有一次，他费了很多周折找到邮局党支部的一个负责人，对他说：你不要害怕，必要时我们可以到农村去。农村是大有发展的。不过，你目前还不能离开邮局，离开了会脱离群众。要知道越是艰难的情况下，群众越需要我们的领导。再说你们的真实身份尚未暴露，仍可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进行工作。这个同志经过赵世炎的耐心帮助，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争信心，回到邮局继续坚持斗争，使邮局的党组织很快恢复起来，还组织了“五卅”两周年纪念活动。

在极为恶劣的环境里，赵世炎无所畏惧，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他指出：“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没有战斗就没有了党，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不愿意参加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25]

4月27日至5月9日，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赵世炎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后，他又回到上海，在白色恐怖威胁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魄，继续坚持领导革命斗争。

九、“志士不辞牺牲”

1927年6月中旬，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郭伯和、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韩步先，在上海恒丰里被捕。党中央委派赵世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领导上海和江苏地区的斗争。陈延年等被捕后，韩步先无耻地背叛了革命。他不仅出卖陈延年和郭伯和，而且还向敌人供出施英（赵世炎当时的化名）的住所。敌人深知赵世炎是上海工人中最有威望的领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逮捕他。7月2日清晨，风雨交加。上海警备司令部根据叛徒的口供，包围了赵世炎的住所——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当时赵世炎外出未归，敌人就等着不走。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和岳母夏女士万分着急。当夏女士从窗口上望见赵世炎正向家里走来时，不顾敌人的阻止，将窗台上用作信号的花盆推了下去。但由于风雨太大，赵世炎没有看见，一进门就被敌人逮捕。此时的赵世炎，仍然想着战友的安全。他趁敌人翻箱倒柜之机，悄声将王若飞的住址告诉了夏之栩，要她尽快设法向党组织报告。

敌人抓获赵世炎后，施尽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开始，他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说自己叫夏仁章，湖北人，是因为家乡闹土匪携巨款来上海避难做生意的，弄得主审这个案子的汪啸崖一时真假难辨。敌人只好再次提审韩步先。无耻的叛徒一口咬定他就是施英，施英就是赵世炎，另一个叛徒——上海总工会书记张保臣，也帮助指认。面对两个叛徒的出卖，赵世炎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就是施英，就是共产党员，并把敌人的法庭和监狱当做宣讲台，和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愤怒的控诉蒋介石甘当帝国主义走狗，叛变革命的罪行，严厉斥责韩步先“可耻！”他向敌人宣告：“你们只能捉到我一个施英，要想从我口里得到半点机密，那是枉费心机。”[26]

在敌人的监狱里，赵世炎一面以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一面时刻挂念着党的工作，关注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有一次，他托人从狱中给党组织带出一张纸条，请求党组织要好好照顾那些失业的工人兄弟，说他们都是党的依靠力量，应当得到党的关怀。他还鼓励监狱里的同志一定要顽强斗争。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革命就是要流血的，要改造社会就必须付出代价。他以自己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给许多难友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赵世炎被捕之后，党从各方面进行积极营救。在他身份未暴露之前，组织上除了在监狱里买通人外，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争取花钱赎买。在他身份暴露后，王若飞又决定武装劫法场，并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但由于敌人狡诈多端，计划未能实现。在汪啸崖最后一次提审中，赵世炎仍然大义凛然地宣传国民革命，宣传共产主义，大骂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他满怀革命豪情的指出：“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27]赵世炎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反动派感到万分恐慌。杨虎、陈群胆颤心惊地说：“这个人太厉害，非杀不可，不然将来要吃他的苦头。”

1927年7月19日清晨，赵世炎从容不迫地离开监狱。他坦然自若地对战友们说：“永别了，同志们！朋友们！”然后昂首挺胸，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刑场走去。临行前，他激昂地高呼：“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军阀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党的优秀战士，伟大而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年仅26岁的赵世炎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壮烈地牺牲了。

对于赵世炎的英勇牺牲，和他当年战斗在一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悲痛万分。赵世炎生前的老师和战友吴玉章，曾赋诗缅怀，寄托哀思。诗曰：“龙华授首见丹心，浩气长虹烁古今。千树桃花凝赤血，工人万代仰施英。”

[1] 《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40页。

[2] 《赵世炎文集》，第493页，存中央党史馆。

[3] 《赵世炎文集》，第495页，存中央党史馆。

[4] 《赵世炎文集》，第494页，存中央党史馆。

[5] 《赵世炎文集》，第496页，存中央党史馆。

[6] 甘明志：《烈士世炎童年回忆录》，载《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第19页。

[7] 赵世炎：《工读主义与今日之中学毕业生》，载《赵世炎文集》，第2—3页。

[8] 赵世炎：《学校不及私塾好》，载《赵世炎文集》，第30页，原载《工读》第5期。

[9] 赵世炎：《工读主义与今日之中学毕业生》，载《赵世炎文集》，第2—3页。

[10] 赵世炎：《工读主义与今日之中学毕业生》，载《赵世炎文集》，第2—3页。

[11] 赵世炎：《给“少年学会”朋友们的来信》，载《少年》第15期。

[12] 赵世炎：《“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原载《“二七”二周年纪念册》。

[13] 作者于1980年7月6日在北京访问乐天宇记录。

[14] 赵世炎：《国民会议呢？军阀独裁呢？》，原载《政治生活》第22期。

[15] 乐生：《关税会议与段祺瑞政府》，原载《政治生活》第55期。

[16] 赵世炎：《政治近况与国民革命运动》，原载《政治生活》第59期。

[17] 赵世炎：《政治近况与国民革命运动》。

[18] 赵世炎：《为民众政权而战》，原载《政治生活》第60期。

[19] 罗敬：《北京民众反段运动与国民党右派破坏阴谋》，原载《向导》周报第140期。

[20] 施英：《最近政治状况与工作》，原载《教育杂志》第一期。

[21] 《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126—128页。

[22] 施英：《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原载《向导》周报第189期。

[23] 施英：《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原载《向导》周报第193期。

[24] 施英：《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原载《向导》周报第193期。

[25] 转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152页。

[26] 转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159页。

[27] 转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