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合格的历史工作者，必须在历史的长河里，把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因素放进去，作为评价历史事实的一个价值尺度
记者：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引进了不少外国学者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比如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的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菲利普·肖特的《毛泽东传》，曾经影响力都很大。我读这些书有一个体会，就是面对同样的档案材料，中外的学者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李捷：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传统。历史是客观的，但是面对同样的历史材料，史学家如何解读，却是主观的。史学家自然地会受到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影响和局限。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接受科学的理论指导。这个科学的理论，就是马克思所奠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同样的材料，我们作这样的解读，西方的学者作那样的解读。R·特里尔和菲利普·肖特等，他们的史学观点就是用权力斗争说来解读历史。如果权力斗争学说是从政治结构来看问题的话，恰恰到了最后，它偏离了这个主旨，将历史变成了私人之间的恩怨冲突。
记者：除了参与《毛泽东传》的编撰工作之外，您还亲自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毛泽东的专著和论文。您提出了一个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的“五大坐标”，包括马克思主义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中华文明发展及世界文明发展等五个参照系。在这“五大坐标”每个都有“发展”两字，这是不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史观？
李捷：唯物史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一个人的思想和他对历史的贡献，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看他的哪些思想是前人所没有的，而这些思想又是推动还是阻止了历史的前进，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从20世纪至今，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就是由毛泽东开启的。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结束受尽西方列强屈辱的历史，也是从毛泽东开始实现的。对于这样一位对国家、民族、人民做出巨大历史性贡献的民族英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现在和将来都会永远铭记在心。但毛泽东同志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邓小平同志继承了他的正确的一面，同时克服了他的历史局限性，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新时代，历史就产生了从思想到实践的飞跃。从人物与人物的历史传承关系来说，就产生了一次超越。我们整个的社会发展，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记者：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历史，这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相通之处。
李捷：中国的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强调历史的教育作用、借鉴的功能。一部历史，就是进行历史观教育的好教材。一个合格的历史工作者，必须在历史的长河里，把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因素放进去，作为评价历史事实的一个价值尺度。
历史是客观的，但对历史的评价要体现正确积极的价值观。不体现价值观，所谓的历史的纯粹客观中立是没有的。在西方学者的笔下，同样讲拿破仑，可以有很多种写法，有人把他写成推动欧洲政治版图的英雄，也有人把他写成恶魔。写毛泽东也是如此，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人的写法。除了史学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以外，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价值观。司马迁写《史记》，除了开创了中国史学传统的贡献，还有通过历史来告诫后来的人们应当爱什么、恨什么。这种爱憎分明的史学传统，也是《史记》不但能够成为伟大的史学名著，同时也是不朽的文学名著的重要原因。
记者：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用发展的观点看历史？
李捷：对于今天来说，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历史上不能没有英雄，民族也不能没有英雄，我们必须维护这些英雄。
现在出现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就是调侃英雄，很让人寒心，很耐人寻味。说明一些人心里面没有道德尺度，或者是没有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价值尺度。若没有这个尺度，就成了胡适先生所说的“历史就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说它好，它就好；说它是恶魔，它就是恶魔。不应该是这样，历史是有价值判断的。岳飞毫无疑问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尽管他所生活的年代是民族融合时期，但在当时体现的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的英雄气概。在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中，我们既肯定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时也不忘记为民族大义牺牲的每一位烈士。这就坚持了中国共产党评价历史是非的立场，同时也坚持了中华民族的立场，把这两个立场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