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中

　　上篇：西方预言缘何落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前后，美欧意识形态领域抛出了“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以及“21世纪共产主义将在历史上消亡”三大预言，将预言的攻击矛头主要对准了社会主义中国，并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了“中国崩溃论”等新论调。虽然这些唱衰中国的预言漏洞百出，在中国崛起的现实面前日显苍白无力，甚至那些唱衰中国的西方国家本身也陷入经济和政治泥潭中，但是这些论调可能构成一种杂音，对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应当如何认识这些预言的实质和危害？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许正中：对于“三大预言”和“崩溃论”这类唱衰中国的论调，我们当然也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出反击，而且中国目前也有足够的底气进行辩驳，但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实干兴邦”的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曹鹏飞：无论西方社会怎样唱衰中国，无论“中国崩溃论”的杂音还要持续多久，中国的改革进步依然还会延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会因为这些声音的存在而止步不前。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陈江生：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关键。共产主义运动在21世纪必会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发展，“大失败”者们可以休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姜辉：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以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苏东剧变后关于“资本主义重新一统天下”的狂言妄论，粉碎了资本主义战略家们苦心孤诣地长期推行的“不战而胜”的和平演变图谋，终结了所谓“西方自由民主制臻于人类社会的终点”的“历史终结论”的神话。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西方“预言者”把或许适用于某些西方国家的制度安排当作整个人类社会都必须接受的制度，更进一步演变成所谓“普适性”的道德大棒，用以打击一切不愿接受其制度安排的国家和民族。

　　“三大预言”的内涵是什么

　　“唱衰中国”预言的基础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美欧意识形态领域抛出的“三大预言”。具体分析而言，这三大预言主要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以美欧先进国家支配世界为前提，对未来进行了展望。

　　首先是政治领域，预言认为，“欧美式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东欧地区改革的失败，这些国家的执政党纷纷发生了更迭，抛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人们为之震惊的时候，美国日裔学者，曾担任美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副主任和兰德公司智囊的弗朗西斯·福山抛出了他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在这部书中，其认为苏东剧变标志着欧美式民主制度的最终胜利，欧美式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发展的终点。从这一角度上讲，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生活在欧美式民主制度之下的人们将是最后之人。

　　其次是经济领域，预言指出，“新自由主义将成为全球普遍模式”。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其导火索却是出于经济原因。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奉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僵化，使得苏东各国人民生活条件发展停滞，蓄积了社会不满。回顾历史，当时的某些西方国家其实或多或少也患有同样的毛病，自1930年代主张国家干预、强调“看得见之手”的凯恩斯经济学成功解救了大萧条中的资本主义后，美欧各国政府无不将之奉为圭臬。然而，正如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负面效果一样，凯恩斯主义过多的国家干预使得某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纷纷陷入“滞涨”的困境。此时，同样诞生于20世纪20、30年代，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把握住了机会，成为了里根、撒切尔、中曾根康弘等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执政信条。苏东剧变后，经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巨大真空。为此，某些国家抛出了新自由主义将统一全球的口号，意在完成他们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变革。

　　最后的领域是在意识形态上，由于苏东国家信奉的是共产主义，与美欧资本主义国家针锋相对。因此，剧变不可避免地被某些国家认定为共产主义必然失败的“铁证”。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和他的著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和《大失控与大混乱》。他认为共产主义违背了历史规律，因而它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共产主义将作为20世纪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载入史册”；《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对社会主义也进行了种种诘难，该书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把列宁、斯大林与希特勒视为同类，诬之为“极权主义”，是“有组织的疯狂的政治”、“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流血”等，并称正因为这种“强制性乌托邦是一种进行全面控制的企图”，因而它“生产了一台自我毁灭的机器”，所以“这个制度必然垮台”。

　　“三大预言”日显苍白，越来越难以实现

　　但事与愿违，先不提中国，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人类发展的轨迹使得这“三大预言”似乎越来越难以实现了。国际局势持续乌云弥漫，地区间对峙和冲突层出不穷，极端恐怖主义大行其道。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采取强力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强行“实现预言”的行径，更进一步恶化了国家与文明间的关系。“三大预言”日显苍白。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美欧舆论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各种分析和辩护层出不穷。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三大预言”内部所充斥着的谬误和矛盾，就埋下了其失败的种子。

　　先从政治上的欧美式民主制度说开去，从来都不应该用一种固定模式去教条式地套用民主和自由制度。民主制度本身就版本多样复杂，民主制度发挥其效用，总是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具体情况密切联系。对一个国家来说，能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民生幸福，就应该属于良好的民主制度。反之，如果一种民主制度，引起经济衰退、政局动荡和百姓痛苦，那么就说明它的不适应和尚待调整。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于美国民主的赞誉不遗余力，但也承认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一部精巧的仪器”，将之放到邻国墨西哥恐怕都会出现运转不灵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一味迎合欧美式民主制度，削足适履，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影响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还有一点，像弗朗西斯·福山那样，使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这种带有黑格尔哲学色彩的概念来宣扬人类的发展已经走向尽头，也实在是把人类文明想的太简单了，把世界的发展想的太单纯了。这种哲学上的宿命论本不值一驳，只不过是政治产物罢了。

　　之后的历史我们都非常清楚，欧美式民主制度并没有高奏凯歌并为全世界带来希望和福祉，相反，一些国家的政治秩序在崩溃以后，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是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失望的人群转而投向了极端主义的怀抱，世界安全形势反而进一步恶化了。面对如此窘境，早先曾豪情万丈的福山面子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他在21世纪撰写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本书当中，不得不对于自己以往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以往人们过多关注于民主制度，但在施行民主制度的同时，政府的作用不应再被忽视。对于崛起中的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开始重新进行思考。福山的“转向”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关于“美欧民主制的预言”的结局。

　　继之而来的是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上世纪末最后十年以来，以之为内核的“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前苏东地区的国家内广泛施行，大行其道。但是，好景不长，“华盛顿共识”很快在实践面前濒于破产。

　　苏东国家和地区是“华盛顿共识”全新的试验场，在那里，有着别离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所描绘的美好生活充满憧憬的人们。可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以前苏联最大的遗产继承者俄罗斯为例，叶利钦上台以后，任命盖达尔等一批信奉新自由主义、毫无俄国实践经验的年轻学者执掌经济大权。盖达尔上台以后就对羸弱不堪的俄国经济断然采取“休克疗法”和对国有资产实行断崖式瓜分，结果俄国经济迅速崩溃，黑金政治享受着本属于人民的饕餮盛宴，中饱私囊现象司空见惯，形成了遗毒俄国社会至今的经济寡头现象。经济前景黯淡，社会矛盾加剧的俄国进而也对某些国家产生了怨恨之心，间接导致了如今俄国和美欧的紧张关系。

　　即便是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也不得不对其效用进行了反思。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很快演变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如今已经揭示，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环境下政府对于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领域疏于防范所导致的。基于此点，奥巴马上台以后，其推行的“新政”明显摒弃了原有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美国政府对于市场的规制在接下来数年明显增多，且国会赋予联邦政府权力的范围也在不断拓展；政府所推出的全新且强而有力的产业政策，不断占据着经济界的头条新闻；对银行金融业的重点监管，一时让舆论惊呼奥巴马是否在学习凯恩斯主义的最初尝试——罗斯福新政……种种行为都表达出同样一个信号：美国已经在重新考虑新自由主义路线的地位，这对于有关新自由主义的预言，打击是致命的。

　　最后是关于“共产主义必将衰亡”的预言，这就根本不必辩驳了。正是在这二十多年的历程当中，中国稳步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崛起的势头已无可阻拦。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和某些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却不断稳固，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就是最好的反证。

　　“三大预言”温床之上的“中国崩溃论”

　　在三大预言的温床之上，又衍变出了“中国崩溃论”这种论调。其中的思维逻辑很简单，如果哪一个国家还坚持着社会主义，没有实现必须由某些国家认可的民主制度，没有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那么它就注定不会有好下场。中国恰恰把这三条都占全了，怎么可能不崩溃？

　　“三大预言”不仅仅是某些国家的宣传武器，也是其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支柱。如果“三大预言”宣告失败，也就意味着支撑这些某些国家民族的灵魂支柱将产生动摇，这一后果是某些国家不能承受的。所以说，维护“三大预言”的正确性，对于美欧先发国家来讲是前提性的政治正确，而要想维护“三大预言”，“中国崛起”就是一个“碍眼”的悖论，一个绕不开的障碍。所以，美欧舆论一定要极力贬低中国获取的成就，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以“三大预言”“中国崩溃”为代表的唱衰中国论，我们本可一笑置之，但不可忽视的是，一方面目前某些国家尚掌控着世界主流舆论的话语权，对中国思想界仍有着重要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转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国民中存在着一些不安感。在这一关节点上，如不重视应对，还是会产生负面影响的。

　　首先，“中国崩溃论”可能会导致中国政府的形象危机。如果让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肆意流传，会让不明真相的人们对于政府的信用产生怀疑，长此以往中国社会将陷入“塔西陀陷阱”，从政府形象危机扩散为国家和民族危机。其次，“崩溃论”将打击中国人民的复兴信心。中国经济既然已经崩如流沙，那么中国的未来肯定也没有希望了。再者，“崩溃论”将阻碍中国改革事业的进行。如果按照章家敦等人的观点，中国目前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虚假的，那么人们对于改革开放的评价将会发生变化，进而不会再支持改革开放事业，中国的改革事业将陷入停滞。

　　该如何应对此种情况？我们当然也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出反击，而且中国目前也有足够的底气进行辩驳，但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实干兴邦”的重要指示。“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要注重综合结构竞争力的建设。

　　在未来“十三五”期间，应吸取先行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发展创业型经济为根本，以推进城市化为重心，以支撑产业创新为动力，以铺设社会普遍服务网为保障，以加快国际化进程为契机，全面提升国家的综合结构竞争力，顺利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富强文明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身影越高大，唱衰中国的陈词滥调也就越可笑，到时候只会让散播谣言者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孟明铭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