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军

这是东北抗日联军骑兵部队。

　　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中华民族的反抗运动也由此迅速高涨，特别是东北抗日力量的崛起，更是揭开了中国持久抗战的序幕。那么，究竟谁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历史事实，已有多方面的论述，而当时日本侵略者的记述，也对此提供了确证。

　　1934年，日本外事协会编纂、出版了《满洲帝国总览》一书，其中第四章叙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战情况，凸显出中共起到发动和领导作用、其领导的军队是东北抗战力量的中坚。内称：

　　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抗日力量“蓬勃而起”，其数达几十万人。以地区而论，在辽宁有辽西、辽北一带和三角地带；在吉林、黑龙江，最突出的是东边道地带，以此为中心，在中东铁路至中苏边境之间，有无数义勇军、救国军。而东边道、农安的抗日力量是中共领导的，“在中苏边界的虎林、靠近哈尔滨的庆城，当时甚至出现了苏区”。面对日本、伪满军警的巨大压力，抗日力量实行游击战，破坏铁路与通信设施，袭击重要建筑，扰乱敌人后方，而在蒙受很大损失后，抗日队伍就退到东边道及北满的山区。东北的抗日力量得到了中国各阶层的支持，其中，“国民党政府对义勇军的援助，只限于任命将军、对有些军队提供资金；但共产党和其他过激派却将组织者派到其中，展开群众性工作，努力将义勇军置于党的领导下，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中共还将东北的抗战与关内持续展开的反日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动员东北抗战军民选出代表到上海出席反战会议，促进抗日浪潮。即使在日本扶持伪满之后，中共满洲省委“依然最主动、积极地领导满洲的反日工作”，其指挥的“由工农兵组成的红色游击队”在东北所有抗日武装中“最为活跃”，在日伪眼中“恶性最大”。

　　日本在战败前，内务省警保局外事课为服务于对外防共和反共，办有内部刊物《外事警察报》，刊载相关情报及对情报所作分析。1935年 2月、3月，该刊第 151号、152号连载《在满洲国的中国共产党状况》，更集中地叙述了中共发动和领导东北抗战的情况。

　　该文回顾了中共在东北始于1925年的反对日本侵略斗争历程，称：中共满洲省委早在1928年，就发出《对时局的宣言》，号召“收回旅大、满铁及一切矿山森林”，“废除与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日本军警驱逐出境”。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又迅速发动并持续领导了东北抗战：1931年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省委号召东北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9月23日，又发出《关于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提出“赤化”东北军队、发动兵变、建立红军。随后，联合分散的抗日力量，在吉林东部及磐石建立了“共产系部队”。开始时力量很小，在延吉、磐石只有四五百人。1932年春与日军第二师团交战，受到很大损失，但仍在延吉山间坚持斗争，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对满洲省委发出指示，指出当前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开展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要将各种抗日力量统一于党的领导下，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共满洲省委贯彻这一指示，在 1934年将磐石的抗日游击区扩大到东边道一带，在延吉充实了抗日军队。这些军队较之一般的抗日力量，“有牢固的组织力、领导力和明确的斗争目的，沿用了在中国南方发展起来的游击战法”，因而“特别显著地增长了其力量”。此外，从1933年秋开始，中共将所领导的抗日军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将苏维埃政权改组为人民革命政府，增强了与其他抗日力量组成统一战线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在磐石，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为核心，成立了东北抗日反满联合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磐石、桦甸、辉南、海龙、濛江、临江、通化及金川、柳河的抗战），并在宁安设立了抗日军联合办事处，指挥吉东地区的抗战；在哈尔滨以东，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领导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联合指挥部；在松花江流域的汤原、依兰、桦川，也有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于是，“1934年夏，各方面都出现了共产系部队的活动，其中突出的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袭击延吉老头沟，第一军（在磐石）及其联合部队占领柳河、通化、抚松县城，在中东铁路东线一带的激烈行动等”。在这年8月至11月，日军以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为主要目标，实行所谓“大讨伐”，并从 1935年 1月起展开所谓“全面治安工作”，但却不能摧毁中共的“核心部队”，而在延吉的人民革命政府，则转移到“四县的山间森林地带”坚持斗争。

　　基于上述情况和其他情报，该文对东北抗战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在反日民族革命旗下，将各种抗日反满义勇军全部置于党的领导下，由于情势，共产系部队已经掌握了抗日武力行动的领导权”。在苏联力量已从北满退却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在延吉、磐石、中东铁路东线方面的抗日军队，成为日本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大障碍”、“最大问题”。尽管日军极想“对其彻底讨伐剿灭”，但又哀叹：“因地势关系和其他情况，这是非常困难的”。

　　无独有偶。1935年12月，日本侵华团体“大亚细亚日本青年联盟”在其编纂、出版的《第一次满洲研究团报告》中，又根据关东军公布的资料，将东北抗战诬为“恶性”而“不治的慢性病”，同时特别强调中共领导的军队在所有抗日力量中“最有组织”，明言“王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战尚未解决”，承认日本企望的所谓“扫灭”面临着“严重性与困难性”。

　　1936年下半年，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在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后回到国内，于12月10日在上海对报界发表题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最近活动状况”的谈话。而一直把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作为在东北最大敌人的日本外事警察，随即予以高度关注，出于掌握抗日联军情报的目的，多方搜集刊有这一谈话的各报（如《救国时报》《国难新闻》《学生报道》《汗血月刊》），据以相互参照，将谈话全面译出，连同得自其他途径的情报，刊载于《外事警察报》第 177号上。

　　谈话中说：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自1934年秋以来，在各地组织起统一的抗日联军，其目的在于相互联络，通过比较统一的军事与政治领导，避免日寇离间和破坏的阴谋诡计。此工作完全是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进行的。三年来，东北的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取得了极大成果。在1936年一二八事变纪念日，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公推李杜将军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源于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奋起的磐石游击队，后改为人民革命军，最近与其他部队组成抗日联军，与王凤阁、赵庆吉、阎生堂分别率领的部队游击于南满各县，1936年8月17日占领抚松县城，10月21日占领桓仁县城，击败日本守备队及宪兵队，夺其武装，打死宪兵队长杉木林平。阎生堂、赵庆吉都自愿加入抗日联军，并就任抗日联军的军长。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率该军占领延边各县，利用老爷岭山脉森林地带四出游击，出没于冈宁铁路、吉会铁路沿线，1936年10月10日在敦化县东清沟与日军激战八小时，击毙日军少将石川重吉等。第三军由赵尚志任军长兼黑龙江省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起源于珠河县义兵，进攻宾县，占领依兰县、通河县、凤山县的县城，声震松花江南北两岸。第四军由李延禄任军长兼吉东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已有五年抗日历史，1936年 4月与其他抗日力量一同袭击刀翎、林口，活动于吉林完达山森林区域，与赵尚志部在松花江两岸互相呼应，经常破坏日寇的林密、林佳两条铁路。第五军由周保中任军长兼东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该军常常活动于中东铁路、图宁铁路、穆棱铁路附近，颠覆日本军用列车，与日军激战，还常与第二军等一起战斗。第六军由夏云阶任军长，在黑龙江省游击，1936年春一度占领北满最大的煤矿，有五千工人参军，12月 1日攻占佛山县城。第七军由陈荣久任军长，属吉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指挥，活动于饶河、虎林一带，凭借天险打游击战。除上述之外，还有一些抗日力量参加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冰天雪地与敌作战，五年间为国家民族牺牲的民族烈士不少，金伯阳、邓铁梅、孙期阳、胡泽民、童长荣、何忠国、史仲恒、傅显明、李斗文、张文楷、李守忠等，都以身殉国。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日本外事警察整理和译介李延禄的谈话，是写有说明文字的，但这些文字并未否认谈话所涉及的中共领导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历程，反而写道：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兵力，李延禄仅说第一、二、四、七军一共 6万余人，但根据日方谍报，共有 32万余人。这表明，日本外事警察对于李延禄的谈话，并不认为有何虚夸成分。联系前文所引日本当局在 1935年对东北抗战局面所作判断，则可看出：其通过李延禄的谈话，更加认定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就是东北抗战主体、是日本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头号大敌。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战更为猛烈。日本殖民当局惊呼：这是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所反映的“此次时局的影响”。日本外务省随即根据驻东北各领事馆提供的报告，制成了其所知1937年9月东北抗战力量的统计表，其中显示：在兵力总数23388人中，中共直接领导的军队有12427人，占了一半以上。此后直到日本投降，东北各地抗战的主体都是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其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即使在日本有关伪满所谓“治安”之类的档案中，记载也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