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人物研究依然是热点和重点 研究涌现出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

　　2015年，以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契机，党史研究涌现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

　　关于毛泽东研究。关于毛泽东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有关它的争议却持续不断。有学者根据已披露的史料及谈话的内容推论：毛泽东晚年很可能作过这样的谈话，时间大约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至28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之间。但最终确证，仍待相关档案文献的公开和相关当事人回忆的披露。

　　关于陈云研究。所谓毛泽东说“陈云一贯右倾”的说法在党史上流传甚广。有学者指出，从现有史料中并未发现毛泽东说过“陈云一贯右倾”的直接证据；但有毛泽东批评“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说法的记载。“陈云一贯右倾”的说法，从反面显现了陈云抵制和矫正“左”倾错误的史实，比如：坚持“按比例发展”法则反冒进；面对“大跃进”，最早提出降低指标和保证质量的主张等。

　　关于恽代英研究。恽代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和著名政治家、理论家，有学者系统总结了恽代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发展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作出的独特贡献，具体表现在：他短暂的一生，经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个阶段，致力于探索革命真理，追求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大量文章和通讯，成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者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精髓要义有深刻的认知，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叶挺研究。有学者剖析了高敬亭案件，认为1939年6月被处死的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新四军军长叶挺不应对高案负主要责任。高案的处理决定，是在矛盾激化之后最终由中共中央拍板的。其中，皖南项英是遥控者，江北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是执行者，延安党中央是最后决断者，蒋介石“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不过是顺水推舟、乐见其成罢了。

　　关于罗瑞卿研究。有学者指出，1965年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生的林彪禁止罗瑞卿做总结发言的风波，其远因是毛泽东否定了林彪提出的“北顶南放”战略方针，近因是罗瑞卿在作战会议上批评作战部一份材料时无意间触怒了林彪。至于“弹打不飞，棒打不散，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这句话，则是叶群编造的。林彪、叶群和邱会作说罗瑞卿“上了贺龙的船”，既是对罗瑞卿的诬陷，也是对贺龙的诬陷。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成为契机 抗战史研究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关于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有学者重视挖掘新史料，特别是用敌方的资料来阐明中共的抗战作用与地位，指出：红军东征壮大了抗日力量，宣传了抗日主张，初步显示出中共是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有学者指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抗击日本侵华战争的中流砥柱。日本侵略者对之极为仇视并妄图扑灭。为此，日本政府、军方乃至一些民间侵华机构长期搜集相关情报并据此作出叙述、分析。这些资料所涉及的大量史实及当时日方的态度，在今天反而成了历史见证。还有学者指出，战后日本编纂的几部战史，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倡导的全民族抗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具有的重要地位，都有详细反映。日军在与中共领导的军队长期交战过程中，终于发现其游击战的力量源泉正在于民众，从而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关于抗战期间中共对外交往研究。有学者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国际饭店”逗留的几个西方人士撰写的关于敌后根据地的报告为中心进行研究，指出：这些因为偶然机会成为中共抗日观察者的西方人，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有关方面对敌后根据地情况的了解，从而对美国政府1944年最后下决心派美军观察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学者对1944年中外记者团赴西北考察进行了再审视，认为从舆论宣传来看，中共获得了极大成功，国民党遭遇极大挫折。

　　关于抗战史研究的诸多共识。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富蕴新论，吸纳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一是再现了中国人民艰难曲折的14年抗战历程。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军民的抵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二是客观地评价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两个战场的战略配合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共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三是论述了中国是亚洲反法西斯主战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国。

    中共创建史、遵义会议研究呈现新亮点 知青史、“文革”史等专题研究有新视角

　　关于中共创建史研究。有学者研究了《新青年》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指出《新青年》杂志与中国共产党相生相起，并曾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舆论重镇，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锋，在马克思主义与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中，起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直接推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学者研究了杨明斋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杨明斋作为俄共（布）正式派往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不仅为党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于遵义会议研究。有学者认为，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一次具体的会议上，应联系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和毛泽东的重要贡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长征初期的困境等史实来加深对其历史背景的认识；应联系遵义会议之前的系列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具体经过，以及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来全面理解其内容和历史进程；还应明确其对长征胜利、抗日战争胜利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深远影响。以遵义会议为界，又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中共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在党内逐步深入人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传统，成为胜利前进的保证，这才称得上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关于知青史和“文革”史研究。有学者从地方志资料入手来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认为知青安置经费的实际支出、人均经费及具体使用在各地存在较大差异，即使在一个省区内，各县的经费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在动员政策方面，个别地方率先进行调整，中央政策则受到地方政策的影响。

　　有学者考察了“文革”期间的黑体字语录，指出其发端于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刊登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时全部是用黑体字排印的。此后，直到1978年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才得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