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河

　　董存瑞烈士的牺牲，早已过了一个甲子，那么烈士托起炸药包那一刻，究竟喊了一句什么话呢？并不“忽然”地引出这几天的热议，不只是因为近十年来，这句话早被“虚无”成一句戏谑之言，更因为重提这声呼喊，会引起我们对于英雄宣传的一点“哲学思考”。

　　多少年来，我们只知道董存瑞喊出的是“为了新中国，前进！”多么豪迈，多么“高大上”。但据近日中新网采访董存瑞牺牲地河北党史研究部门的考证，烈士当时，喊的却是另一句话——“卧倒！卧倒！快趴下！”

　　其实董存瑞牺牲三个月后的《人民日报》，曾首刊《手托炸药箱毁敌碉堡　董存瑞同志英勇牺牲》，详细还原了烈士牺牲的全过程，并没有那句“为了新中国”的豪言。而1950年9月29日的该报，刊发对董存瑞战友郅顺义的专访，郅说他看到董存瑞拉开导火索后就向董跑去，但董存瑞朝他们大喊“卧倒！卧倒！快趴下”，接着一声巨响，敌桥形碉堡被炸得粉碎——不光郅顺义，到董存瑞烈士纪念馆来的当年战友都回忆，当时喊的是让他们趴下……

　　可见烈士当时所呼，似乎并不一定就是“为了新中国”——董存瑞烈士纪念馆馆长孙小梅认为：“他当时十七八岁的孩子一下也想不到那句话，这句豪言属于艺术加工，给英雄形象一个升华。”但以我所见，董存瑞当时如果高呼的真是这句“卧倒”，那不但更为真实可信，且其英雄气概一点也不亚于“为了新中国”云云。一个十七八岁的解放军战士，临难最后一刻，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战友的安危，这是什么胸怀？这是何等高尚的形象？这句话一点也不“矮化”，甚至可以更深刻地震撼人心！

　　为什么要不惜笔墨地“辩证”董存瑞的最后一呼呢？当然是因为过去的某种历史条件下，我们曾对英雄进行“必要”的“升华”，甚至走向过不近人情的“拔高”。不但是样板戏中，便是在日常宣传中，“三突出”曾成“规则”，“高大上”曾为“标准”，英雄人物往往不食人间烟火，甚至变为百毒不侵、刀枪不入的“超人”，做的事不近常理，说的话句句豪言壮语。“高入云端”的结果，虽然在当时语境下的确起过某种“教育”作用，但一到多元态势下，便因不够真实，引起公众疑窦，这种教训，是应当汲取的。例如董存瑞的“卧倒！快趴下”本已十分感人，似乎并不必须“升华”到别样的“高大上”。

　　问题在于所谓的“左”与“右”，都是互相惩罚的。如果说，过去某些过度拔高的宣传，是走了一个极端的话，那么近年以来，关于英雄人物的“解构”，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甚至可能演化成当下的主要倾向。我们是要“还原”英雄，“恢复”真实，但如果在“颠覆”的口号下，陷入亵渎的泥沼，那就岂止是“走过了一步”？比如说，把狼牙山五壮士说成是“流寇”，又把铁道游击队说成是“恐怖分子”；再比如说，将侦查英雄杨子荣，胡诌成与土匪“共用一个情人”的“更土匪”，把刘胡兰的引颈牺牲，说成是被“颤抖的乡亲们铡死的”等等，这是“还原”与“恢复”吗？——就如关于董存瑞烈士的牺牲，我们要“还原”临难还顾及战友安危的那一句真话，但这些年来“还原”的是这句“卧倒！快趴下”吗？不是，而是所谓的“连长，再不要相信××人”那样的胡言，这不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吗？

　　对于反派人物，也在“走另一个极端”。比如过去，将大邑收租院中大麻库房，添加个水牢，固然有失“真实”，但是近些年来，刘文彩却成了办学赈济的“善人”，连他的剥削尤其是这个“中将清乡司令”手中包括共产党人萧汝霖在内的九条人命，也“不许讲了”，谁讲，就“人肉”谁！又比如汪精卫，过去不讲他年轻时也曾行刺清摄政王的“英勇”，固然有片面性，但是现在呢？因为要“重新审视”，于是便把他的投敌叛国，同当年的行刺归为“一样的心路”，这便是“甘为釜山柴薪，造就革命胜利焰火”，就是“我不入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牺牲”式“担当”。从马步芳到张灵甫、从陈公博到胡兰成、从张国焘到周作人，这种奇怪的“还原”，不是林林总总吗？

　　再说一遍，不近人情的无限“拔高”，因为有欠真实，故不可信，所以应当“还原”，真如董存瑞的最后一呼，但是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更不真实更不可信的“颠覆”——一个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的民族，终究难以真正受人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