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毛泽东计划生育思想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让人颇为困惑的现象，即毛泽东的论述中出现过一些前后似乎矛盾的提法。不承认或回避这个现象，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客观地、科学地去分析，才能使人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第一，应从战略角度认识和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思想，是从战略意义上讲的，它不同于我们通常讲的计划生育政策。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既不是就人口论人口，也不涉及某种计划生育的具体模式，因此，不能片面地把它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有计划地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正如毛泽东1957年3月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在这里，毛泽东的基调是控制人口增长，但是他同时又认为，计划生育并不等于减少人口，而是主张有时多生一点，有时少生一点，这样有计划地生育，波浪式地增长。

　　在毛泽东看来，正如社会生产必须做到计划化一样，有计划地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计划生育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实现计划生育，节育、避孕作为一种手段、一种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计划生育、节育和避孕，这些都是要长期提倡和坚持的，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而对我国某地某时的人口究竟是多是少，是否需要控制增长，以及我国人口达到多少是控制限度等等问题，毛泽东认为它们是随着当时当地的人口多少、人口增殖率、群众的接受程度和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粮食供应情况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在人口多、生产力发展速度较慢、粮食短缺的地区，人口出生率可降低一点；在生产力发展速度较快的时候，人口出生率可再提高一些。

　　对于这一思想，毛泽东曾有多次表述。在1957年2月27日至3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他一方面提出“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一方面又在会议结束语的提纲中写到：“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在1958年1月28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一边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一边又说：“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1958年7月9日，毛泽东同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等民主人士谈话，在谈到人口问题时，他一面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在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一面又讲：“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

　　归纳以上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看出，在战略大局上，毛泽东是主张计划生育的；但是在具体政策措施上，譬如人口控制数量究竟是六亿合适还是八亿合适，他心里又确实没有定数，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前后不相协调的提法。

　　第二，应从当时中国特定的环境来分析和理解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中国拥有丰厚的人口资源，这是历史形成的。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如何快速发展经济这一难题，也是历史造成的。人口众多，给国家的发展造成巨大压力，而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优势。这一点，毛泽东已经看到了，如他在1957年2月14日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指出的：“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他比较多地强调人多的优势一面。这在物质基础和科技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确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对于人多的优势一面，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就有论述。他在1949年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两段话从人的主观能动性上说明了人多的好处。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在毛泽东看来，建设速度问题是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由于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都很低，要想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总量，就必须增加劳动总量和提高劳动效率。这样，就造成了对人口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依赖。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3月23日，他又在成都会议上陶鲁笳发言时插话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难叫农民节育……”之后，《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又发表了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中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不难看出，在这里毛泽东不是从整个人口政策角度讲的，而是从人在生产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方面强调了人多的优势一面。

　　第三，应从思想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来看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

　　前面讲到，毛泽东是计划生育思想的决策者和奠基人之一。但是，他关于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也出现过起伏和曲折，产生过片面性。大体上说，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以前，他是积极主张实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方法和步骤作了指示，他在讲话提纲中写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维护，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他还在讲话中指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13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指出：“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有三个特点：其一，强调实施计划生育；其二，指出计划生育要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其三，计划生育在不同地区要有不同政策。这些宝贵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80年代中国大规模推行计划生育奠定了政策性基础。

　　1958年后，是毛泽东人口思想起伏最大的时期。为了依靠群众运动取得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他突出强调人多热气高、力量大，忽视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负面作用，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偏差。

　　进入60年代，“大跃进”的严重挫折和人口反弹造成的巨大压力，又促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新强调计划生育工作。1960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列出了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条款，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191961年9月22日，周恩来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和工业区，采取节制生育，看来是有效的。节育方针应该继续下去，节育的意义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还有精神方面。1963年9月16日至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城市人口增长指标。1964年1月15日，国务院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兼任委员会的领导工作。1965年8月20日，毛泽东接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时说：“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还说：“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同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计划生育的重点应当转向农村。这些情况表明，在党中央的有力推动下，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正在走入正轨，进入大规模的实施阶段。

　　遗憾的是，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这个时期，虽然毛泽东的节制生育思想没有动摇，但是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失去了实施的条件和环境。国务院许多机构都被撤销。1968年11月，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被取消，全部工作人员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计划生育机构也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因此，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无秩序的生育高峰。

　　70年代初期，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开始重新走上正轨。这时，国内人口的总数达到八亿左右(如上述，这是毛泽东曾设想的最佳人口总量的预期目标)，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人们对人口膨胀的副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整个社会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程度也大大提高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至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强调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1970年12月18日，他在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到节育问题时说：“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45岁了，只好算了。”因此指出：“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1972年7月2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关于避孕工作，我看要送上门去。”1975年1月，他还提出：“人口非控制不行。”

　　以上事实说明，只有从战略角度、从发展的角度、从当时国际国内的环境来认识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论述，才能比较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节育和计划生育思想。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作者纪晓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