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党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进行隔离审查。10月11日，党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报各级党组织。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十年内乱，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江津人民欢欣鼓舞，各界及驻津部队代表集会游行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
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只有积极进行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才能使各级组织正常运转，才能使积重难返的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得到解决，拯救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恢复处于混乱状态的各项社会事业。但要彻底清理纠正“文革”时期和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倾向，摆脱阴影，走出困境，不是一桩容易之事。其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维护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7年8月和1978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五次一次会议都没有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未能完成党的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上的拨乱反正，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倾理论反而加以肯定，以致在“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仍然处于一定的徘徊之中。粉碎“四人帮”后，县委进行了多次整风、整顿，解决思想认识、路线、干劲、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但部分同志由于受“两个凡是”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工作起色不大。思想认识能处于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
1978年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是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进行的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禁锢，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思想和理论准备。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会议突破原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思想条件，实现了把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历史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了江津县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全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和改革开放工作，在中共江津县委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开展。
一、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
1976年10月中下旬，江津县委、县革委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学习和传达党中央文件、揭批“四人帮”的事宜。11月18日，江津县委、县革委举行“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随即，组织传达了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上两次讲话精神和省、地委有关深入揭批“四人帮”指示，全县掀起深揭猛批群众运动。11月26日至12月2日，县委召开规模宏大的“四干会”，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参加会议的有县、区、社、大队的负责同志，农业学大寨和支农工作先进代表，知识青年代表，工交、农林、文卫、财贸系统的领导同志，地、县委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队长、组长，驻津的中央、省、专区级厂领导干部共计1600多人，会期7天。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四干会”（县区社村四级干部），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中央〔1976〕15、16、18号文件，大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进行了狠揭猛批。巩明贵作《大揭大批“四人帮”、迅速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主题报告，王贞培作赴大寨参观汇报，县革委副主任张子文就农村集市贸易管理作会议发言，周克勤作会议总结。地委书记聂荣贵到会作“一批二干三带头”讲话，号召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彻底揭批“四人帮”，批判资本主义，带头大干社会主义。接着，中央下发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之三，县委成立了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大批判组，由刘星海任组长，印发了中共四川省委大批判组编印的《热情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彻底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选题》和地委大批判组摘编的《“四人帮”错误论点选摘》。永川地委召开“揭批‘四人帮’经验”交流会，要求进一步搞好清查工作和革命大批判工作，迅速掀起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新高潮。会后，江津县委常委会高度重视，用一天的时间专门进行研究，制定出了“三步”工作计划。
第一步是从上到下全面贯彻永川地委会议精神，在全县全面传达文件精神，按各行各业的好、中、差三个层面，开展好试点。
第二步是层层培训骨干，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力量，通过各形式，利用各种工具进行宣传，大造声势，在领导带头揭批的带领下，充分发动群众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使之形成高潮。
第三步是骨干和群众运动相结合，采用多种形式、运用各种工具开展革命大批判，边破边立，使大批判和整改工作结合起来。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全县迅速掀起了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到1977年2月23日统计，江津全县办学习班达3587次，参加人数达31万人次。开批判会达44380次，参加人数达290万人次，发言人数达13万人次。办专栏11353块，画漫画669幅，组织撰写文章9647篇。
二、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掀起解放思想的高潮
1978年12月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江津县委立即进行了旨在端正干部和党员思想认识的一系列学习活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2月26日，江津县委发出《关于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通知》说，党的三中全会公报的发表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指导我们今后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必须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这标志着江津县委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左”的错误。县委要求在全县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决定集中二个月的时间，先在城乡掀起学习高潮，然后转入经常性的学习，同时强调在职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学习。根据省委和永川地委的部署，县委又召开有关会议，传达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传达学习四川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第三届党代会精神，联系江津的实际，重点讨论了江津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落实政策和工农业生产的问题。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事求是地回顾了江津县过去的工作，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认识。大家深刻领会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解决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的认识问题。县委要求各单位在学习中一定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方针政策措施等问题，澄清被“四人帮”搞乱的思想理论是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坚持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更好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促进安定团结，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
但在轰轰烈烈的学习讨论中，暴露出了一些不正常的情绪，特别是暴露出了“解放思想过了头，发扬民主过多了”的错误倾向及“左”、右两种错误观点，江津县委及时召开会议，对解放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县委对部分同志思想不解放，甚至于认为“三中全会”的方针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论调进行了批判，指出这实际上是“两个凡是”的观点仍然没有克服。全县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通过联系自己的思想的工作实际，学习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加深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解，澄清“四人帮”搞乱的重大理论问题，逐步端正了指导思想，打破了精神枷锁，思想认识逐渐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从而确保了江津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开展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的战略决策的实施。
三、全面拨乱反正，实施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论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江津县委结合省和永川地委的文件要求，结合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1979年，县委党校举办了多期领导干部学习班。3月7日，县委宣传部根据地委宣传部长会议精神，部署各级干部从5月份开始经济理论学习，要求这次学习与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紧密结合外，还要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学习与讨论结合起来。10日至14日，县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宣传工作要随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进行根本性转变，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前头。会议部署全年宣传工作重点：广泛深入宣传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在职干部理论学习，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继续抓好纠正冤假错案和右派的安置改正的扫尾工作、落实好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宣传。在全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79年年底。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县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这股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自由”，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歪曲“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口号，实际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针对这一现象，县委一班人认真学习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论工作会上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县委颁布庆祝“五·一”标语，向全县人民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搞“四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全县的党员干部要划清大是大非界限，自觉抵制和击退今春以来因为北京“西单墙”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端正进行“四化”建设的方向。县委及时组织全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进行学习讨论。江津县委批转县委组织部的报告，在全县开展加强党员教育和端正党风活动，对党员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党的方针政策、真理标准、党规党法、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保证国民经济调整顺利进行。区（镇）委要带头严肃组织生活，各支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党员标准的学习，不断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端正党风，集中精力搞四化。
1980年7月，江津县委批转县委宣传部《关于学习讨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和真理标准问题的意见》，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和认真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学习讨论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用一周时间学习政府工作报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词、闭幕词，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词，全面领会精神实质。
第二步，用两周时间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
第三步，用五周时间学习讨论当前形势、主要矛盾、“八字”方针、民主法制、党风政风等五个专题。
通过大讨论，广大党员干部懂得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进一步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束缚，树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念，正本清源，分清是非，团结一致向前看，促进全县各项工作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学习活动，全县广大干部的思想更加统一，从而更加自觉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二）开展大清查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为了顺利实现这个转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摧毁其形成的帮派体系，江津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严格按中央组织部《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部审查材料的若干规定》，组织力量，发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中干部审查材料进行搜集、清理和处理，对在“文化大革命” 中参与篡党夺权活动的人和事开展的清查。
江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很高，通过群众检举揭发，查出下列问题：
1.在江津，直接向“四人帮”及其余党写信、发电报的6人；与“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四川重庆“黄、周”等联系的11人。
2.帮派骨干分子17人。其中，区乡级5人，县革委群众代表副主任2人；犯政治错误的53人，其中区乡9人，县革委副主任以上群众代表2人；犯一般性错误120人，这些人建成了自己的组织，形成了“一帮三沱”的帮派体系；骨干分子17人，追随者多达50多人。
3.一些还不明真相群众和上述帮派骨干强行恢复局行“革委会”，强行成立县、区、社“两委”批林批孔办公室，想在其中争权。他们强吃霸赊，强行进驻县革委招待所，大闹县委。他们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粮，目的是想达到乱中夺权。
江津县委及时开展了“揭、批、查”斗争，使参与帮派活动的100人分别受到处理，使江津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安定。
（三）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揭批查运动的同时，江津开始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由于多年来“左”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及其设置的重重“禁区”，造成了“宁左不右”的观点。在全县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心有余悸的思想依然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家才真正冲破禁区，坚持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始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
1979年元月，江津县委成立落实党的政策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委主要领导挂帅，各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下设办公室，抽出专人办公，开始纠正“文革”以来及“文革”前的冤假错案，负责审干复查、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和处理干部党员中的来信来访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江津县审查对象563人，查清做出结论的556人。对农村在历次运动中被处理的2725人中，查清落实1177人，占97.5%。全错全纠551人，部分错部分纠140人，维持原结论486人。在全纠和部分纠的691人中，安排工作349人，恢复党籍112人，撤销刑事处分35人。
1979年，江津县委转发县委统战部、县人民法院、公安局、民政局发出《关于贯彻中央〔1979〕6号文件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意见》，要求各单位按照“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的原则，对起义投诚人员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清理、核实，复查、安置。开始对国民党高级军官家属政策进行清理落实。在江津县居住的国民党将级起义人员有：几江镇的原国民党新编12军第5师少将师长张伦，白沙镇的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军舰炮长刘涛伯，支坪公社的原国民党徐州司令部少将高参、西南第2路军第2纵队少将副司令张醴泉。遵照1月29日胡耀邦“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家及家属也都得到妥善安置”的讲话精神和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的指示，江津县对上述人员及其家属进行妥善安置，他们纷纷表示在有生之年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做出应有贡献。在掌握的1437名起义投诚人员中，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和处分的51人，得到复查落实政策的34人，不予复查的3人，尚未落实的14人。1981年11月11日至13日，县委召开解放后第一次起义投诚人员扩大座谈会，全面落实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鼓励起义投诚人员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1982年4月3日，中共江津县委撤销县委摘帽办公室，标志江津县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基本结束。自中央〔1978〕11、15号文件下发以来，江津县对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495人全部摘掉帽子，493人作了改正。对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四类分子和其他分子的98人，以及因右派言行虽未戴帽子但受到各种处分的95人，全部作改正和纠正。对因右派问题受株连的家属、子女，按政策规定解决32人。对摘帽人员符合安置条件的227人（其中外地处理回县的73人），全部安置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31人，分别作退休和社会救济处理；已死亡的，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作善后处理。
1982年6月5日至9日，江津县委专题召开三干会，贯彻中央和省委统战工作和对台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当前统战工作、对台工作主要任务：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学习、宣传，提高认识；狠抓统战政策的落实，特别是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去台人员亲属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和党外人士被占用的私房政策等务必落实；对去台人员、台属要坚持“来去自由，提供方便，以礼相待”和“政治挂帅，热情接待，多做工作”的方针，搞好联络和接待工作。
（四）农业农村经济领域上的拨乱反正
江津县委一班人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首先认识到，要搞活农村经济，必须开放农村的集市，搞活贸易，因此江津县委、县革委做出决定，全县81个农村集市改为5天赶一场，市场管理费按成交金额6%向买方征收。江津县农村集市贸易几经历史变迁：1953年4月，开始实行限制统购物资上市制度；1958年，农村集市关闭；1959年，恢复集市交易，实行星期日和10天一场制。本次场期调整后，集市管理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入市交易，允许长途贩运和适当发展城镇个体经济。1981年11月15日，为认真贯彻调整国民经济方针，进一步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江津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恢复农村集市历史赶场日期的通告》，农村集镇恢复为三天一场的场期。
1979年2月6日至14日，江津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群英大会，11000余人出席。会议再次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等。县委书记黄家新作《紧跟党中央的战略转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主题报告，号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实现战略转移，会议提出五条要求：进一步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实现战略转移创造条件；坚决贯彻中央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实事求是地领导农业生产，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切实改变领导作风，适应高速度发展农业的需要。大会还交流了农业增产经验，并对1978年农业学大寨中的86个先进集体和769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会议号召把“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干扰的各方面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轨。
2月16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江津县委员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应到代表850人，实际出席826人，代表着全县35542名党员。这是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总结7年多来的工作成绩，提出今后3年的主要任务。江津县委书记黄家新作《全党同心同德，搞好战略转移，为加速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传达四川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党中央战略转移，动员、组织全县共产党员和全县人民，坚决地，有秩序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加速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江津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县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江津县第五届委员会。在五届一次全委会上选出新领导班子，书记黄家新，副书记周克勤、宋正棋、罗树乾、王贞培、邹泽鑫；周克勤兼任县纪委书记，刘洪高、陈树海任县纪委副书记。
这次会议后，全县各项工作冲破了“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坚持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先后平反一大批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加快了全县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紧接着，江津县委召开区书会议，传达中央12号、17号文件精神，重点研究部署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和如何搞好当前工农业生产。省委工作组高组长、地区行署副专员凌文远到会作指示。4月1日至4日，江津县委召开三干会，贯彻四川省委、江津地委“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指示精神，要求把去冬以来在农村兴起的分组作业耕作办法作为一种制度，坚决落实、完善。县委书记黄家新对农村分组作业、“两地一坎”（自留地、饲料地、田坎）、和当前农业生产问题做出指示。全县7245个生产队中有6728个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会后，分组作业全面展开。
1979年6月29日至7月5日 中共江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传达中央4月工作会议和四川省委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分析当前大好形势，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县委书记黄家新在报告中对农业生产作强调，要求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的方针，重点调整农业内部各种比例关系，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县委副书记宋正棋，县委常委、科委主任庞一良分别就计划生育和科技工作做安排部署。为了鼓励和支持广大群众发展农业生产，江津县革委做出大幅提高粮油统购价格的决定。粮食提价20.68%，油脂提价23%，油料提价20%。粮油统购价提高后，城镇粮油统销价不变，农村粮油统销价也相应提高，与统购价持平。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全县农村萧条的局面开始复苏。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四川省通知要求，对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8种主要副食品提高销售价格。江津县革委及时调整农业税起征点，定起征点以队为单位确定，人平收入不足50元的免征农业税。国营农场及其他纳税单位不实行起征点办法，按照原规定进行。 根据上级指示，开始推广细绿萍繁殖技术。从永川引进细绿萍种5千克，越夏，繁殖到500多千克。至1980年，推广到34个公社，面积达40多公顷，后继续推广繁殖技术，1981年获四川省农业厅“细绿萍推广”三等奖，1983年获四川省人民政府“细绿萍越冬保种”三等奖。1983年后，细绿萍已经适应江津县气候，普及全县。1979年8月，县委召开三干会，传达江津地委县书会议精神，总结3年来特别是今年农副业增产的经验，安排部署今冬明春工作。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县委一手抓政策落实，一手抓生产建设，农村形势越来越好，基本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三年大见成效”的要求。三年来增产的粮食相当于1949—1976年26年增产总和的2.7倍，人平口粮达到563斤，翻了一番。会议期间，还组织与会代表参观吴滩、石门、永兴、先锋等地的农副业生产。
1979年10月24日 江津县委组织124人的工作队，开始在琅山乡进行落实四川省委100号文件试点。100号文件是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精神的重要文件，目的是把农村经济搞活，加快农业发展，使社员逐步富裕起来。试点内容主要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搞好农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逐步调整作物布局，实行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大力发展社队企业，稳定现有生产队规模，鼓励社员经营好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试点中，注重狠抓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的清除，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继续解决干部群众存在的心有余悸的问题，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出发，调整生产关系中某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进一步落实各项农村经济政策，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年底，县委、先锋区委、琅山公社党委又组织123人的工作队，在琅山进行贯彻川委发〔1979〕100号文件精神的试点。历时20天，认真落实各项农村经济政策，帮助搞好农业发展规划，调整农作物布局，鼓励社员经营好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大力发展社队企业，为搞活农村经济、带动社员致富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至次年1月12日，试点结束进入总结推广阶段。
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有了起色。粉碎“四人帮”后三年（1977年至1979年）全县粮食产量相当于1949年至1976年26年间的总和。人平口粮由1976年的281斤增加到563斤。粮食产量翻了一翻。1979年生猪圈存80万头，柑桔实产2830万斤，社队企业总产值3490万元，多种经营和工副业收入8404万元，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7‰，计划生育率提高到95%以上。
1980年年初，江津县制定了新的工作任务：抓紧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展多种经营，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加强社队领导班子建设。首先开展自然资源和农业经济全面调查，组织78个科技人员，分气候、土壤、水利、林业、农机、种植、畜牧、柑橘、甘蔗、蚕桑、渔业、茶叶、沼气、植保、乡镇企业15个专业组，在县境内开展全面调查，为编写综合区划和部门区划提供科学依据。接着开始实施“水统旱包” 即水田包到作业组，旱地包到户的农村改革尝试。永新区塘河公社竹林三队率先将土包产到户，被社员称为“第三次土改”。接着，柏林区有20%以上的队实行旱地包产到户。3月下旬后，全县更多地方出现其他包产形式。针对农村工作新形势，中共江津县委适时做出正确决策和指导，使包产责任制在探索中得到逐步发展。6月23日至25日，县委在石蟆区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就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进行探讨，打消广大干部群众心中的顾虑。11月14日，县委发文贯彻中央75号文件，强调农村改革要深入分析和总结交流经验教训，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续解放思想，搞好生产责任制。到12月，全县7544个生产队中，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的323个，占4.28%；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93个，占1.23%；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的110个，占1.46%；田或水稻联产到组，土或旱粮联产到户的6019个，占79.79%；田土全部包产到户的973个，占12.83%；“井田”制21个，占0.41%。改革尝试的成功，逐步完善向户营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层经营责任制发展，打破了农业生产“吃大锅饭”的落后局面，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县委召开区委书记农业书记会议，贯彻省、地委农业会议精神，总结全县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工作，提出完成农业任务的主要措施。县委副书记王贞培强调，要全面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抓好良种、肥料、植保、先进技术、蓄水保水、秧苗培育，抓好多种经营，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对全县城乡猪肉开始敞开供应，按国家牌价进行销售。由于生猪发展迅速，销售问题突出。县委、县革委发出《关于解决当前猪肉销售问题的紧急通知》，提出就地扩大销售，解决供大于求矛盾。8月20日，县委转发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生猪生产经营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即日起必须执行“购一留一”政策，鼓励农民自宰自食，积极扩大生猪销售，以保持养猪业稳定发展。
1980年7月7日至12日，江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地委县书会议精神，重点研究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落实四川省委100号文件精神，结合社队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使集体和社员尽快富裕起来。县委书记周克勤作《解放思想，落实政策，使集体和社员尽快富裕起来》的讲话。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坚持搞好农业基本建设，积极办好社队企业，推动农副业生产向前发展。江津在农村开始全面落实各钟形式的责任制，从此，江津农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头道河公社开展落实林业“两制”试点，逐队逐户划定山林权属，共计划给社员自留山4987亩，平均每户6.5亩，落实造林、护林责任制，推行“以林为主，停耕还林”做法，落实林区社员口粮，实行“定产定销，一定五年不变”制度，大大激发了广大林农的林业生产积极性。
搞活农村经济根本的问题是靠政策，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建立健全各种生产责任制，为了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把农产品变成商品，走农工商道路，使农村经济富起来，1980年9月，江津县开始全面落实农副产品收购政策，落实山区生产政策，发展多种经营，开始“四专一包”即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人，包产到户。1980年底，县委发文贯彻中央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精神，指出要总结农村经营管理的经验教训，农村改革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1981年5月，江津县开始实行“公社、生产队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试行”办法，鼓励在生产队统一经营、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办法》共九章：总则、劳动组合、联产计酬、经济联营、计划生育、合同制、干部职责和加强领导。该制度的实行，经实践证明，有利于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有利于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利于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有利于巩固发展集体经济，有利于促进经济联合。为了不断深化农村改革，4月2日，中共江津县委发出《关于当前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意见》指出，旱粮联产到劳到户、水稻联产到组、多种经营“四专一包”的责任制，适应江津县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强调联产到劳、包产到户都是责任制，不是分田单干，是在坚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队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前提下，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夺取农业丰收的措施。6月，鉴于江津县农村实行包产到劳、包产到户的生产队逐步增多，县委在深入不同类型的生产队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制定《江津县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联产到劳责任制试行办法》和《江津县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包产到户责任制试行办法》。明确指出各地可因地制宜，实行宜统则统、宜包则包的双层经营责任制，不搞一刀切。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是年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责任制迅速在全县农村兴起。11月开始全县开始实行“农业生产大包干责任制”，鼓励农民增产增收。至12月，全县7542个生产队中，有56%的队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次年小春分配时，已有7437个队实行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占98.6%。至次年底，全县所有生产队均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全县农业生产获大丰收。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10亿斤，人平增加口粮132斤；多种经营和工副业有新发展，油料、生猪、蚕茧等主要项目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人均增收20元。
由于在农村经济领域上的拨乱反正，使农村工作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五）工业交通企业领域的拨乱反正
在粉碎“四人帮”前，江津工交系统发展缓慢，工业企业较少，多为一些二轻企业和乡镇企业，而且一部分处于瘫痪状态，有的还停产闹革命。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认真纠正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经济建设中的各种错误观点得到有效的纠正。中央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全县及时开展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进行企业整顿的工作。工业交通领域内的拨乱反正迅速展开。
1979年6月7日，江津县革委工交部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工交企业紧急行动起来，突出抓好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的企业管理，开展增产节约，克服政治工作与生产业务两张皮现象，下决心把生产搞上去。接着江津恢复了老字号“太和斋”商店店名，以此推动发展江津地方名优特稀商业产品。
1980年3月23日，县工交系统召开厂矿书记会议，要求企业搞好挖潜、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接着，召开全县基层工会主席会议，到会321人，会议贯彻四川省工会会议精神，重点讨论工会在四化建设中如何搞好宣传教育、劳动竞赛、自身建设和职工生活等问题，号召工会工作要“围绕四化建设，服务广大职工”。省、地、县商业局组成工作组，在江津百货公司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获得成功后在全县各商业企业推开。
1980年，江津县正式实施县办工业企业利润留存办法，县办工业企业利润实行“四三三分制”：四成缴国家财政，三成缴县财政，三成留企业。对超计划部分实行四六分成，四成缴国家财政，六成留企业。这个办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和企业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次年的5月15日 ，江津县经委召开县属工交企业负责人会议，决定在企业试行“定包奖”经济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把企业经济效果与职工的经济责任、利益合理地结合起来，有利于搞活企业，是江津县企业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开展了工业企业联合改组，先后在罐头食品厂、家用电器及建材等行业，进行经济联合初步试验，采取农工联营、农商联营、厂社协作、军民结合、集资经营、产销联合等形式，对全县分散的“大而全”、“小而全”企业改组，摸索经验。1980年元月，江津县红星印刷厂建成投产。该厂位于德感镇，印刷车间1420平方米，是江津县印刷行业骨干企业，发展至1985年，年印刷增至8200万印，以后逐渐成为四川省100强印刷企业之一。
到1982年止，江津县企业整顿试点取得初步成效。根据中央2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委部署，江津县选择化肥厂、白沙丝厂制鞋厂、铁工厂等10个具有代表性的全民和集体企业，开展以“五项工作”和“三项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整顿试点。经过一年的努力，领导班子、管理制度和内部经济责任制得到完善，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党的作风有好转，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全县工业产值增长41.9%，营运收入增长32.1%，上交利润增长23%。
（六）科教文化卫生领域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津县科教文化卫生领域内开始了拨乱反正。 江津县委、县革委联合发出通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川委发〔1979〕74号文件精神，广开就业门路，抓紧安置1972年底前下乡的知识青年，每月下旬将安置情况向县汇报。10月25日，县委再次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按“分级分系统，条块结合，包干负责”的原则，务必于11月中旬将1972年底前下乡的老知青安置完毕。
1979年11月16日至17日，江津县第三届科协会议召开。经会议协商和县委研究决定，在科协原各行各业29名成员的基础上，酝酿产生负责人，协商后产生负责人刘静，负责主持科协工作。认真开展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1981年底完成了全县少、青、壮年的扫盲任务。使少、青、壮年非文盲率上升到85%。并在脱盲基础上，积极开办中小学和各种业余技术专业班，把扫盲的重点放在青少年、党员、干部上，对壮年文盲区别对待，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江津县革委制定《普及小学五年制教育，堵住新文盲产生试行办法》，落实科学技术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根据四川省委、地委24、18号文件精神，对科学技术干部的管理体制及其分工、科学技术干部授予技术职称的呈报办法、审批权限及业务考核档案的管理、技术职称的套改、考核、评定和晋升做出新的规定。实行在江津县委领导下，在组织部统一管理下，由县科委负责科学技术干部培训、考核、晋升、奖惩的管理制度。这是江津县对科学技术干部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开始。对全县知识分子进行普查，普查出的156名具有大中专文化的闲散科技人员，将符合四川省规定条件的28人推荐到地区，符合医生条件的33人上报审批待用。建成县、区、社、队卫生防疫网。公社卫生院均建立了卫生防疫组，共有专职防疫人员16人，兼职防疫人员96人。
认真做好查禁淫书、淫画和其它诲淫性物品，广泛宣讲中央及四川省关于查禁淫书、淫画和其它诲淫性物品的精神，大造反腐蚀反渗透的舆论，抵制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侵蚀。有关部门先后查禁淫书3000余册、淫画和诲淫性物品300余件。对内部出版刊物进行全面检查清理。1981年，县内出版刊物有《科技参考》、《科技情报》、《卫生知识》和《几江》4种。检查清理结果表明，四种刊物办刊方针、任务和审批手续都符合规定。鉴于刊物要进一步为“四化”服务，县委宣传部对四种刊物均做出充实力量和提高刊物质量的要求。宣传、工商、公安、文化、教育等部门统一行动，加强监管，净化文化市场。
1981年，全县开始对广播、文化单位进行整改。三中全会以来，江津县广播文化单位虽经整顿，但仍对工作重点、服务对象不够突出，出现“四重四轻”现象（重经济收入、重城镇、重专业、重提高；轻农村、轻业余、轻普及、轻服务质量和宣传效果）。整改针对存在问题，抓干部教育，培养和起用中青年干部，改变干部结构，健全党支部。至8月初，整改工作全面结束，广播文化单位风貌发生积极的变化。
（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努力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三中全会以来，江津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得到解放，越来越多的同志敢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关心国家大事，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79年， 江津县委常委会制定防止特殊化的十条制度，其内容是：严格组织生活制度，因事必请假；按政策安排家属子女的工作，不得走后门；不搞特殊建新房，住房按标准；积极参加机关的各项活动，遵守规章制度；私事不用公车；下基层不得大吃大喝，工作餐照价付款；看电影不得先打招呼留座位，家属不得让办公室购买影剧票；不搞特殊供应；平等待人，不训人骂人；党内互称同志，不称职务。建立县委正、副书记和县革委正、副主任亲自接待群众来信上访制度，明确县主要领导轮流值班时间。这一制度的建立，有利于下情上达，上情下传，密切党群关系。江津县委先后发出《关于开展民主与法制宣传教育的通知》和《关于开展民主法制宣传教育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力量，于12月开始对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街道进行宣传，增强干群民主法制意识，为1980年实施新刑法等7个法律打下思想基础。
1980年，江津县委提出了组织工作的四大任务：选拔中青年领导干部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逐步实现干部队伍专业化；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和各类业务技术骨干的作用；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认真学习贯彻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各级党委解放思想，树立新的用人观点，克服“论资排辈”、“唯成份论”、“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等思想，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一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充实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对全县中青年干部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全县在干部配置上存在的三大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配备中青年干部的三条措施。对干部培训、落实干部政策、发展新党员和加强组织部门自身建设等工作进行创新。至1980年年底，全县共提拔273人担任公社正副书记、主任以上职务，年龄都在50岁以下，其中35岁以下的有93人。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和文化程度发生明显改善。
1980年3月，江津县委常委会制订《中共江津县委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改善常委领导的规定》，提出“按照《准则》和《党章》的要求，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本单位做起”，发动群众进行监督。《规定》的六条内容是：加强学习，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常委办公会议制度，密切联系群众，反对不正之风，严格组织生活制度。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江津地委的要求，对党员深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搞好党风党纪工作。对全县基层党支部骨干和全县党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学习《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使中央关于农村支部工作的试行条例得到贯彻。通过培训，加强支部建设，健全组织生活，整顿党风党纪。全县36335名党员，有34726人参加培训，占95.5%。
1982年 ，江津县委针对基层组织瘫痪半瘫痪状况，对症下药，提出解决办法。根据调查表明，江津县929个大队、7542个生产队，领导班子处于瘫痪半瘫痪的74个大队、870个生产队，部分大队、生产队也存在软弱涣散状况。组织瘫痪半瘫痪突出表现在10个方面。针对存在的问题，县委提出“弄准问题，对症下药，重在教育”的原则，派出工作组协同区、乡党委，通过思想教育、改选调整等措施，逐步使基层组织建设好转走上正轨。
（庞国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