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九龙坡区委党史研究室

粉碎了“四人帮”，清除党内一大祸害，全区人民欢欣鼓舞，大快人心，但“文革”动乱十年留下一大堆问题。当时社会情况复杂，工作千头万绪。九龙坡区委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肃清“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的流毒影响，根据中央、省、市委的统一部署，领导和组织了全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开展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的斗争；开展了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复杂工作；开展了整党整风，解决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三个不纯”问题；组织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展全民性思想路线教育运动，并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拨乱反正，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通过上述各项工作的开展与落实，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清除了混乱，增强了团结，明确了方向，为实现新时期党的总任务增强了信心，实现了九龙坡区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折。

一、揭批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奠定拨乱反正基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对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迅速做出部署。区委根据中央、省、市委的安排，于同年12月召开第69次常委会议，对全区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决定抽调干部成立区委大批判组，由区委宣传部统一领导；成立清查小组，由区委组织部负责。同时要求“清查”要与大批判结合起来，迅速摸清“四人帮”在全区的骨干人员及其活动罪行。

在区委统一领导下，全区人民同仇敌忾，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积极参加揭批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真面目和罪恶历史；批判“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理论基础和反革命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等三次大批判“战役”。据资料记载：在揭批“四人帮”三大“战役”中，全区召开各种批判会14600次，办大批判专栏4300期。在揭发批判中，干部、群众联系“四人帮”在九龙坡区横行时的种种实际，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真面目和罪恶本质。通过大批判和理论学习，一些被颠倒的思想是非、路线是非、理论是非逐渐被纠正过来，全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得到很大提高。

与此同时，全区还开展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清查工作。按照区委的要求，有清查任务的单位，都建立了“清查”小组并抽调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在大揭发、大批判的推动下，全区清查工作取得很大进展。1977年3月22日，区委召开机关部、局（长）会议，传达贯彻省委“清查”会议精神，区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对“清查”工作的认识，加强领导，加快步伐，同时抽调田正全、顾大彬、谢崇富、邓朝琴等同志加强区委“清查”办公室的力量。会后，全区“清查”工作迅速、全面地开展起来。1977年5月8日，重庆市委批准对九龙坡区袁钦敏、杨丕州点名批判。区委抓住有利时机，于5月17日召开了全区基层单位领导参加的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然后，分系统、分部门召开点事不点人的批判会，极大地震慑了“四人帮”在九龙坡区的帮派势力。1977年7月13日至14日，区委召开基层支部书记和机关部、委、局领导参加的批判大会，重点揭露、批判区内帮派体系，帮派活动的罪恶事实及其严重危害性，再次沉重打击了“四人帮”在区内的帮派势力。通过全区各条战线一系列揭发、批判活动，以及开展内查外调等措施，“四人帮”的帮派势力以及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一些人和事，一个个、一件件地被揭露出来，基本掌握了1976年“四人帮”猖獗时，其在重庆的帮派骨干黄廉、周家喻等人，利用窃取的市革委会职权，多次窜到杨家坪、谢家湾、李家沱、茄子溪、蔬菜公社（现改为大渡口八桥乡）等地开“黑会”，作“黑报告”，煽风点火，企图再次掀起揪“走资派”的罪恶事实。同时，查清了设在区内的帮派势力秘密联络点，以及大肆翻印、散发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黑材料，两次冲击区委召开的基层书记会议，多次阴谋研究、策划进入区委、区革委领导班子的夺权名单，妄图再“夺权”等项罪恶活动情况。进而粉碎了“四人帮”在区内的帮派体系，摧毁了“四人帮”在区内的反革命社会基础。

在揭发、清查、核实情况的基础上，对被清查对象严肃地做出定案处理。定案处理时，区委认真执行党的有关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积极做好转化工作，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其中绝大多数人说清楚了问题，检查了错误，提高了认识，总结了教训，取得了群众谅解，得到解脱，并适当安排了工作。1978年2月3日，区委常委会同意撤消了袁钦敏的区革委常委和建设贸易商店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经过两年多的“清查”工作，全区被“清查”对象的问题已全部查清。据当时资料记载：属说错话、办错事的486人，犯政治性错误8人，犯严重政治性错误1人。1979年2月12日，区委以九委〔1979〕67号文向市委及有关部门报送了《结束九龙坡区“清查”工作报告》，至此，九龙坡区“清查”工作宣告结束。

开展揭批查“四人帮”的政治斗争，正确处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促进了全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形成，为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拨乱反正，开展整党整风等项工作，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竭力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在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下，一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被戴上“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等帽子，受到批判、斗争和处分，有的被关“牛棚”，受到摧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区委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滔天罪行的同时，开始清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但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遵照中央、省、市委的指示和部署，1978年初，区委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干部政策问题，并确定由杨光志、贺兴有、郭佑仁3位常委分管此项工作。同时，区委及各部委相继成立落实干部政策领导小组，并抽调党性强、作风正、坚持原则、办事公道的28名同志加强落实政策办事机构，全区落实政策工作人员增加到45人。当时，由于“左”的思想仍然存在，在一些领导和工作人员中，对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认识不足，思想不一致，因此成为工作推进的一大阻碍。为了清除错误认识，减少工作障碍，区委花了3天时间，召开各部委、局负责人、支部书记和工作人员共90人参加的区委扩大会议，会上学习有关文件和政策，联系区内实际，狠批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残酷迫害、打击广大干部的罪行，使参会人员认识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不仅是受害者的迫切要求，更是关系到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改善党同人民群众关系，实现安定团结，同心同德搞“四化”建设的大事。从而，使干部中许多错误认识和各种“顾虑”得到清理和克服，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打下了思想基础。

1978年6月29日，区常委首先对“文革”初期以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名，被开除党籍和受党纪处分的24名机关和基层领导干部，宣布处分无效，24名干部全部撤销处分并恢复党籍；对全区人民群众一直反映强烈的“九中清队学习班”，造成孙淼洲、王英伟等一批干部蒙冤致死案件做出正确结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追悼会，安抚家属。从此以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这项既紧迫、又繁重的复杂工作在全区各领域普遍开展起来。到1979年底止，全区先后共复查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错误审查、处分的586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其中：146人重新做出结论；206人被划为敌我矛盾和定性重大历史问题者给予彻底平反；被开除公职的8名干部恢复职务并安排适当工作；死去的27名干部被重新做出正确结论，其中7名干部平反昭雪，死者家属善后问题也得到妥善处理。在“文革”时期，因“笔误”、“口误”定为“恶攻”等政治性案件全区共70人，其中：错定为反革命分子12人，错定为严重政治性错误16人，错定为一般性政治错误21人，被错误批判20人，以上人员全部平反。“文革”初期，干部被红卫兵抄家者75人，已做出全面清理，该退还的被抄家物资全部退还本人，该赔偿的被抄物资折价赔偿。全区按规定销毁20272份“文革”中形成的各类材料。按照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五条要求，符合中央要求达528人，占全部落实干部政策总人数的98.7%。

1978年8月，中央下发〔1978〕55号文件，主要精神是纠正1957年“反右”斗争时期的错误。55号文件下达后，区委决定专门成立“摘帽”办公室，对1957年“反右”斗争案件逐个进行清理。1957年全区划为右派分子172人，其中有168人均属错划，全部平反。其余4人，有2人不改，有2人犯新罪未改。因“右派”问题失去公职53人均重新安排工作，有的还担任领导职务；因“右派”问题被开除党籍的16名同志均恢复党籍，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6名同志按规定转为正式党员，76人重新安置工作。

与此同时，区委遵照上级指示，复查了“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干部问题的遗留案件489件，其中处理依据失实175人，错误开除公职16人，错误开除党籍6人，错误定性为敌我矛盾107人，均全部平反或予以纠正，并妥善安置和恰当处理，其中，原单位收回安排工作18人，工作退休处理43人，作退职处置3人。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全区受批判和处理的干部为401人，经过1962年甄别后，绝大多数已经纠正，但还有80人仍留有“尾巴”，根据中央〔1979〕49号文件精神，这次落实政策过程中，全部砍掉“尾巴”。

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冲击最大。九龙坡区许多中小学校的党政领导和教师都被扣上“臭老九”、“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白专”和“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种种迫害。全区教职工在“文革”期间受批判斗争、造成冤假错案达431人，占当时教职工总数18.48%，是全区落实政策任务最重的领域。经过复查，被揪斗迫害致死的22名知识分子得到平反昭雪；平反冤假错案73件；纠正定性偏高，处理过重案件68件；撤销“恶攻”案件52件；取消了不应立案案件59件；处理长期积压的疑难案件16件，维持原结论163件（其中维持审判结论127件）。同时，被错误开除的5名教职工重新回到学校，21人补发被扣工资36781.72元，65名被抄家知识分子得到妥善处理，因抄家物资丢失折价赔偿共计4276.72元。教育系统销毁“文革”时期形成的各类材料18322份，退还本人材料8220份。1957年反右派，教育系统被划为右派69人，其中68人通过落实政策得到平反，受其他处分的25人也全部复查改正。另外，区教育系统长期有申诉的历史老案（包括“四清”）88件，于1980年全部复查完毕。其中，冤假错案22件全部推翻、平反；7件属部分错误作部分纠正；59件维持原结论。至此，全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基本结束，极大地改善了党与知识分子一度时期出现的紧张关系。

从1978年开始，区委按照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和省、市委部署，分期分批地开展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工作。当时，全区农村6个公社，51个大队，499个生产队，农业人口12.9889万人，农村基层干部（生产队、大队）大约4900人。1957年后，全区农村基层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党纪和行政处分计447人，占当时农村基层干部总数的9.09%，其中，许多人的问题是冤假错案，按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和党的实事求是一贯原则，应予纠正。区委组织有关人员配合公社党委进行认真摸底调查后，将其中298人列入重点复查对象。复查结果：全错全纠218人，部分错部分纠8人，205人维持原结论，16人待审查处理（未查到审查处理结论依据）。通过区委对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落实，取掉了背在部分农村基层干部肩上的政治包袱，解除了他们的忧虑，改善了党和农民群众的关系，农村基层干部包袱取下了，心情舒畅了，关系改善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

1979年1月，区委根据中央《关于地主富农份子摘帽子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精神，认真开展“摘帽”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1979年2月6日，在区委扩大会议上刘文权书记明确宣布：凡是土地改革时已平定了成份，过后又升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一律无效；土地改革时期错定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规定》精神予以更正；土地改革时未定成份，“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定为地主、富农、资本家成份的，根据中央〔1979〕5号、8号文件精神，可以不划的坚决不划，确属地、富、资成份的，但一贯表现较好，就以本人现任职务定成份；个别民愤大，确属漏划，报经区委审查后，再报市定案。区委在上述原则精神的指导下，对全区751名地主、富农改变了成份，错戴地主、富农帽子的174人进行了复查和纠正。1979年12月，区委按照中央《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8项要求》，对全区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和相关规定开展了检查验收，验收结果：符合中央要求。通过对农村一系列政策的贯彻落实，纠正了区委自建国后对农村执行的某些“过激”、“过左”政策规定，密切了区委与农民群众的关系，调动了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

为了改善和调整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84号、95号文件。中央明确指出：应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九龙坡区委认真贯彻落实了这项政策，于1979年12月先在杨家坪饮食服务公司试点，1980年3月全面铺开，历时4个月完成了贯彻落实任务。当时，全区有工商业者291人，经审查区别为劳动者264人，占总数90.72%，不应区别27人，占9.18%。其中：区财贸系统区别为劳动者257人，区工交系统7人。这项政策的落实，在工商业者中引起很大震动，工商业者成为劳动者，是政策的重大变化，使原工商业者感到由衷地高兴，他们从内心感到党的政策英明，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使党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更加密切和融洽。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开始，到1980年底4年时间中，九龙坡区委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拨乱反正，坚定不移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大胆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积极调整社会各方面关系，开展了大量的、复杂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现了全区社会的安定团结，取得了显著成绩，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对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在较长时期推动全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开展整党整风，恢复优良传统

“文革”十年，党的肌体受到严重创伤，“内伤”、“外伤”都较严重。“文革”结束后，十分关键的工作是加强党的领导，搞好党的建设，治理好党的“创伤”。根据中央指示，重庆市委于1977年3月召开区县座谈会，听取区县领导对整党整风工作的意见。同年10月12日，市委在北碚召开整党工作会议，提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全面开展整党整风，并印发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开展整党整风的意见》，指出整党整风的任务：主要是把被“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思想和理论纠正过来，把各级党组织整顿好，建设好。为了搞好整党工作，九龙坡区委组织部印发了整党整风调查《提纲》。当时，全区基层党组织（党委、总支、支部）247个，党员3725人。各级党组织因较长时间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影响，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不强；领导班子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问题多，存在派性；班子有软、懒、散状况；部分党员宗旨观念淡化，党性不强，没起到党员应有的作用。

为了搞好整党整风，区委决定由区委书记刘文权、副书记喻晓晴和常委贺兴有、郭佑仁同志负责全区整党工作。区委组织部制定出整党工作《计划》，根据《计划》，这次整党重点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克服无政府主义，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和纪律性；二、树立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三、立党为公，整顿好领导班子。1977年10月15日，九龙坡区自成立区委以来，第四次整党工作开始了。区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先在区级机关开展整党工作，由喻晓晴、赵景彬负责，郭佑仁同志任整党办公室主任。11月30日，区委组织部印发了“关于区级机关开展整党整风的安排意见”，参加首批整党的有党支部22个，党员282人。整党方式以自学文件、分组讨论、联系实际为主，达到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为目的，首批整党历时3个月（学习、讨论、检查时间规定为250个小时），基本上达到了整党要求。

1978年3月1日，第二批单位整党开始，参加整党的单位33个，党员1384人，其中：工交单位7个、财贸单位11个、街道3个、农村公社3个、文卫系统单位9个。这批整党以中央提出的“三要三不要”为基本内容，认真解决被“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党内“三个不纯”问题，农村整党与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进行。3月10日，区委副书记喻晓晴传达了市委“一批两整顿”会议精神（批“四人帮”极左思潮，整顿党的组织，整顿企业管理），决定对已经完成整党任务的机关各支部进行补课，对正在进行整党的单位和未开展整党单位都要在整党时结合“一批两整顿”要求，开展“四查”（查路线是非，查资产阶级派性、查思想作风、查干劲），达到提高对整党的认识，巩固整党成果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党员个人制定工作规划，单位建立各项制度。第三批整党亦按上述要求进行。到1978年底，全区整党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九龙坡区整党工作，从1977年10月开始，到1979年全部结束，历时两年，基本上解决了党内“三个不纯”问题，通过整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恢复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改善了干群关系，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新的起点上恢复了党的威望。整党后，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团结，更加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3000多个党员受到了深刻教育，理论认识水平和党的知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基本达到了重庆市委提出的整党整风验收“六条标准”要求。

在整党整风的基础上，九龙坡区继续加强和推进党的建设。区委根据“十一大”党章第二章第十三条规定，向市委呈报了《关于成立中共九龙坡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请示》，建立健全党内纪律检查机构和制度，推进党的全面建设。经市委批准同意，1978年8月14日，新一届九龙坡区纪委正式成立。当时，区纪委由9人组成，喻晓晴兼任书记，贺兴有、王学经任副书记，周光明等6位同志为委员。1978年10月25日，九龙坡区第三届党员代表大会在李家沱召开，出席会议代表387人，代表全区272个基层组织，3725名党员[1]。大会总结了区委自1971年第二届党代会以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基本经验和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确定了全区经济建设的新任务；大会提出了为把九龙坡区建设成为农、副、工相结合，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山城巩固的副食品基地，城市各行各业的总后勤，四个现代化建设先进区的号召。大会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遵照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围绕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把各级党组织整顿好、建设好。

第三届党代会后，区委新领导班子更加重视加强党的建设，更加重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一批两整顿”的基础上，培养和选拔了一批符合接班人条件的干部担任领导工作，新提拔区管干部96人（其中业务干部78人）；各部委新提拔基层单位领导干部119人，并对92个支部进行改选，22个支部增补委员；同时加强了组织建设工作，发展187个积极分子为新党员，全区各级党组织建设大大改变了面貌，呈现出新气象。

四、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促进思想解放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长达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给九龙坡区经济社会建设带来发展契机。但当时“左”倾指导思想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并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时，华国锋主持中央全面工作，“两个凡是”出台，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上的欺骗性，重点是阻止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4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多次向中央提出要求，以及叶剑英等老帅们积极推荐、支持下，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中，在揭批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和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错误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分管全国教育、科学工作。他领导和组织科教领域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对科教领域的方针、路线开展拨乱反正；否定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建国后17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攻，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恢复高考制度，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邓小平在科教领域率先从方针、路线问题开展拨乱反正，对全国各条战线影响很大，得到党内许多老同志，广大党员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1978年8月，召开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主席。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央副主席后，领导、组织开展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

“十一大”后，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三大战役”在全国深入开展，党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正在加紧落实，但“十一大”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指导思想和对“极左”路线进行彻底清理。“两个凡是”还是严重地干扰人们的思想解放，妨碍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性错误的认识，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全面拨乱反正受到很大限制和干扰。

随着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以及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广大干部、群众对拨乱反正提出了强烈要求，一些高层领导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酝酿、探讨、撰写文章，在不同场合思考、研究、讨论真理标准问题。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由此，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做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九龙坡区委在宣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各项工作进程中，很快提高了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重大意义的认识。1979年春季，九龙坡区委宣传部遵照市委宣传部《关于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安排意见》文件精神，在区委的领导下，举办由领导干部和基层宣传干部参加的共8期理论学习班，参加理论学习人数达1100人次。参加学习的区委领导带头亲自作动员，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谈体会，投身真理标准大学习、大讨论，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反动本质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根源，使广大干部对真理标准讨论重大意义的认识有了提高，清除了流毒影响。1979年8月，重庆市委发出《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通知》，九龙坡区委根据《通知》要求，坚持抓好真理标准大讨论，补好这一课。区委于9月5日，先后在南泉党校举办了部、委、局（科）和区属单位一、二把手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短期学习班两期，每期时间7天，全区234个干部参加了补课学习，集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学习、大讨论，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反动本质，清扫了部分干部思想上的各种错误认识和模糊概念，把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纠正过来，肃清其流毒影响，收到良好效果。

在南泉区委党校举办真理标准干部补课学习班的同时，区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的通知》，即九委函〔1979〕119号文件，《通知》要求区属各单位分头组织中干、班、组长和群众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从此以后，全区上下广大干部群众参加的真理标准问题大学习、大讨论的思想路线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九龙坡区委领导和组织的真理标准问题大学习、大讨论，这场全民性的思想路线教育运动，受到全区各界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关注，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科学结论，成为全区人民的共识。当时，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不单是解决理论观点问题，也是九龙坡区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全面准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民教育运动，是区委在理论和思想路线上拨乱反正的具体实践。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使广大干部群众从长期存在的“左倾”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思想得到解放，对全区干部群众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是一次重大飞跃，并为以后深入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

1977年到1979年，九龙坡区委全面贯彻落实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努力推进各项工作，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总体上仍处于徘徊前进的局面，未能取得应有的更大成绩。但是，通过揭批“四人帮”、整党和深入开展真理标准大学习、大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从根本上扭转了被“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生产停滞不前、倒退下降的局面，而且工农业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1977年全区蔬菜比上年增长30%，粮食增长19.2%，生猪增长7.14%，工业总产值提前2个月超额26.6%完成全年计划。1979年是“文革”后调整国民经济的第一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全区各条战线的调整也初见成效。蔬菜全年增加收入26万元，基本保证了市场供应；粮食亩产闯过千斤大关，总产量增加380万斤；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6.17%，达到5646万元；商业购进和销售比上年增长20%以上，购进和销售额分别为1.13亿元和1.14亿元；其它各业也得到较快发展。全区社会安定，人民心情舒畅，呈现出聚精会神谋发展、同心同德干“四化”的可喜形势，全区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此基础上，九龙坡区委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领导全区人民全面深入地开展经济调整和实施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