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黔江区委党史研究室

1966年至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时期，国家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经济社会全面混乱。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运动，党和国家步入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立场，继续执行“左”的路线，致使国家出现两年“徘徊”的局面。

1978年12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拉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序幕。

一、深入揭批“四人帮”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黔江后，全县45万人民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欢庆胜利。接着，中共黔江县委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年10月18日）和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成立“揭批查”领导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揭批查”活动，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黔江的代理人的罪行，揭露其爪牙在政治上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在思想上贩卖唯心、搞乱理论；在组织上结党营私、大搞宗派、抢班夺权；在经济上化公为私，贪污腐化的罪行，让人民群众认清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嘴脸，从组织上清除“四人帮”在黔江的帮派成员，夺回被帮派篡夺的领导权。1977年2月14日，县委组织全县干部再次收听涪陵地区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会实况，结合批判“四人帮”在四川的帮派头子和亲信刘结挺、张西挺，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进一步联系实际，开展“揭批查”活动，点名批判黔江帮派头目及其骨干，配合“双打”，拘捕帮派骨干和打手（现行反革命和打砸抢分子）28人。同时，全县各基层分别召开批判大会，彻底清除了“四人帮”在黔江县的帮派。

二、思想政治的拨乱反正

“文革”造成举国思想领域极大混乱。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的错误让中国仍在“左”的方向徘徊。1978年5月，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黔江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地的部署，在全县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1978年11月2～4日，黔江召开已婚知识青年座谈会，传达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县委副书记徐南邦到会并作动员讲话，从而在全县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县委宣传部、县委党校等有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召开理论工作会，举办理论研讨会、座谈会，举办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轮训班，为各部门各单位培训理论宣传员。并充分利用《黔江报》、广播、《简报》、《宣传动态》等媒体，引导广大干部积极参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涪陵地委“四干会”后，黔江召开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会，学习中央〔1978〕77号文件，传达地委会议精神，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部署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会议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也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干快上，正确处理粮食和多种经营的关系；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在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文件时，把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作为当前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实现思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全县出现反思过去、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生动局面。

1979年2月，黔江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2月22日，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各个领域开展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完成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7月15日，黔江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决议》和四川省委会议精神，进一步澄清思想认识，同时，在全县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决议》的热潮，经过学习，广大干部群众端正了指导思想，统一了思想认识，恢复了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

县委在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精神的同时，从黔江县情出发，在着重纠“左”的同时，防止和克服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组织开展粉碎“四人帮”帮派体系、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破坏活动的工作，较快地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三、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的政治运动，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严重妨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而，黔江在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主要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恢复政府机构等一系列行动。

1979年1月，根据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精神，黔江县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抽调40名工作人员，采取积极谨慎的态度，对“文革”、“反右”、“反右倾”、“四清”等运动期间的案件进行复查，实事求是地进行平反改正。通过给“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分子摘帽，落实历次政治运动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政策，区分“三小”（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中区别出来，为已改造成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原地主、富农分子改定成分（摘帽）。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妥善地解决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全县复查各类历史案件2395件，其中，整风反右214件，反右倾127件，四清138件，文革679件。维持原案9件，部分纠正1307件，全部改正1079件，其中恢复党籍112人，恢复公职120人，作退休退职处理94人，落实非农业户口2200人，对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干部，补发抚恤金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成立清房办公室，清退被挤占的私房。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分清历史是非，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党的团结，发扬了党内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风气。

同时，黔江县委强加落实民族、宗教、台侨政策等一系列工作，进一步调整社会关系。遵照中央1979年关于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重建黔江太平岗天主教堂，恢复了爱国宗教组织活动。黔江县委成立对台工作小组、县政府侨务办公室，大力宣传台侨政策，落实归侨及侨属有关的政策，鼓励他们为祖国和家乡建设多作贡献。

在拨乱反正中，恢复在“文革”中被取代、砸烂的县人民政府和公检法组织，调整领导干部，全方位进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1978年7月15至17日，黔江县召开第五次党代会，529名代表（46人列席）代表全县9300名党员，审议通过《动员起来，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和《关于党的建设几个问题的决定》，选举产生出席省第三次党代会的代表和第五届中共黔江县委（34人，候补委员6人），并决定恢复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8日召开的五届一次全委会选举王荫熙为书记，张志祥、聂友文、徐南邦、阮太忠、彭天成、张荣途为副书记，税正宽、刘永海、汪文质、雷国山为常委，随后，赵笃清、梁锢、方明政等相继进入县委常委，一大批长期受迫害的干部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1980年12月14至21日，黔江县召开九届人大一次会议，撤销黔江县革命委员会，恢复黔江县人民政府，公检法等机构相继恢复重建，社会秩序日趋稳定。

四、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黔江县委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黔江经济领域的拨乱反正首先从农村开始。黔江贯彻落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后了半拍，1978年12月27至29日，黔江县召开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做出《安定团结、同心同德、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决议，初步进行工作重心的转移。1979年10月，中共黔江县委召开会议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始实行“生产队三定（产量、投资、工分）到组、粮食生产承包到组、多种经营承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1980年1月，在全县20个村组进行“田土包干到户，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经营”的“大包干”试点。1981年6月，中共黔江县委召开四级（县、区、公社、大队）干部会议，进一步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范围内全面推开，1982年3月31日，县委批转了组织部《关于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意见》，配合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抓基层党的组织建设，1982年底，历时3年，完成土地承包、包产到户工作。1983年，为了更好地适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县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乡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这一作法，适应了当时黔江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发展要求，改变了“大呼隆”、“大锅饭”的劳动办法、管理办法，发挥了家庭分散经营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其余全是自己的”分配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收入猛增，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村开始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1984年，全县农业总产值8784万元，比1976年增长31.7%，产粮153855吨，比1976年增长62.2%，创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黔江县政府批转县农业局《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做好承包土地登记工作的报告》，进一步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年，全县耕地虽然从1978年的38992公顷减至32513公顷、播种面积从68177公顷减至64507公顷，但农业总产值从15603万元增至1886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71元增至171元。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破冰之行，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黔江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城市经济改革。1985年，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进行工资、价格改革，进而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黔江吸取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积极进行探索试点。1978至1982年，黔江贯彻基层党组织工作、厂长（经理）工作、职工代表大会“三个条例”，试行国营企业扩权改革，55个县属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3至1984年，进行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全县59家国营商业企业推行“利改税”；1984年2月28日，中共黔江县委、县政府就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加快推进全县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到1985年，全县工业总产值4850万元，社会总产值19447万元，国民收入11808万元，人均达到294元。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商品生产不断发展的形势，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县政府于1987年5月7日下发关于全面贯彻执行《<四川省经济合同管理条例>，强化合同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健全机构、落实人员、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1987年8月18日，中共黔江县委、县政府印发《关于深化企业改革，搞活民族经济的意见》，在国营企业推行经营责任制、集体和乡镇企业推行租赁经营制或股份制，当月，全县48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实行承包或租赁经营，企业内部实行岗位责任制和联产、联销或联产计酬分配的竞争风险机制。11月11至12日，黔江召开企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总结和部署企业体制改革工作，当年，全县有137家企业推行租赁承包责任制，其中国营49家、集体36家、乡镇企业52家。1988年1月27日，黔江县设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作县政府工作部门，专司经济体制改革工作。3月19日，黔江县属“灵芝麻纺厂”改制为县外贸局自属全民所有企业，迈出了黔江国有企业改制的第一步。8月，黔江通过招商，引进青岛啤酒、重庆啤酒生产工艺，建设黔江啤酒厂（1999年6月12日改制），生产瀛海啤酒。12月9日，黔江撤销对外经济贸易局，保留对外经济贸易公司，打破了政企合一的“局司一体”模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经营者，首次把企业推向市场，使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1989年4月24日，组建“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丝绸公司”，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但实行企业管理。1990年2月24日，中共黔江县委、县政府做出《关于稳定完善我县工、商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1991年6月17日，黔江召开企业承包工作会议，要求全县各企业“动员起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努力工作，打一场全方位搞活企业、提高效益的攻坚仗”。7月4日，黔江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要求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依靠科学技术，大力开发新产品，继续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大力抓好组织结构调整，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完善企业内部经营机制。10月10日，黔江县政府召开厂长（经理）座谈会，研究企业经二轮承包问题。12月18日，县政府出台《关于工商企业第二轮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意见》，在总结第一轮承包经营的基础上，指导、规范第二轮企业承包行为。1993年11月9日，黔江县政府决定成立“西山个体商业开发小区”——黔龙城，主要用于个体私营企业建设经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1998年7月29日，黔江县政府遵循市场规律，关停县第一麻纺厂，并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企业改革。1999年5月26日，黔江县政府做出《关于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的决定》（试行），开始了企业内部薪酬改革。

五、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文革”从教育战线开始，黔江的科技、教育、文化领域也灾难深重，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口号下，学校停课闹革命，由“贫管会”管理，学生去学工、学农、学军，培养出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闯将”和敢于“反潮流的代表”。1978年3月和4月，全国科学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全国范围内掀起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

1978年11月，黔江县套开科学、教育工大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省、地科学和教育工作大会精神。在科学上，提高对“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提倡开展科学实验，推广应用科技成果，实行科学种田，成立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建立健全和巩固各级科技组织，号召科技人员刻苦钻研，勇攀科学高峰。在教育上，否定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两个估计”，肯定广大教育工作教书育人的园丁精神，确认人民教师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从而增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以兴办“县大队”（即将全县优秀老师、品学兼优的学生集中在黔江中学开展强化教学）为龙头，在全县掀起以教学为中心，狠抓教育质量，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展。1983年7月，黔江召开老师代表大会，表彰从教25年的老师并颁发园丁荣誉纪念章，1984年4月14日，黔江县委做出《关于振兴全县教育事业的决定》，加快普及小学教育的步伐，从而形成生动活泼的教育教学局面。

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尽力解决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如夫妻分居、家属“农转非”、子女就业），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提拔作用一大批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改变了知识分子入党难的状况，从而强化了全县科技教育行业的领导班子，提高了科技、教师队伍素质，科技教育工作走上了正轨，逐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黔江走进了科学的春天、教育的盛世。1980年至1985年，全县有74名知识分子入党，7人任副县长、政协副主席，30人升任局级领导干部，171人任党（人民）代表，521人获得各类专业技术职务，2350名大中专毕业生获得技术津贴，110人获得地区级以上劳动模范工先进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