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十年动乱，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十年动乱，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只有积极进行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才能使各级政权机构正常运转，使积重难返的诸多政治、社会问题得到解决，拯救濒临崩溃边缘的经济，恢复处于混乱状态的各项事业。但是，要彻底清理、纠正“文革”时期和多年来的“左”倾错误，摆脱阴影，走出困境，绝非一蹴而就的事。其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维护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拨乱反正工作因此受到严重阻碍。相继于1977年8月和1978年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都未能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未完成党在思想理论和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倾理论反而加以肯定，以致在“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十年动乱期间，重庆是全国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一直把重庆作为搞乱四川的重点。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市委常委内部进行过多次整风，解决路线、干劲、作风等方面的问题，但部分市领导仍深受“左”的指导思想及当时中央领导人“两个凡是”的影响，同全国一样，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况。如果不打破党内这种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大大解放思想，工作重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就不可能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978年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进行的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禁锢，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思想准备。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突破原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在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思想环境条件，实现了把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历史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重庆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全市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和改革开放工作，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全面展开。

一、端正指导思想，确保党的工作重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中共重庆市委(以下简称市委)立即开始了旨在端正干部群众思想认识的一系列学习、贯彻活动。24日，市委及各区县委常委分别召开座谈会，学习、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翌年1月，市委发出《关于组织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学习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工作，尤其是县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学习。2月，市委召开第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系列重要文件；传达学习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第三届党代会精神。会议联系重庆市的工作，着重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落实政策和工农业生产问题。会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事求是地回顾了重庆市过去的工作，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认识，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把重庆市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决定，在全市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会后，市委立即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部署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宣传工作。决定集中两个月时间，在城乡掀起学习宣传的高潮，然后转入经常性学习。同时，强调加强在职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要求各单位在学习中一定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思想、实际工作中的方针政策措施问题，澄清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思想理论是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更好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促进安定团结，推动各项建设事业胜利前进。学习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开展讨论。

针对重庆市干部中暴露出的所谓“解放思想过头了，发扬民主过多了，落实政策过右了”等错误论调，及“左”右两种错误思潮，市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和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均对解放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恐右病”、思想僵化半僵化列出表现，摆出危害，分析了根源。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讲话中对党内少数同志思想不解放，甚至错误的认为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方针政策“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利于”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等论调进行了分析批评，指出这实际上是“两个凡是”的观点仍然没有克服，是对三中全会制订的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怀疑、抵触。12月24日，《重庆日报》发表题为《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继续解放思想》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批评这些错误论调。

为了将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引向深入，市委要求市级有关部门和全市各级党组织采取报告会、讨论会及学习班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市委宣传部于6月20日在市人民大礼堂举行报告会，市委负责同志向市级机关干部、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和宣传理论干部作了题为《把党内外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的报告，有针对性地解答学习中反映出的各种思想认识向题。继后，市委又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强调当前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宣传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宣传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把全市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加强学习的同时，各部委办局通过多种形式，狠抓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1979年3月2日至5日，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召开工交各系统、部分厂矿分管政治工作的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工作座谈会，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讨论政治思想工作如何为工作重点转移服务的问题。大家认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就包括思想政治工作重点的转移。要从过去主要搞政治运动转移到集中力量搞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向四化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大力加强。数月来，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设通栏标题“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用专版登载学习、讨论、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有关文章。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与市委党校狠抓轮训干部工作，于 1979年上半年内，举办两期以工交、军工、基建系统县以上一、二把手为主的为期两月的短训班。学习有关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和有关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和现代化科技知识等内容。

全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通过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学习、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贯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加深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解，初步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的重大理论问题，逐步端正了指导思想，打破了精神枷锁，思想认识逐渐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从而确保了重庆市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战略决策的实施。

二、全面拨乱反正，实施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战略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市不断清除“左”的错误的影响及纠正右的思潮，经过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干扰的各方面社会关系调整过来，各项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一）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1.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课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文后，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该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由此兴起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讨论。5月13日，《重庆日报》在第三版全文转载《光明日报》文章，重庆市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但仅局限于很小的范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逐渐开展，8月，《重庆日报》刊载市委宣传部大批判组文章《实践是检验思想理论的惟一标准——驳“思想上的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和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文章《驳所谓“句句照办”》。之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市展开。8月底，市委宣传部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会议具体讨论了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重要意义；现有的党的政策、方针的正确与否，是否还要靠实践来检验；被实践已经证明了的真理，可否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肯定实践的重要性，不能否定和削弱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基本内容等5个方面的问题。会后，全市理论工作者纷纷撰文进行论证，重庆部分高校也积极投入讨论。这次会议，推动了全市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年9月，市委中心学习组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问题，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要从思想上彻底清理“文革”时期和多年来的左倾错误，需要有一个过程。这段时间，重庆市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仍停留在对林彪、“四人帮”的批判上，而对“两个凡是”和“文革”指导思想的错误及其在重庆的影响等，涉及很少。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市委结合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决定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9年3月，市委在批转市委宣传部《关于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安排意见》中明确指出，三中全会决定的伟大战略转移，向全党提出了重新学习的任务，需要组织一次新的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同时规定县以上党政干部多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掌握马列基本原理，其他干部进行专题  学习，围绕问题选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自3月起，市委党校连续举办两期领导干部班及理论宣传干部班，均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作为重要的一课。6月，《重庆日报》开始转载新华社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玺宝、陈中立、董谊思等人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通俗讲话》，至7月4日，共刊出24讲。7月28日，《重庆日报》开辟《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专栏。在市委的领导下，各级党组织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教育，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但是，正如《重庆日报》评论员文章《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所提到的，在重庆“这一学习讨论的发展很不平衡”，要把“市委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继续深入开展下去，不仅领导机关要学好，基层单位也应开展学习讨论，认真补上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教育这重要的一课”。

1979年8月，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市委发出在全市内《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的通知》。《通知》指出：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估计过低，对思想解放的程度不能估计过高。目前，除了对两种错误思潮需要继续提高警惕，深入批判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党内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党中央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某些措施，感到不理解，跟不上，以致在思想上心存疑虑，行动上左顾右盼。因此，市委决定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在全市范围内继续深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学习讨论，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8月25日，市委首次召开动员、部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会，会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重庆市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学习的要求。长寿县委和市委党校在会上分别介绍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的情况和收获。会后，根据《通知》精神及安排，重庆市再掀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高潮。9月至10月，市委党校连续举办4期部、委、局和县级领导干部真理标准学习班，各区、县党校也举办多起学习班。各级党校每期都把学习和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作为首要的一课。市哲学学会、市广播电台举办讲座，《重庆日报》再辟《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专栏，并发表思想评论《“补课”不能走过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直持续到1979年底，此后，仍作为一项重要的学习内容继续深入开展学习。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在重庆这样一个“文革”重灾区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和左倾错误思想的禁锢，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进行拨乱反正，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以及后来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各项工作的发展。

2.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继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之后，市委继续从各方面澄清被“文革”搞乱的思想认识问题。其时，广大干部、群众中仍存在不少混乱的认识。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十年动乱，党的观念淡漠了，革命意志衰退了，组织纪律松弛了。一些干部不论对工作，还是对党风，往往一遇到困难和问题就怀疑动摇，甚至丧失信心。1979年7月12日，市委在《关于学习宣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和五届二次会议文件的通知》中强调，学习中，要抓住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阶级斗争特点和主要矛盾；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等三个重点。通过学习，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端正思想路线，继续解放思想，把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真正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上来；要同端正党风政风结合起来，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克服官僚主义，纠正不正之风，鼓舞革命干劲，振奋革命精神；要同搞好当前生产和各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广大干部的疑惑问题在学习中逐步得到解决。

1980年，在学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有关文件和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原宪法第四十五条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以下简称“四大”)的规定时，部分干部中一些“左”的思想时有显露，心存疑虑，如有的认为为刘少奇平反就等于否定了毛泽东一半的功绩。有的提出阶级斗争还是不是动力，现在的动力是什么?现在只讲建设，不讲革命，是不是革命任务完成了?有的人认为，取消“四大”，连仅有的一点民主权利都没有了，对解决官僚主义、特殊化就更难办了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市委及时组织干部群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联系思想实际学习、讨论，消除过去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造成的影响。同时，加强正面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从我党历史上这一最大冤案的平反中认识我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党。当年，按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和省、市委的要求，联系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举办学习《准则》广播讲座，并联合举办两期学习《准则》的支部书记训练班，培训支部书记。全市各级党组织也层层举办支部书记和党员轮训班，对全体党员轮训，把做一个新时期的合格党员作为整个学习的指导思想。学习班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认真贯彻整风精神，在逐条学习《准则》和党章修改草案关于共产党员的条件的基础上，着重解决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反对派性和分散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纪律性，反对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做人民的公仆等问题。当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后，市委立即组织学习和传达，并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宣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强调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学习，干部群众的思想得到统一，政治觉悟水平不断提高。

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国内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股思潮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初，当这股思潮刚冒头时，邓小平同志就在中共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并多次提出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1978年底至1979年初，同全国一样，重庆市也出现了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极少数人利用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扬民主的机会，打着“争民主”、“要人权”的旗号搞非法组织，办非法刊物；并在解放碑传抄、张贴大小字报，开辟所谓“民主墙”，把每周星期六和星期日定为“民主日”，在市中区、沙坪坝区设了三个“民主箱”，在几个城区的公共场所搞了十几次集会演说，开展所谓“自由讨论”，并发展成员，筹集经费，与外地非法组织联络挂钩，公开散布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错误言论。这股错误思潮，严重地干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后，1979年第二季度，在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下，重庆市即普遍展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广泛宣传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精神，批判当时从“左”的方面怀疑三中全会精神和从右的方面怀疑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两种错误思潮。1980年至1981年春，又出现涉及到文艺界、理论界、新闻出版界、高等院校等方面的所谓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反对官僚主义的“三争一反”错误思潮。一些自发刊物、自发组织相继出现。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主义余毒的历史性任务，中央工作会议也提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批判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打击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反革命活动等，对维护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产生了重大的良好影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重庆市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的腐蚀性和离心作用不可低估。为此，市委区别不同情况，进行了批评、教育和一些必要的斗争。市委认真学习贯彻中央1、2、7、9号文件，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批判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禁止私编乱印，取缔非法刊物，伸张正气，打击邪气，纠正了一部分人中间存在的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1981年1月5日，市委召开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针对重庆市高校出现的一股所谓争民主、争自由等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要求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疏导和以理服人的方针，切实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市文教办公室并表彰和奖励了1980年度工作有显著成绩的53名高校政工干部。

1981年3月，市委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主题是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进一步提高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明确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到会同志再次学习中央〔1981〕1、2、4、5、7、9号文件，根据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指导方针，着重研究了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政治工作的问题。会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各级党组织逐渐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通过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和“左”的错误，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进一步落实各项政策，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向前发展。会议对党的思想建设工作进行了具体的讨论，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也有各种模糊的和错误的认识。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会妨碍社会主义民主”，把对错误意见进行的正确批评说成是“违反双百方针”等。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学习，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逐步加以解决。会议对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搞好党风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具体部署。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地进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逐步统一，从而更加自觉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4.学习《决议》，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党内党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这是主流。但是，也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和警觉的现象。一是在继续解放思想的大潮中，有的同志仍然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抱有抵触情绪；二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拨乱反正的时机，把党的错误加以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对纠正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维护党和人民的团结，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决议》公布后，市委立即要求各级党委把学习、宣传《决议》作为下半年全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并提出六点具体要求。 7月16日至25日，市委举办了市级部局以上领导以及有下属单位的局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决议》学习班。8月6日至15日，市委召开第四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通过了《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会议要求县以上党委采取多种形式分批轮训领导干部，在学习中自觉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清理“左”的影响和防止右的倾向，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7月下旬至11月上旬，重庆市掀起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决议》的热潮。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过程中，市委认为，六中全会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但从实际工作上来说，并不是问题都解决了，必须继续清理“左”的思想和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针对部分同志中还有“三中全会以来是纠‘左’，六中全会以后是批右”的看法，市委强调，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凡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无论“左”的和右的倾向都要纠正。为了切实把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三中全会、六中全会的精神上来，市委特别强调，继续深入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是当前党的思想建设的中心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按照市委的部署，在深入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同时，加强了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和品质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工作。通过学习，干部群众中对建国32年的历史如何看，“文化大革命”该不该否定，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如何评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是否右了等等思想认识上存在的模糊和混乱的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进一步清理了“左”的思想影响和右的错误观点，明确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增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

(二)政治生活上的拨乱反正

1.清除林彪、“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全面认真、善始善终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之初，重庆市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十年动乱中，重庆深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害，“四人帮”在重庆的帮派体系盘根错节，牵连的人多，情况复杂。帮派骨干倒行逆施造成的严重恶果，直接阻碍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被颠倒的是非尚待扭转，国民经济百孔千疮尚待医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为了顺利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算“四人帮”及其在重庆市的帮派头子和骨干的反革命罪行，摧毁“四人帮”在重庆市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夺回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市委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地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罪行，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揭、批、查运动。市委及时成立了揭批查领导小组，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重庆的帮派头子黄廉、周家喻及其骨干分子，坚决予以揭露并进行审查。在揭批查运动深入开展中，市委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克服了某些领导干部一度出现的松劲情绪和“差不多”思想及少数人散布的“清查工作扩大化了”，是“先定性，后查材料”和“某某人打击迫害”等谬误。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基本上查清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全市确定为清查对象的400人，除交省处理的18人外，定性处理了382人，其中，定为反革命分子2人，犯有罪行2人，犯有严重错误110人。有105人受到法纪、党纪、政纪处分。揭批查斗争，彻底揭露了“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分子在重庆市搞的种种反革命阴谋活动，狠狠打击了“四人帮”在重庆的反革命社会基础，重庆的社会秩序大为安定。与此同时，对林彪、“四人帮”给任白戈等同志及许多部门、单位的领导同志扣上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政治帽子，把重庆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说成是“黑市委”、“黑党委”、“黑班底”、“黑干将”等等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干部被排成三、四类的，宣布一律无效；以所谓同群众对立罪名而受到停职检查、撤销工作处分的，也予以平反并销毁材料。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市委于1977年初开始进行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时间长、规模大、涉及面宽的整党整风试点，摸索解决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而造成的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市委指出，这次整党整风的任务，是要把被“四人帮”在党的建设上搞乱了的路线、思想、理论是非纠正过来，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好。1977年4月，市委首先在重庆水轮机厂和重庆市百货公司进行整党整风试点。6月，在试点的基础上，市、区、县级机关和少数厂矿企业共1641个单位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农村有115个公社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进行了整党整风。1978年初，根据中共四川省委的部署，又在这些单位进行了整顿机关、整顿企业的补课，至6月底结束。在这次整党整风中，全市各单位共认定“双突”党员123人，根据省委关于“双突”入党的一律不予承认的指示做了妥善处理。当年4月，市委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部署全市深入揭批“四人帮”，搞好整党整风，搞好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特别是企业和社队的整顿(即“一批两整顿”工作)，提出：“一批两整顿”要以整党整风为重点，抓住领导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关键，认真解决“三个不纯”的问题。整顿企业、整顿社队的内容，主要是整顿领导理论联系实际、整顿队伍、整顿管理、整顿作风、清理和落实党的政策。之后，重庆在一年半时间内，分期分批开展了“一批两整顿”运动。深入揭批“四人帮”，消除“四人帮”在各方面造成的流毒和影响，整顿机关，整顿企业，整顿作风，落实政策。在“一批两整顿”中，市委对区、县、局以上领导班子进行多次调整，重点调整了114个县级以上领导班子，调进调出干部203人。1979年至1980年间，市委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和抓紧做好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工作的指示，起用一代新人，全市先后提拔4000余名中青年干部进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同时，结合区县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对区县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进行了调整。

2.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揭批查运动的同时，重庆市开始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但是，由于多年来“左”的影响，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及设置的重重“禁区”，造成了“宁左勿右”。僵化半僵化、心有余悸等思想顾虑，全市落实政策工作进展缓慢。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贯彻，中共重庆市委和各级党委不断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开始大规模地平反纠正冤、假、错案。为了加强领导，市委成立了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建立工作机构，全市最多时有3425名专、兼职工作人员投入此项工作。其间，市委极力排除干扰，克服了一部分单位领导和搞落实政策工作的同志中由于认识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而表现出来的自满松劲、畏难等情绪。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为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市委规定市级机关各部门有处理人民来信和来访的责任，应该设立接待室。市委并建立常委“接待日”制度，市属一些部门和区、县也建立领导“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日”制度。为了切实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市委于1977年连续发出一系列有关文件。各单位结合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市纠正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中集团性的冤、假、错案。如被林彪、“四人帮”打成“保守组织”、“反动组织”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工人纠察队”、“赤卫军”、“文艺革命军”等群众组织，省、市委均予以彻底平反。对所谓“三老会”、“五一六”等假案及凡戴了这个帽子的人员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同时，将林彪、“四人帮”对川东地下党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推倒，并彻底平反。根据各单位复查中反映出的问题，市委强调注意办案质量，并从1979年第四季度开始，以局、公司、区县为单位，组织交叉检查验收。对全市约15%复查不合格和一些漏掉的案件，要求各单位采取相应措施补救。至1982年，不仅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对历史遗留问题，如：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反胡风案件、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中的案件和各类冤假错案145535件均进行清查平反，落实政策的各类人员共计15万人。其中，“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24766名干部，平反纠正达20936人，被迫害致死的1017人，均全部做好了善后工作。同时，对“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1978年，成立“重庆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开始为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摘帽平反。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了改正；对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处理的17562人，全部复查平反。对“四清”运动中28731件案件据实纠正14533人。复查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1312件；落实农村基层干部33138人的政策。宣布原工商业者已改造成为劳动者；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中区别出来，恢复其劳动者身份；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等。对重庆市1957年“反工团主义”斗争中发生的“三平一龙反党集团”、“张邓联盟”和1962年发生的“肖、李、廖反党集团”等地方性大案也进行了平反，落实了政策。并平反纠正了涉及中上层起义投诚人员31人的“一号专案”、“解放初期潜伏特务案”、“起义人员受迫害案”等重大集团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步伐也加大了力度。在纠正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抓了普查科技队伍、科技人员归队工作和解决科技人员的历史遗留问题等。其间，对科技干部平反落实政策情况进行了4次检查。仅1982年4月，全市就组织了有1354人参加的242个检查组，历时4个月边检查、边纠正、边落实，较好地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突出问题，为大批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打击迫害而蒙受不白之冤的专家、教授和科技人员彻底平反，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调整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对安定团结，调动全市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县级和县级以下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与差额选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努力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中全会以来，重庆市广大干部群众思想逐渐解放，越来越多的同志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关心国家大事。党内外民主生活日趋活跃，一扫“四人帮”时期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为加强法制建设，保证工作重点的转移，1979年8月，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宣传提纲。10月7日，市委批转市委宣传部、市政法党组《关于在全市深入进行民主与法制宣传教育安排意见的请示报告》，并决定以一个月的时间先选择一二个基层单位试点，从11月中旬起集中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进行民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市委要求在学习中，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煽动的资产阶级派性、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流毒，认真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工作重点的转移，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各区、县委及各部门也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情况，陆续开展民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至年底，在全市城乡广泛掀起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的高潮，为1980年1月1日实施新法律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1980年4月4日，市委批转市民政局党组《关于开展重庆市1980年区、县直接选举和选举试点工作的意见》，强调：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组织法，是保障各族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和加强地方政权建设的重要法律，认真实行选举法和组织法，是我国选举制度和地方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改进和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的重大措施，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健全民主集中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都将起着重要作用。随即，重庆市选举委员会成立，负责领导全市选举工作。各区、县委和区、县革委会均按照选举法规定，成立区、县选举委员会和办公室，切实搞好辖区的选举。5月，先在沙坪坝区进行区、社直接选举试点工作，历时两个半月，于7月下旬结束。9月，选举工作全面展开。全市区县、社(镇)两级经过开展建立机构，培训干部，划分选区，宣传教育，选民登记和选民资格审查，提名推荐代表候选人，投票选举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等项工作，至12月28日，重庆市属区县、社镇两级人民代表的选举结束。全市共有97.43%的选民参加投票，选出区县人民代表3769名；社镇人民代表24358名。通过选举，扩大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选出了大家比较满意的代表，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广大干部群众也受到一次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教育。

(三)经济建设上的拨乱反正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庆市各级党组织通过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反复宣传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全面清理“左”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工业调整经济结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企业整顿等，生产稳步增长；农村推行以家庭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摆脱了农业长期徘徊的困境，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全面持续发展的新景象。重庆市逐步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

1.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由于十年动乱对经济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要建立120个大项目，包括 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10大油气田等高指标。在这种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指导思想影响下，重庆市也提出“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方针，编制了《重庆市1978—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在这6年内大踏步地向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四个现代化迈进，在1985年达到“四个一五”（钢150万吨，铁150万吨，煤1500万吨，电力150万千瓦)，总产值达到140亿元的规划。由于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致使重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进一步加剧，重庆经济形成徘徊不前的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认真地纠正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也得到及时纠正。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纠正前两年工作中的失误，并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当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新的八字方针，重庆市确定国民经济三年调整的总的目标是：按照农轻重次序，把农业、轻纺工业、动力燃料工业和短缺原材料工业抓上去，把过长的基本建设战线压缩下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从而使农轻重和农业内部、工业内部各部门能够比较协调地向前发展，使积累和消费之间逐步保持合理的比例。在贯彻新的八字方针的过程中，部分干部和群众对中央的方针缺乏正确的理解，对国民经济调整持怀疑态度，在对当前形势、调整方针、安定团结等问题的认识上，还有不少糊涂观念。如有的认为现行农村经济政策是“丢纲、乱套、搞倒退”；有的存在“三怕、三担心”：一怕政局不稳，担心国家再折腾，四化难实现；二怕政策多变，担心调整中再犯错误；三怕物价上涨，影响人民群众生活。在对形势的看法上，有的认为肯定当前经济形势很好，又潜伏着危险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还有的把调整单纯理解为“后退”等等，针对这些问题：市委强调，必须对调整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消极、片面地理解，调整不是要“退”了，要下“马”下。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同时，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好“狠抓调整，稳定经济”的方针，巩固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1981年1月28日至2月2日，市委召开经济工作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的方针，学习中央〔1981〕1号、2号文件。市委书记丁长河在会议讲话中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庆的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有好转，政治形势一年比一年更稳定。但必须彻底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提高狠抓调整的自觉性。“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反映到基本建设上，就是基建战线越拉越长，建设规模超过了财力、物力的可能；反映在计划安排上，只讲需要，不讲实际可能；反映在工业战线上，片面追求高指标、高产值，不重视质量，只想搞产值大、利润高的产品，不想搞利润低的产品，造成长线产品积压，短线产品供应紧张；反映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是片面追求积累率越高越好，只讲生产不考虑生活；反映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忽视物质作用，搞大轰大嗡，搞瞎指挥，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从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和行动。这次调整方针，就是要肃清经济建设中的“左”的影响，恢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一切经济工作中认真执行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循序渐进的原则。会议在总结了重庆市1980年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所取得的成绩后强调，要彻底摆脱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充分认识调整的重大意义和迫切性，提高狠抓调整的自觉性。调整的指导思想是退够、站稳、继续稳步前进。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压基建，增收减支，保农业，上轻纺。通过调整达到两个目标：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保持市场物价稳定，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月21日，市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宣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此次学习、宣传作为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抓紧抓好。2月28日至3月9日，市委又组织市属局以上领导干部100多人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学习邓小平同志《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并联系实际，分析清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后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左”的思想影响，从而加深了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方针的理解。在市委的带动下，一些区、县委，市属局党组 (党委)和大中型企业党委及基层单位，层层举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干部和党员。通过学习，大家对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看得更清楚了，对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必要性、重要性有了较好的认识，增强了信心，精神为之一振。各级领导和政工干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决策，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搞好调整，为党分忧。经过3年的调整，重庆轻、重工业产业比例逐渐趋于协调，轻工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42%增加到1982年的46.6%，重工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58%降至1982年的53.4%，基本实现了轻重工业的协调发展。同时，工业结构的其他方面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2.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企业整顿。

1979年2月，在中共重庆市委四届四次全委(扩大)会上，市委强调指出，改进经济管理工作，用经济的方法管理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上来。同时，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推行合同制，扩大企业自主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等进行部署。当年，在四川省实行企业扩权试点的100个企业中，重庆市即有20个。至1980年，重庆市共有128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这些企业，不同程度地触动了原有的管理体制，从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方面扩大了自主权，调动了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当年，这128户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4%。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对亏损企业和微利企业实行亏损或盈利包干；开展企业整顿，改革奖励制度；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改变单纯依靠国家计划为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的体制等方面制订了政策和相应的措施。为了改变重庆老工业城市管理体制复杂的弊端，按照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重庆市在部属、省属企业的管理体制尚未改革前，率先对市区工业企业进行了联合改组。1979年，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由点到面，逐步推开，为经济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到1982年，全市组建了主要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129个；参加联合体的单位453个。通过联合，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条块分割和地区行业封锁，促进了专业化协作，加快了生产发展速度，推动了工业调整工作，为生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1979年到1982年，全市工业生产年年超额完成计划，四年间分别完成工业总产值为73.48亿元，79.02亿元，82.8亿元，90.76亿元。在全面调整时期实现了稳步增长。在进行企业整顿的过程中，公交系统还率先开始用人制度的改革。1980年11月25日，重庆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公开招聘录用11名管理干部，其中6人被安排在市出租汽车公司工作，试用期半年。6位应聘者工作出色，到7月，营运收入比1980年同期增长144%，实现利润增长99.73%，车辆完好率达91.48%。7月4日，公用局党委报告市建委，请求对符合干部条件的应聘人员办理干部任命手续。市建委作出五条“批复”，否定了“招聘简章”关于应聘者“试用合格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正式任命”的规定，并另组出租汽车公司领导班子。8月12日，6位应聘者被迫递交辞职书。辞聘后，公司营运收入比上半年降低11.3%。中央书记处一位领导同志获悉后批示：“重庆市公用局关于用人制度一次改革尝试的失败，反映经济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见实行干部四化(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难，但这种阻力非打破不可”。1982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与重庆市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写出《关于处理重庆市公用局招聘干部”夭折”问题的几点建设》。中共重庆市委全体书记就此进行专题研究，一致决定：市公用局招聘干部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改革用人制度的一种尝试，是一个新生事物。市建委的处理是错误的，五条“批复”也是错误的，应即收回，夭折的新生事物要扶植起来，应聘干部应返回出租汽车公司工作。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春风吹又生》一文，对重庆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因招聘干部坚持原则，抵制不正之风而遭到各种压制、冷遇、刁难，致使干部制度改革试验被夭折提出了批评。

3.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率先突破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农业生产基本上沿袭极“左”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急于求成的思想盛行，加之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迫害，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严重挫伤了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1978年9月6日全13日，市委召开区、县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如何实现农业内部三年调整的问题，首先就是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农村基层干部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有23人，重残、丧失劳力的15人，粉碎“四人帮”后，在市委的领导下，以对党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抓紧抓好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工作。但是，一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有的心有余悸，顾虑重重，担心落实干部政策，怕“否定运动成果”，怕“伤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怕被说成是“为坏人翻案”等等。为此，1979年1月5日，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农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贯彻中央组织部“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指出，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是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全面落实党的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切实加强领导，掌握好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抓紧做好。要求对农村在“文革”和“四清”中被错误处理的基层干部，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此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工作顺利展开，仅据重庆市农村9个试点公社的统计，就为438名基层干部落实了政策。同时，还通过对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对“文革”及以前造成的冤、假、错案平反纠正等，充分调动了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979年9月，市委召开区县委书记会议。会议对一些错误认识和疑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澄清。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重庆市开始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粮食总产量三年连续大幅度增加，必须继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强对农业的领导。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会议指出，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加强农业的两个文件，合民心，顺民意，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也有不少人担心“好是好、长不了”，怕又变回去，更怕以此抓住基层干部反“右倾”、“反倒退”。因此，必须解放思想，破除林彪、“四人帮”搞的现代迷信，从“三唯”(唯书、唯上、唯批)中解放出来，从小农经济、封建等级思想中解放出来。这次会议着重解决了端正思想路线，集中精力抓好农村经济建设；严格按照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搞好农业内部的调整工作等问题。会议要求全市农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切实端正思想认识，搞好重点转移，依照中央部署，认真补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课，把主要精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力争重庆市农业有更大的发展。根据市委的部署，经过农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的努力工作，全市农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逐步形成，为农村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场以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变革由此展开。

1977年到1978年秋，重庆市部分农村即推行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恢复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制度。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和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人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强调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的指示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重庆农村通过增强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扩大农民的“小自由”等措施，促进了农村资源的开发和农村经济的发展。1978年秋至 1979年底，推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联产责任制；继而由将田坎下放发展到田土一起承包到户，并在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基础上实行多种经营责任制，工副业实行包工包产到专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的“四专”责任制，向分工分业、专业承包联产计酬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是，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仍然不同程度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綦江县就反映出在用人问题上畏首畏尾，惟恐犯“阶级界限不清”的错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依然存在；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乱惩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后果等问题。市委抓住这个典型，于1979年12月7日，由市委办公厅转发中共綦江县委办公室《关于从一个公社看农村极“左”路线余毒的表现的情况反映》，要求充分认识这种极“左”余毒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性，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从理论到实践认真解决这一问题。从1980年起，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了步伐，迅速发展到普遍推广田坎到户、田统土包、水统旱包、联产到劳、专业承包等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始料不及的发展势头，使部分领导干部心存疑虑，害怕又被批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些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产生抵触情绪的人也发牢骚，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因此，1979年7月，就曾出现过强行纠正江北、长寿两县一些农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的做法。1980年底至1981年春，当重庆各地农村大范围推行包产到户时，市委进一步要求各地纠正非边远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旱地作物包产到户的作法。初尝包产到户甜头的农民群众批评这种状况说：“中央前。群众望，中间有根顶门杠”。这种违背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意愿的作法，引起干部群众的思想波动和中共四川省委的高度重视。存省委领导的直接主持下，1981年3月，市委有关负责人就去冬令春在农村硬性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作深刻检查，认为在学习贯彻中发〔1980〕75号文件过程中，没有切实抓好肃清“左”的错误的影响，对农村中的经营管理问题缺乏深入分析研究。对这种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一定要按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坚决改币。市委并决定在六、七月份层层举办学习班培训干部，扎实完善和落实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经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阶段，各级领导干部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并由此而促进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发展。1982年2月，市委四届十次全委扩大会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1982年主要工作的意见》中，市委要求各地切实抓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总结、完善和稳定工作，及时解决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和联产到劳等责任制后出现的新问题，建立健全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责任制等。当年，全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稳定、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扶持专业户、重点户，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适应农村经济基础的变革，市委于1982年2月到3月初，分别组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调查组，到区县农村进行人民公社党政分开、政社分开的改革试点工作，并在全市推广成功的改革试点经验。到1983年底，全市以户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发展到99.5%，各类专业户有21万余户，并出现专业队和专业村。

通过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和肃清极“左”余毒，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农村经济迅速发展。1982年，重庆农业总产值达到12.07亿元，比1981年增长53.4%，粮食总产量36.6亿斤，油料44.92万担，生猪出槽225万头，社队企业总产值达37699万元。

三、制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重庆市委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全面拨乱反正，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恢复了党的生机，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被“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科学、教育、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令人喜悦的新局面，全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这次会议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根据十二大确定的“翻两番”的目标，重庆市确定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并力争超过。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将由1980年的一百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450亿元至500亿元，其中前十年翻一番，每年递增7.6%；后十年翻1.25番至1.5番，每年递增8.5%至9.6%。在步骤上，前八年主要是打基础，后十年实现经济振兴。逐步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科学技术、内外贸易、金融事业等综合发展的开放型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和经济网络。10月，市委召开工作会议，用8天时间学习了十二大文件，用4天时间召开工作会。与会同志回顾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成就，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全党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冲破了“左”的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胜利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使我国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奋斗、摸索了几十年，付出了很大代价总结出来的基本结论。大家结合重庆实际，认为党的十二大确定的“翻两番”的目标，是在总结建国 30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可以实现的。针对有些同志对“翻两番”心存疑虑，信心不足，有的甚至说是“高指标”，“从全国范围看，能达到，从重庆情况看，无把握”等问题，市委书记王谦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算了一笔账，得出重庆今后十年平均每年递增7.2%不能算是“高指标”的结论。会议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对工业、农业、商业等方面进行的改革，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重庆这几年工农业生产发展比较快，经济形势越来越好。经实践检验的成功经验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逐步完善。要保持政策的严肃性、稳定性，不能摇摇摆摆，更不能走回头路，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会议号召，为了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的思想必须更加解放一点，改革必须更加大胆一点，措施必须更加有力一点，作风必须更加深入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胜利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这次会议以后，同全国各地一样，改革开放在重庆市迅速全面地展开。1983年，重庆市被批准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大城市，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体制正在强有力地推动重庆经济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