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岸区委党史研究室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就必然要对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工业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工业企业改革

南岸区工业企业改革在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还停留在试点阶段。主要是在开展企业整顿时，对区属国营工业企业实行了“盈利分成，亏损包干”办法，给企业让利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对商业企业建立和完善经营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逐步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和多种形式的分配方法，改利润上交为征收所得税，进一步解决“大锅饭”问题。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继续搞好农村改革同时，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并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性质和基本方针、政策。全区工业企业改革首先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

1984年4月召开的中共南岸区第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全区经济，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并对工业企业进行改革，作为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而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早期工业企业改革的关健。

1.扩权让利，试行厂长责任制。

1985年是南岸区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第一年。重庆扬子江化工厂、重庆毛毯厂、重庆川江化工厂三个工业企业试行厂长负责制。区委、区政府下放了三个厂的生产经营，人事任免，职工奖惩等权限。同时，区政府制定了《关于南岸区工业各主管局（公司）实行经济目标责任制意见》等有关改革的政策和办法，加快了区工业企业改革的步伐。后来，区政府陆续对工业企业简政放权，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自主权。下放了物资计划管理，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新办企业审批，经济联合审批，劳动工资计划管理等权限。

1987年在工业企业中普遍推行了经营承包制，实行承包的工业企业占88.3％，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工业企业占98.8％。并对企业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在全区工业企业中推行了计件工资、定额工资加奖励、计时工资加奖励、浮动升级等多种形式的分配办法。

1988年，全区工业企业有395家实行了经营承包责任制，占企业总数的92.72％。企业内部实行层层承包，引入兼并制度。如南岸红星塑料厂就兼并了濒临破产的南岸红星马铁厂。还推行招标承包办法，引入竞争和风险机制，区内外招标承包工业企业49家；实行风险抵押承包的工业企业67家。按照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原则，经济综合部门向政府，工业主管部门向经济综合部门，工业企业向主管部门，层层签定承包合同，实行了三级承包。随着工业企业承包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区属工业企业进一步强化了厂长、经理的中心地位，对承包集体实行“效益浮动”工资，全区集体工业企业逐步推行“工效挂钩”。同时，全区城镇集体工业企业开始进行退休金统筹，旨在解决全区集体工业企业职工的后顾之忧。

2.集体工交企业“五自主”改革。

1988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达到18.5％，出现全国性的商品抢购风，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商品流通领域秩序混乱。经过两年的治理整顿，经济回落，效益下降。南岸区企业亏损面增大，不少企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1990年至1992年全区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企业亏损面三年平均高达23％，年均亏损额750万元，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

鉴于上述情况，南岸区移植了国合商业企业1991年2月份开始试点的“四放开”（经营放开、价格放开、分配放开、用工放开）的经验，按照《企业法》和《城镇集体企业管理条例》的要求，决定在集体工交企业中进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技术改造的“五自主”试点。9月份，成立了由副区长吴伯生任组长，区计委主任林红，区体改委主任张燮峰任副组长的区“五自主”工作领导小组，区财政局、税务分局、工商局、劳动局、物价局、工商银行、工业局、民政局、交通局、教委等部门领导都是区“五自主”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办公室设在区计经委。区政府还下发了《关于在南岸区集体工交企业试行“五自主”的意见》，规定了 “五自主”的指导思想是，集体企业实行自主生产经营、自主定价、自主分配、自主用工、自主更新改造。对试点单位厂长、经理进行了以新会计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培训。

整个工作分三步进行，9月份开始为试点阶段，在工业、交通、民政、劳动、勤工俭学办等部门各选一户条件较好的企业进行试点，一边制定方案一边组织实施，第一批为：电动工具厂、朝阳汽配厂、新益化工厂、川江化工厂、华南化工厂、江南机械厂等6个单位。11月份是总结完善阶段，检查试点企业“五自主”的实施情况，总结经验，完善措施。从12月份开始为推广阶段，至1992年6月全区分两批共有14家企业实施 “五自主”试点改革。通过“五自主”改革，集体工交企业经营机制逐步转换，生产活力明显增强，加快了企业适应市场、走向市场的步伐。

3.国营企业“税利分流，税后承包”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工业企业实行厂长经营承包责任制后，1987年以来，南岸区国营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了以“税利分流，税后承包”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区体改委、财政局在1987年开始的三年承包期内，不断协调部门之间、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协调处理合同兑现及续包中出现的问题，分别采取上交利润递增包干责任制、定额亏损包干责任制等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到1989底，全区已有395个工业企业落实了经营责任制，占工业企业总数的92.72％。

厂长承包责任制的初衷是调动企业厂长、经理的积极性，促进企业自主经营，提高企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第一轮（三年）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后，南岸区工业的主要指标并不乐观。第一轮三年承包期满后，1989年承包合同兑现时，由于外部条件变化大，完不成合同的企业比例增加，南岸区通盘考虑了承包基数、厂长经理奖惩、兑现审计等因素，原则上还是信守合同，酌情处理，坚持兑现。同时，按照国家体改委、财政部的规定和市区要求，第二轮6户国有大中型企业承包的商定、谈判和合同签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逐步完善和调整。一是承包形式从实际出发；二是承包基数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三是合理设置考核指标体系；四是厂长、经理的选择，“大部分稳定，个别调整”；五是厂长、经理不再超利润分成，按经营风险、难度实行分档计奖计罚。

国营企业的第二轮承包1991年下半年全面启动，7户国营企业实行税利分流，税后承包的经营承包制，6户国营大中型企业及7户区属工业企业实行工资与效益挂钩改革。同时，落实减亏、扭亏目标责任制，每年区计经委向区属工业局下达减亏、扭亏目标任务，并将其列为经济目标责任制的考核指标之一，与相应的奖励政策配套。对亏损企业实行分类指导，重点帮促，形成领导、职能部门和有关部门共同帮助企业扭亏的局面。[1]

(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1990年，由于市场疲软，销售不畅，南岸区工业企业产品积压严重，资金紧缺，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多，不少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生产，有的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面对这种局面，区政府常务会决定，区体改委、计经委、财办、城乡建委等11个经济部门组成“南岸区城镇集体经济调查小组”，就体制、政策、企业内部管理、企业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专题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共南岸区委、南岸区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发展城镇集体经济的若干规定》。文件下发后，不少厂长、经理反映：“政策较足，成败在己”。但是，仅仅是企业内部管理和政策环境方面的改革，并不能使企业的经营状况得到根本性的好转。计划经济时期所固有的企业产权不清，机制不活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竞争，企业效益差，生存和发展举步维艰。

1.推行股份合作制。

1993年为加快企业所有制结构改造，转换经营机制，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区体改委牵头成立了南岸区股份合作制试点工作指导小组，下发了《南岸区关于推行股份合作制的试行意见》，举办了全区性的股份合作制学习培训班。区级部门领导、企业和主管部门领导、职工200余人参加学习培训，培训后，区体改委批准了16户企业（乡镇企业3户、公交企业9户、其他系统企业4户）实行股份合作制。1994年，又召开全区改革工作动员会，再次举办近100人的骨干培训班。同时，从机关各部门抽调17名干部深入街镇协助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当年股份合作制试点企业发展到66户。从1995年起，区委把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革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并采取因企制宜，一企一策的办法，到1997年全区股份合作制企业达到268户。南岸区企业股份合作制推行所取得的成效，为企业其他改革方式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借鉴。

2.以破产拍卖，兼并重组为重点的产权制度改革。

南岸区从1996年开始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成立了区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和各系统的改革指导小组，四套班子领导和各部委办局街镇领导多次外出学习考察，请专家学者举行报告会、学习班，并层层建立目标责任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后，进一步明确了“企业产权不明晰，导致经营不善”是企业的根本弊端，开始了触动以产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

1997至1998年，市政府先后下放25户市级国有工业企业到南岸。这些国有企业涉及化工、纺织、机械等10个行业，在册职工2万余人，离退休职工8910人，资产11.5亿元，负债11.7亿元，资产负债率102%，处于资不抵债状态。亏损企业22户，亏损面88%；全面停产19户，停产面76%。长期靠贷款维持的特困企业11户，占全市国有工业特困企业总数的27%；下岗职工1.2万余人，占在册职工总数的60%。

1999年围绕“工业企业解困增效”主题年，南岸区加大了企业解困增效产权制度改革的力度。经过7年的努力，到2005年，以破产为主的区属国有企业改革全面完成。其中，改制2户，被并购6户，破产17户。探索解决了工伤人员复发续医费这一全市性难题；完善职工个人住房产权手续5000余户，妥善解决了原企业遗留问题6000余件。同时，在全市率先开展了国有破产（关闭）企业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工作。利用破产企业的载体引进优势企业21户，利用有效生产要素新生企业10户，吸纳2000余失业职工重新就业，盘活国有资产7.2亿元。南岸区国有工业企业破产工作采取“边走人边破产、边举债边变现、边破旧边立新”的创新作法及其他改革形式的举措，受到重庆市政府的高度称赞，被称为“南岸经验”，在全市推广。到2006年末，区属25户国有工业企业已有24户依法有序地完成了改革，其中股份制改造3户，兼并6户，破产15户，改制面达到96%。[2]

3.国有独资半壁河山变私营，多种经济形式并存。

1995年，国有独资工业生产规模占全部工业总产值50%以上。1995年后，因改制、并购、破产及资产重组，比重逐年下降。从1998到2005年，南岸区工业经济所有制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突出的特征，一是生产规模从国有独资企业占据半壁河山变为私营企业占据半壁河山。1998年，国有独资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的50.5%，私营企业仅占1.1%。2005年，国有独资企业占4.5%，私营企业占48.6%。其次是集体企业及股份合作制企业走向消亡。第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逐步壮大，占全部规模以上企业生产的比重从1998年的6.9%上升到2005年的26.9%。第四、港澳台资企业发展平稳，外商投资企业生产规模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从1998年的22.7％下降到2005年的13.3％。[3]

(三) 军工企业的改革

1990年前，在区的大型国防工业企业只有隶属兵器工业部的望江机器厂(又名497厂，1995年区划调整，划归江北区)和长江电工厂(又名791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同时，国防建设的指导方针也向和平建设时期转变，其最直接的表现是先后裁军100万人和大幅度减少军品订货。在这种情况下，望江厂和长江厂如何利用兵工厂的科研、生产优势，“军转民”生产更多份额的民品，成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十分紧迫的任务。

八十年代中期，望江厂和长江厂发挥技术和设备优势，转产民品，为地方科研、能源、交通、轻纺等行业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资料，设计和制造了一批关键设备，开发了一批新产品，先后获重庆市优质产品称号。2002年扭亏为盈。2003年长江厂改制更名为重庆长江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大型企业。2004年由南岸区铜元局整体搬迁至茶园新区。改制后的长江厂，军品多次获国家和兵器工业部科技进步奖；民品SC7101散热器获国家重点新产品奖。2003、2004年连续2年跻身于“重庆百强企业”。 2004年，固定资产净值5.5亿元，从业人员6153人；完成工业总产值3.5亿元，实现销售收入4.7亿元。

西南计算机工业公司(又名789厂)1992年全建制地从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迁入南岸区，隶属于重庆市机电控股（集团）公司。该公司在以军工电子产品为主导的同时，在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应用产品等民品方面也有较强的实力。公司共有8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级奖励，39项获部、省、市级奖励。 1998年公司从产权结构、法人治理结构、经营机制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2001年5月，通过“债转股”整体改制为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并分别组建了科技分公司和产业分公司，使企业逐步走向市场。改制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20943万元，销售收入22500万元，利润307万元。

重庆建安仪器厂(又名759厂)1992年从四川隆昌整体搬迁至重庆南岸区。该厂拥有2个研究所、4个生产分厂和完整的科研、生产、保障、质量控制体系。759厂由于搬迁形成大量债务，加上军工企业受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1986年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迁来南岸后，1995年开始改革经营机制，研制和生产了核防护、核医学、核探测、工农业核应用仪器等36个民用产品。1996年实现控亏指标，1997年全厂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同步增长，结束了长达11年的亏损局面。

国营338厂1995年实施滚动搬迁，至1998年10月从华蓥山老厂迁入南岸区。在南坪新厂恢复了明佳MCK1000型照相机的生产，并陆续研制了明佳MCK1000握把型单反机、流线型单反机、自动单反机等，并逐渐形成了年产照相机30万架的规模。

789厂、759厂、338厂以及光电研究24所、26所、44所等军工企业、科研单位搬迁到南岸后，企业内外环境改变，与市场进一步接轨，充分发挥军工企业的设施、设备和科技优势，在研发民品，融合地方经济，互利互惠互动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5年信息产业部组织科技成果鉴定会，第24所33项产品，第26所41项产品，第44所12项产品通过了设计定型。经鉴定，其中6项产品达国际先进水平，3项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39项产品居国内领先地位，35项产品处国内先进水平。[4]

 二、流通体制改革

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传统商业流通体制的弊端日渐突出。政企不分，机构重复，人浮于事，债务沉重，经营每况愈下，亏损日益严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岸区开始了商业流通体制“四放开”（经营、价格、分配、用工）改革。

(一)商业流通体制改革

1991年1月，南坪商业大楼率先推行“四放开”试点改革。南岸区体改委、财办研究制定了“四放开”的总体实施方案。从7户试点推广到15户，再扩大到26户，9月起在商业局、供销社所属34户国合商业企业中全面推行。1992年，政策性强的粮食系统也推行了“四放开”改革。为保证“四放开”的顺利进行，确定了“三同步”、“三低于”、“三兼顾”的原则。当年，80％的“四放开”企业达到规范化。

区体改委牵头协调解决“四放开”中的有关政策问题，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在国合商业企业中全部推行了以全员劳动合同管理为内容的人事、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在商业批发企业中开展了销售“大包干”试点。在50多个边、小企业和门点中推行集体所有、个人经营的“双保”经营责任制。同时制定了《南岸区商业企业第二轮承包、租赁经营制实施意见》，确定了承包基数、承包形式和承包人的选定原则，商业企业的主管部门与全区的承包企业和租赁经营户签订了责任书。

与此同时，南岸区的国合商业企业还紧紧围绕扭亏增效这个中心环节，分别在37个商业企业实行了经理（厂长、主任、站长）责任制、效益目标责任制和离任审计制；7个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了税后分流、税后利润承包制；63个小型企业实行租赁承包制；5个企业实行全员风险抵押承包和股份制；1个企业实行兼并，进行了商业企业的改组性联合；10个企业同省内外企业进行了横向经济联营。南岸区商业企业“四放开”的改革经验得到中央、省市的重视和肯定。[5]

（二）价格体制改革

物价是最能反映市场供求变化的风向标，又是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源配置的主要参考依据，同时，由于物价波动事关国计民生，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物价的浮动又必须在政府的可控范围内。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价格体制改革，实际上是政府在“收”和“放”的掌控中，逐渐放开商品物价的过程。南岸区的价格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在加强检查、严格管理中逐渐放开物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岸恢复区物价委员会，与区计委合署办公，同时成立南岸区物价检查监督领导小组，9个街道分别成立地区物价监督领导小组，由街道办事处主任和当地工商管理所负责人任正副组长,吸收辖区单位职工、居民充当群众物价监督员，由区政府颁发“物价检查证”，形成群众物价监督网络。区政府还制定了《关于实行物价管理责任制的试行规定》，对商业、供销、粮食等18个部门落实物价管理责任制，并进行层层分解，分级负责，落实责任。区物价局在全区按国家定价（红色）、国家指导价（蓝色）、市场调节价（绿色）实行统一商品标价签，加强价格管理。在区内各大商店公布部分国家定价的商品价格，设置物价举报举报中心，发动群众监督物价。1984年，粮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逐步提高，粮油棉由统、派购改为合同订购，粮食由超额加价收购改为“倒三七”比例作价，即70％按原超购价，30％按原统购价。1985年成立南岸区职工物价监督站，全区有7个分站，20个检查小组，88名群众物价监督员。全区常年组织（特别是四大节日）物价大检查，仅1989年，就出动检查169次，1153人次，检查商品1.16万笔，处理857起，罚款1.28万元。

按照国家定价、国家规定范围内的企业浮动定价、工商双方协商定价、议购议销价和集市贸易价等定价形式，一些企业有了部分定价权，计划外的原料、燃料和材料，允许一定幅度的加价，形成了生产、生活资料的价格双轨制。这一时期，物价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加强物价检查、严格物价管理中逐渐放开物价。

2.宏观调控，平抑物价，适当放开商品价格。

1993年，出现全国性通货膨胀。重庆市社会商品物价涨幅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南岸区作为主城区，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也经历了高增涨。下表是南坪农贸市场几个大路鮮菜1994年10月25日与1993年同期价格比较，可见其严峻。

为了应对物价的高增长，南岸区成立物价调控领导小组，负责全区物价调控工作。区政府相继出台了调控物价的文件，并召开全区物价工作会议，专门对物价调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严格执行国家定价的食盐、民用电、民用煤、自来水、天然气等商品的现行价格，不准提价；对已放开的工业品而又列入市政府规定的监控商品，分别实行提价申报和备案制度；对本地产洗衣粉、肥皂、牙膏、啤酒实行最高限价管理，白糖实行差率管理。对全区集贸市场大路鲜菜价格采取临时性最高限价措施，以平抑价格上涨。同时，市区政府还采取建立粮油肉菜风险金、追加财政补贴、延缓部分商品调价、实行最高限价、加强市场物价监督检查、整顿流通领域秩序等措施来平抑物价上涨。到1996年底，全市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下降至6.1%，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实现了物价调控目标。南岸区被市人民政府授予“物价调控先进单位”称号。

3.“定规则、当裁判、搞服务”成为新时期物价工作遵循的方针。

以1998年《价格法》正式施行为标志，南岸区逐渐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全区组织开展了明码标价示范专业市场、示范医院、示范商店、示范旅游点、示范一条街等创建活动，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等23个单位获市“明码标价示范单位”称号。同时，加强价格监测工作，在全区选定若干基层单位作为价格监测点，聘请兼职采价员进行日常采价报价工作，对全区价格进行动态分析，预测价格走势，建立价格异常波动监测预警制度。

在深化价格体制改革中，南岸区物价局直属事业单位南岸区价格事务所，变更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南岸区价格认证中心”。中心接受社会各类市场主体的委托开展价格认证、咨询服务工作。为适应加入WTO后的市场环境，成立了南岸区价格协会，协会有72家会员单位，定期编印《南岸区价格协会通讯》，建立了会员单位联系制定、重大活动报告制度等14个规章制度，强化会员单位的价格自律意识和行为。“定规则、当裁判、搞服务”成为了新时期物价工作遵循的方针。[6]

三、城市建设和管理

改革开放以前，南岸区虽然与繁华的重庆市中区仅一江之隔，却只是一沿江郊区。全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集中在区委、区政府所在地的上新街。惟一的交通是连接三盘（弹子石、上新街、铜元局转盘）的弹子石－铜元局、上新街－黄桷垭两条泥巴公路。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居住条件差。群众形容当时南岸的交通是：“沿江一条土公路，行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如遇下雾，那就是“雾锁大江，轮渡停摆，隔江相望，万般无奈”。石板坡长江大桥修通后，新时期南岸的城市建设开始全面启动。

（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南岸区城市建设从1982年开始，1985年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至1992年，共新征开发用地5平方公里，投入建设资金14亿元，建筑面积130万平方米，相继建成了工贸大厦、扬子江假日饭店、西南计算机大厦和珊瑚村小区、后堡小区、南坪三四小区等多个生活小区。城市布局逐渐趋于合理，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城市水、电、气和排水系统初步形成网络。工贸大厦、扬子江假日饭店、工商银行大厦、西南计算机大厦等数幢高层建筑以其简约、流畅的现代风格成为南岸乃至重庆的标志性建筑。

1992～1997年间，全区共开发土地面积0.49平方公里，完成投资总额18.63亿元，施工房屋面积114.46万平方米，竣工房屋面积82.85万平方米。建成了惠工大厦、南岸区人民医院、南坪灯饰广场等工程，以及万寿花园、庆隆花园、兴隆花园等小区，小区内绿化配置有所提高。南山金鹰以其独特造型引人眼球，成为当时最醒目的天际轮廓线上的标志。

1998～2008年，大力实施“三在南岸”品牌战略，南岸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依山傍水的地形特点和宽松的投资环境而成为一块投资开发的热土，南岸区城市开发建设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随着南滨路一、二、三期开工建设和南弹路、龙黄路、学府路拓宽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全区城市建设逐步呈现出“江边、山边、路边”发展模式。经过几年精心培育和倾力打造，涌现了一大批质优价良、符合市场需求的成熟小区和精巧楼盘。这些新建小区规划合理、分布有序、错落有致，绿化风情各异，设施配套完善，档次不断提高。优良的品质、人性化的设计使南岸的住宅小区深受消费者青睐，“住在南岸”品牌享誉重庆主城。[7]

（二）旧城改造助推城市建设上台阶

南岸区是重庆市的老城区，旧城面积大，主要是沿江各水运码头，集中分布于铜元局经海棠溪、龙门浩、玄坛庙至弹子石一线，房屋大都是解放前后由居民自行修建，多为砖柱结构或穿斗捆绑结构。没有统一的规划与管理，片区内街巷狭窄，房屋拥挤破旧，电线纵横交叉，缺乏完善的市政公共设施。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成片改造，配套建设；区街结合，以街为主；统一规划，分类实施；突出重点，依次推进”原则，从1990年开始，先后拆除了弹子石、大佛段、上新街、南坪地区以及南滨路沿线危旧房屋，共完成拆迁246.3万平方米、5358户，实施旧城改造建设项目356个，完成投资128.15亿元，新建房屋568.10万平方米，改造面积87.07万平方米，建成了一大批风格各异、品质优秀的楼盘。至2007年，南岸区上新街、弹子石转盘、南坪正街、交通主干道两侧以及长江南岸沿江危旧房密集区的旧城改造基本完成。

1990～2005年南岸区旧城改造统计

 (二)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区面积扩大，城市人口增多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市民对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需求明显增大，这就对市政设施建设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观。

南岸江南水厂供水区域以前主要是南岸区的沿江城区和黄桷垭，供水面积30平方公里，人口28万，日供水能力12万立方米，日均售水量6.61万立方米，其中生产用水4.01万立方米，生活用水2.6万立方米。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用水需要。2000年完成改扩建工程后，江南水厂总生产能力达到日产24万立方米，年供水能力为5303万立方米，供水能力翻了一番，供水面积达50平方公里。

改革开放以前，南岸供电系统设备陈旧、电网老化，民用电只能满足照明，工业用电主要靠企业自办变电站解决。1998年，开始大规模城网改造，投资3180万元，对南岸电网实施大修、技改和业务扩展，对南坪地区的配网进行了新建和扩建。2000年，由于区域性电源紧缺，南岸供电局又投资5723万元，对电网进行大规模建设与改造，初步形成城市地区以220千伏和110千伏为主网电压，在农村以35千伏为主网电压的输电网络。南岸变电总容量达到1000.1万千伏安。

2001年，电网建设改造投资约1.1亿元，扩建了220千伏鸡冠石变电站，新上了第二台主变压器，南岸局的供电能力大幅提升。在配网建设上，重点进行了茶园C、D区的电源建设，按规划修建了茶园工业园区的第一批配电电缆环网线路和开闭所。结合江南立交建设和学府大道的扩宽，实施了沿线架空线路的下地工程。新建了滨江路沿线电缆和福利社开闭所，对南弹路沿线的线路进行了彻底改造。作为配网改造试点单位，市电力公司对南岸供电局内的低压电网进行全面改造，以降低线损、提高供电质量。配电设施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使南岸售电量突破20亿千瓦大关，迈入大型供电企业行列。

南岸区居民从1983年开始使用天然气。随着城区的扩大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民用天然气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南岸又地处全市供气末端，随着用户的增加，天然气供应日趋紧张。为了解决用气高峰时“有气无力”的状况，重庆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加大了在南岸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南岸区天然气供应开始由线向面扩张。2000年，玛瑙溪储配站工程的全面竣工，从根本上解决了南岸区供气紧张和自动控制的矛盾。

南岸实施“三在南岸”品牌战略，为天然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动力。目前，天然气南岸分公司管理的埋地管道总长630公里，用户16.3万户。总供气量 3.49亿立方米，年供气量突破1亿立方米。经过20年的发展，南岸天然气供应系统已经成为了南岸区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

2.交通建设快速发展。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南岸的交通面貌迅速改变，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以南坪地区为重点的开发建设。随着市区交通网络布局的逐渐完善，南岸区作为重庆市主城近郊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

1989年，全区有各类公路174条（段），公路通车里程235.34公里。进入90年代后，根据全区公路等级较低，路窄、弯多、坡陡、断头路多，未形成区域性循环通道的实际情况，南岸区制定并实施了“三建两改”的公路建设规划。1995年行政区划调整后，公路建设由“三建两改”发展为“三建三改”。紧接着，又提出了15年之内与全市公路建设规划相配套，在全区建成以“小内环、中内环、大外环为主干线的纵横交连的公路网络”的发展战略构想，并列入了《南岸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这既是对“三建三改”规划的修改和完善，又是南岸区公路建设的总体目标。

1997年3月，全长11.1公里的南弹公路改造全面完成，改善了南坪、上新街、弹子石三大转盘之间的交通状况。同时，完成了长生片区主干公路和凉风垭公路降坡拓宽工程，新建、改建镇村公路130公里。在地方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南岸区公路建设采取了“负债建设，有偿投资，市场运作，综合补偿，滚动发展”的模式，集中了一切可以集中的人力、物力、财力，坚定不移地发展交通运输。同时，市里也给予了政策和财力支持。结合全区农村小康建设，采取区、镇、村三级投入，区级机关和社会单位捐助，农民投资投劳等方式，大力兴建乡村公路，全区70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公路。渝黔高速公路南岸段、鹅公岩长江大桥、大佛寺长江大桥也在本世纪初相继建成通车。

目前，全区公路通车里程达到669公里，其中省道２条26公里,区道18条185公里,乡道55条139公里,村道210条210公里，城市道路122条109公里。全区公路密度为2.58公里／平方公里，12.03公里／万人。区域性循环公路网络已经基本形成。弹广公路、渝黔高速公路、南滨路的建成，构建起弹子石和南坪两大片区之间的循环路网。全区干线、支线公路和专用公路实现了砼硬化、油路化和绿化，路面硬化率达93%，提高了公路等级。一个现代化的公路交通体系已初步形成，与周边区县的连接更紧密。[8]

四、不断深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1984年，南岸区在街道工业企业和社会福利工业企业中，开始试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从1985年开始的城市工业企业的全面改革，要求行政、计划、财税等管理体制与之配套进行。

（一）财政体制的改革，使吃饭型财政向建设型财政转变

1980年以前，南岸区实行的是“统收统配”财政体制模式，1980年开始改为“分灶吃饭”的分权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后又改为“收入递增包干，增收多分”的分成包干财政管理体制，这些体制均未跳出计划经济财政框架。1992年，南岸区完成了分税制改革的前期过渡工作，1994年正式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后，区财政主要由区固定收入，区财政直接组织的收入和与中央、市共享收入三部分构成，比例大致为12.5：20.9：66.6。

1994年，南岸区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在全区街镇实施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区与街镇的共享收入有：街镇所属集体、私营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所缴增值税留区部分的10%，街镇与区按四六分成；留区的营业税、所得税，按五五分成；资源税，按三七分成。

1998年，南岸区对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了调整，扩大街镇分享范围。将原属区财政收入的街镇所属单位交纳的印花税、房产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农户建房的耕地占用税、土地出让金纳入分享范畴，实行街镇与区的五五分成。扩大街镇对增值税的分成比例，将增值税原来的街镇与区四六分成改为六四分成。缩小街镇财力差距，依据1997年收入情况，对财政收不抵支、经济相对落后的街镇以及特殊情况下的增人、增支等给予补助，由区财政实施转移支付。

2003年，对园区实施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管理，园区财政分局受园区管委会和区财政局双重领导，区财政局主要对其业务进行指导和监督。区财政局从区、园区所在镇和园区三个方面，对园区财政收入做了专门而具体的规定。园区内财政支出主要用于编制内人员的个人经费、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和园区内土地整治、水、电、气、道路、通讯、市政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

2004年，南岸区进一步完善了区镇分税管理制度，将九镇分为一、二两个类，一类含南坪、黄桷垭、鸡冠石三镇，二类有涂山、南山、峡口、长生桥、迎龙、广阳六镇，以2003年区镇两级收入分成范围为基数，主要对二类镇扩大了镇级分成比例。

1990年以前，全区财政收入的总量偏小，全年收入不足亿元。 1990年全区用于基建、城市维护和工农业生产等经济建设支出仅735万元，为当年财政收入的15%。1993年，区财政收入首次登上亿元台阶，达到11007万元，当年全区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达2102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9%。1996年在实施分税制后的新统计口径下，财政收入重新登上亿元台阶。1997年全区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为3033万元，为当年财政收入的24%。2005年经济建设支出34702万元，为当年财政收入的39%。渝黔高速公路南岸段、南山旅游路、黄明路、南岸滨江路、茶园新城区等一大批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就是实施建设型财政的具体体现。[9]

（二）税收体制改革

1993年南岸区“开始分税制”改革试点。一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固定收入、中央和地方分享收入、地方收入；二是新扩大12项地方固定收入；三是共享收入按五五分成；四是“分税制”以1989年作为基数。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1994年 9月南岸区实行了国税和地税的分设。在全区广大税务干部的努力下，1994年顺利地实现了新旧税制的平稳过渡，“分税制”改革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调动了南岸区各级部门增收节支，保证了区财政的稳步增长。

南岸区国税局1994年组建至1997年底，组织税收入库17个亿，为平衡国家财政预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1998－2002区组织税收入库23.3亿元。工商税收由1997年的3.2755亿元，递增到2002年的6.1079亿元，增长86.5％，年均增长17.3％。“两税”收入由1997年的3.2195亿元，递增到2002年的5.8169亿元，增长80.7％，年均增长16.1％，其中区级分成收入由1997年的1116万元，递增到2002年的2674万元，增长139.6％，年均增长27.9％。(2002以后的数据)

南岸区地税局1994～2005年征收各项税收、附加费、各项基金税费收入总额达40.0440亿元，其中：税收收入25.0690亿元，社会保险费收入12.5547亿元，其他收入2.4203亿元。随着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地税税源出现了向地区集中、户头集中、行业集中的趋势。重点税源在地区上相对集中到了南坪地区，2005年该地区地税收入占了南岸区地税收入的60%左右；重庆卷烟厂、工商银行南岸支行、重庆科瑞制药有限公司、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融侨房地产开发公司等58户税源大户，税收收入约占全局收入的70%左右；从行业看，建筑业、房地产业、服务业、制造业是全区地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增长点。尤其是从2001年以来，建筑业、房地产业税收收入连年快速增长，占同期税收收入的比重由2001年的17.37%上升到2005年的42.62%，年平均增幅达55.31%，年平均增收贡献率达到51.23%，大大高于同期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收入增长速度。

税收体制的改革，成为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不断丰富的税收种类，取代了此前的企业利润和费率上缴，成为各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0]

（三）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南岸区有4家国家政策性专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另外，还有邮政储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从事城乡企业、居民存贷款业务。从1984年开始，四家最大的国家政策性银行逐渐改制为商业银行。转制后的商业银行，依靠大力发展现代金融服务，增设服务网点，增加金融品种，拓展中间业务，提高服务质量等方法发展银行业务。各家银行为了竞争金融业务，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扶持地区经济，大力发展存贷款业务。1990～1998年，各家银行普遍存在年末贷款余额高于存款余额的“存贷倒挂”现象。一方面，银行的大量放贷，支援了地区经济的建设，增加了银行的收入；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银行资产结构不合理，不良资产增大，积聚了银行风险。

为了化解风险，建设银行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风险防范，1998年以前，不良贷款率曾高达30％以上，1999年剥离部分不良资产移交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后， 2000年不良贷款率降到18.8％，2002年降为11.14％，2004年不到1％，2005年仅为0.47%，极大提高了资产优良率。

中国银行南岸支行由于粗放经营和大量的信用贷款，导致贷款质量低下。1999年不良贷款最高达75％，年亏损达5900万元。其后，根据国家银根紧缩政策要求，大力整顿金融秩序，对老的不良贷款采取剥离、核销、打呆、催收、司法清收等措施，对新放贷款实行终身负责制，严格贷款的抵押、审批和监督管理，到2005年，不良贷款从1999年的75％下降为1.6％，其贷款、存款比达到56.6％的比较合理区域。

中国光大银行重庆分行1997年8月在南坪设分理处，成为最早进入南岸金融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1990年交通银行南坪办事处成立，见《南岸区年鉴1990-1992》126页)其后，各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抢滩南岸，打破了建国以来，银行业一直由国家政策性银行经营的局面。至2007年，南岸区已经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商业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信用联社和邮政储蓄在内的16家银行金融机构。

在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南岸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开始清理整顿城市金融“三乱”和农村“三金”。从1999年到2002年，在对33个金融“三金”和“三乱”机构的治理工作中，共追债变现资金5.06亿元，政府举债6.24亿元，清退群众个人存款计66596户的97290.79万元，防范和化解了金融风险，维护了社会稳定。[11]

五、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支柱作用突出

1990年南岸区私营企业仅36户，从业人员790人，个体工商户5850户，注册资金仅1000多万元。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对全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进行调研，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意见和建议。南岸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实施意见》，制定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措施。在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南岸区的个体私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1994年全年新增个体工商户2505户，新增私营企业145户，两者累计已达10428户，创税2068万元，成为一支活跃的力量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到1997年底，全区私营企业已经发展到750户，注册资金总额4.7亿元，从业人员10070人，总产值达到1.8亿元，其中年产值在1000万以上的9户，100万以上的45户；个体经营户达14211户。

党的十五大召开后，南岸区成立了区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四大班子领导和相关部门实行了私营经济对口联系制度，深入私营企业调查研究、现场办公，征求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环境、措施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企业当参谋、解困难、卸包袱、增动力。区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还与各乡镇签订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目标责任书”，落实了各乡镇的具体发展目标。区纪委、区监察局设立了“个体私营经济投诉中心”，及时查处“乱收费”以及“吃拿卡要”等各种阻碍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行为。区级各部门采取切实措施，公开办事制度和收费标准，简化办事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强化办事的质量意识和服务效率，为外来企业和本区私营企业在南岸的投资发展创造条件。

特别是2000年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主题年的实施，进一步优化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环境，清理废止了一部分不利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文件，停止、废除收费项目150余个。到2005年底，全区有私营企业5074户，注册资本58.19亿元，比1990年净增57亿元；企业净增5038户，增长近140倍；个体工商户12519户，比1990年增加6669户；注册资本2.12亿元，净增2亿元。在全区私营企业中，有集团公司25户、科技企业56户，有8户产品出口企业，年出口额66亿元。在私营企业中，从事汽车、摩托车、机械产品零部件、服装、鞋业等制造加工业1184户，占23.34%；房地产开发、建筑企业110户，占2.16%；商贸、饮食、社会服务业2036户，占40.13%；其它1744户，占34.37%。个体工商户以商业、饮食为主，分别占58.47%和10.02%，社会服务业占11.54%，加工制造业占12.78%，农林牧渔业占1.6%。私营企业从业人员4.42万人，年产值19.44亿元，年销售额20.32亿元。名副其实地占了南岸区经济份额的半壁河山，区域经济的支柱作用逐渐显露出来。[12]

六、努力扩大对外开放

  (一)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不断加快招商引资步伐

南岸区对外经济合作工作起步较早，1980年就分别与国内8个市、区、县建立了以经济联合为主的友好关系。1985年成立南岸区对外经济协作办公室，负责以资金、技术、物资、人才等为内容的国内横向经济技术协作的管理、协调、指导、服务及审批，初步形成了对外的格局。1989年建成开业的重庆扬子江假日饭店，由渝丰国际有限公司与中国国际旅行社联办，总投资2600万美元，建筑面积33000平方米，高24层，是南岸区第一家四星级的涉外宾馆。八十年代中期，为了进一步开展横向经济合作，繁荣地方经济，南岸区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成都、西藏协商组建了五省七方经济协调会，并联合集资新建了西南经济区协作大厦，大厦作为经济协调会常设机构联络处的办公地点，是立足西南，面向全国，外引内联的窗口。

创始于1963年的川黔边区经济技术协作区，发展到八十年代末已经形成江津、綦江、南桐、南岸、南川、彭水、武隆、习水、桐梓、正安、道真、务川等13个县、区参加组成的横向经济联合协作体。同时，南岸区还与昆明市官渡区、南京市下关区、广西梧州市、泸州市合江县、天津市红桥区、贵州赤水市、广西南宁横县等地区建立了友好区市县。

进入九十年代，南岸区成立了城乡经济联合领导小组和南岸区外商服务中心，向外来投资者提供“一条龙”服务，快捷、便利地办理登记注冊手续，对外友好交往更加频繁，区域性经济合作更加务实，经济协作项目也不断增加。1991年成立的重庆新马粘胶带制品有限公司是南岸区第一家“三资”企业。随后，全区兴办“三资”企业4户，总投资457.6万元，协议利用外资17.6万美元。到1992年，新增横向经济联合协作项目85项，总投资10308.3万元，协议引进外来投资4631.1万元，实现产值31120.2万元，利税2067.5万元。来南岸设立办事处的有116户，设立经营性机构的有213户，登记注册资金2800万元。并首次承担川黔边区经济技术协作区值班任务，组织召开了“川黔边区经济技术协作区第21次年会暨南岸区第三届商品交易会”。

1993年2月，区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了“五边”兴区的对外开放战略。南岸区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采取组团外出和举办展销会、洽谈会等形式，加强了招商引资和横向经济联合工作。1996年区委、区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南岸区域经济发展的试行意见》，成立了南岸区域经济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制订相关优惠政策和奖励办法，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协调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同时，南岸区加入了京、津、沪、穗、宁、渝六城区区政工作联系会，加强了与发达城市间的联系与合作，并争取到六城区工作联系会首次在南岸区召开。对外开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至1996年，全区实现新增横向经济合作协作项目202项，总投资64536.8万元，利用外资5315.75万美元。

1997年重庆直辖后，南岸区认真贯彻《重庆市鼓励外商投资优惠政策》，并结合南岸实际，陆续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2000年8月，制订了《关于促进南岸区经济发展若干优惠政策的意见》，对新办企业、重点骨干企业、高效生态农业、企业产权交易、房地产开发、人才引进、奖励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2001年4月，区政府办公室批转了区体改委、茶园新区管委会制订的《重庆市南岸区加快茶园新区开发建设的优惠政策》，在财政税收、土地征用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和服务承诺。

2000年12月，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2002年上海·南岸七大经济板块项目推介会”，是南岸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外出组团招商，推介会推出招商引资项目60余项，会期签约项目14项，总金额4亿元。上海推介会的成功举办，使南岸区与上海工商界建立了新的交往渠道，对南岸七大经济板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2005年推出招商项目100余项次，实现签约项目59项，签约总投资372亿元，其中签约合同55项，合同金额224亿元；意向性协议4项，协议金额148亿元，投资超过亿元的项目31项。

1997～2007年，全区共兴办“三资”企业52家，合同利用外资3806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7650万美元；年均利用外资5160万美元。共引进兴办“三资”企业192户，合同利用资金30755.53万美元。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南岸，为做大做强区域经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3]

(二)大力推进园区建设

1990年以前，南岸区城镇国有、集体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分布于沿弹（弹子石）铜（铜元局）路和四（四公里）南（南坪）路两侧，而乡镇企业则散布于全区6乡。这样的布局，既不利于产业链的形成，又给全区的生态环境造成压力。1995年南岸区开始实施的“退二进三”策略，促进了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经开区成立后，在南坪、四公里地区逐步自然形成了以外资企业为主、涵盖6大行业的现代工业园。1998年7月南岸区的第一个工业园区白鹤工业园于正式启动建设，茶园工业园2000年开始建设，涂山工贸园、长江工业园、东港工业园相继启动。“十一五”规划后，南岸区充分利用重庆市实施主城“一小时经济圈”的发展机遇，把2007年确定为“园区经济发展年”，园区建设迅猛发展，含经开区（南区）在内的各类工业园入驻企业约560户。南岸区工业园区建设在“七大经济板块、五大经济业态”和新的产业链形成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努力扩大外贸出口

1992年以前，南岸区有外贸出口任务的猪鬃、肠衣、羽绒制品和化工产品等市属以上企业仅有四、五家，出口贸易都是通过重庆市外贸局实行转口贸易。1992年初，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南岸区组建了区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负责辖区对外经贸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同时，区经协办、商业局以政府的名义在云南河口设立办事处，与华宁公司联合组建了“华南联营公司”，直接进行对外经贸业务。区政府还先后在广西凭祥、防城和北京、哈尔滨、新疆等地设立贸易“窗口”，与东南亚和独联体国家开展商贸往来。1992～1997年，共实现进出口总额1000万美元，出口产品主要有猪鬃、肠衣、羽绒制品、化工、摩托车发动机及整车、望远镜等，主要出口地有香港、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1998年，区外经贸委组织、协调6家企业申报进出口贸易自营经营权，经国家经贸部审批，有4家企业成为南岸区首批获得进出口贸易自营经营权的企业。

1998～2002年，南岸区的外贸事业再上台阶，全区实现出口贸易6643万美元，有外贸进出口权的企业增至37家。到2005年底，全区已有外贸进出口企业156家。其中，出口总值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有4家，500～1000万美元的5家，100～500万美元的14家。2005年全区进出口总值7.4亿美元，相当于直辖之初1997年的3.6倍，其中出口1.35亿美元，是1997年的3倍。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和国家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深入，南岸区努力扩大外贸出口的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14]

南岸区城市经济综合体制改革，随着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全面推进，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南岸区委、区政府描绘的未来经济蓝图中，我们可以期待：围绕“1小时经济圈”建设，南岸区的七大板块和五大业态都将有新的定位。南岸的未来任重而道远，南岸的未来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