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增明，1926年9月16日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双河乡（今重庆市荣昌区双河街道办事处），曾考入荣昌县立女中，因家贫无钱供她上学，只好辍学。

1939年初，重庆李家沱纱厂（现重棉六厂）到荣昌招工，荣增明被录取，便前往重庆谋生。

1945年荣增明转到重庆豫丰纱厂作细纱挡车工。豫丰纱厂创办于1919年，曾是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纱厂。抗日战争的烽火逼近郑州，1938年豫丰纱厂被迫由郑州拆迁到重庆市郊小龙坎土湾，改名为“豫丰公司重庆分厂”（现重棉一厂）。

1947年3月，在党的积极分子牛小吾（后经许建业同志发展为党员，豫丰纱厂党的特支书记）、皮晓云的领导下，发动了豫丰纱厂全体工人反对侮辱女工、反对压迫、改选工会、赶走豫丰纱厂三青团头目的斗争。4月上旬，斗争取得了胜利，三青团头目叶舟被赶出纱厂，国民党控制的伪工会彻底垮台。荣增明在斗争中表现得正直勇敢、聪明灵活、疾恶如仇，对苦难工人有浓厚的阶级感情。

解放前的工会活动，受着国民党、社会局、三青团等机关的严密监视和控制，要做一点有利于工人的事情非常困难。为防备发生变化，党组织指示豫丰纱厂的牛小吾、皮晓云抓紧时间改选工会，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选进工会。

1947年4月底的一天晚上，牛小吾、皮晓云等在甲班女工宿舍召集一些新出现的积极分子开会，商讨新工会理监事人选问题。牛小吾提出：“有个女工叫荣增明，表现很好，富有正义感，大胆勇敢，善于言谈，群众基础好，是个人才，最好能把她选进工会。”

由于牛小吾在反对叶舟的斗争中，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视，为保存实力，群众推选吴亚明担任新工会理事长，牛小吾为常务理事，荣增明也被工人选为工会的理事，主办职工福利。皮晓云任监事。

这届工会成立之初就遭到叶舟在厂内残余势力的攻击。为了使新工会得到国民党社会局的批准，站稳脚跟，工会内部开始还为三青团留有席位。三青团骨干分子欧文芳还窃踞着一个理事职位。他们内外串通、造谣中伤、借故闹事、寻衅打人，妄图整垮新工会。当时厂内的形势很紧张，但荣增明却很勇敢，对于那些工贼、特务、流氓的态度一是不怕，二是反击，发现谣言就穷追到底。一次，她听到欧文芳挑拨工会与群众的关系，当面质问欧文芳和另一个三青团特务陈明英“是什么用心？”在群众面前揭露了这帮家伙的阴谋诡计，弄得欧文芳当众出丑，下不了台，不得不以“能力薄弱”请求辞职，离开了工会。

工会除了厂内事务，还要经常接触上层，到社会局、市总工会、三青团劳工分团开会，办交涉。这本来是工会理事长吴亚明份内的事，但因吴亚明年纪小，缺乏社会经验，对出入繁华场所、主动找人谈话、应付各类人物感到不适应，荣增明除了有始有终处理好自己的日常事务，还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协助吴亚明对外办交涉。

1947年荣增明21岁，已有7年工龄，生活已把她磨练成一个精明强干的人，交际谈吐都很得体。因此，凡是吴亚明进城开会或办交涉，她总是陪着吴亚明应付各种场面。不论是什么样的大官人物，荣增明的态度都不卑不亢、从容对答。每次进城，她总是提醒吴亚明早点回厂。她常对吴亚明说：“不要看他们笑嘻嘻的讲话，这些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们一定要小心。”荣增明的斗争精神和阶级友爱，激励着吴亚明，使她逐渐能应对当时的那种复杂环境。

解放前的豫丰纱厂，工人随时都有被开除的危险。生产组长、车间管理员、技师、工程师，谁都可以随时借故把工人开除。新工会成立后，首先向厂方提出不准随便开除工人，并把保障工人工作权利作为首要任务。工人被无理解雇了，就会到工会诉苦，工会就要为工人说话。为保障工人的工作权利，荣增明总是一马当先，各方奔走，坚持说理斗争。一次，细纱车间一位郑姓主管员无理解雇工人，荣增明得知情况后，与郑姓主管员据理力争，几乎打了起来，迫使那个主管员不得不收回解雇单。在工会干预和荣增明的努力下，不少被厂方宣布解雇的工人重新回到厂里，使工人免于失业之苦。

1948年2月，为争取多发1947年年终红奖，全厂举行罢工。2月3日社会局召开劳资评断会，企图胁迫全市棉纺厂同意社会局提出的方案，压低红奖数目，以解决豫丰纱厂罢工问题。荣增明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会议。豫丰纱厂经理潘仰山代表资方亲自出席，企图左右会议，荣增明看穿了潘仰山的用心，会议刚开始，荣增明先发制人，第一个抢先发言，她提出1947年红奖应按实物两匹阴丹士林布或八石白米计算，否定了社会局方案。这一提议得到各厂代表的支持。潘仰山以种种借口表示反对，使会议开了一天没有进展。晚上散会，荣增明发动裕华、申新等厂的工人代表包围了潘仰山，不准他离开会场，要他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双方僵持到深夜两点，潘仰山跳窗逃走，次日潘仰山做出让步，1947年红奖比1946年提高20%发给。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荣增明在这次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4月，牛小吾、皮晓云两位同志被捕，工会失去了党的直接领导。豫丰纱厂工会工作由于得不到党的指示和帮助，增加了困难。工会的内外事务几乎由吴亚明和荣增明两人支撑。荣增明在形势日趋险恶的情况下，毫不动摇，坚持为工人利益不懈工作。每次罢工她都参加，并和资本家谈判，据理力争。

1949年4月，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豫丰纱厂女工半月工资只能买10几碗小面，谈不上养家糊口。重庆大专院校教职员工濒于断炊，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反饥饿争温饱、反迫害争民主运动，斗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此时，厂内党的积极分子和重庆地下党取得联系，清楚的认识到全国革命形势。经研究，为支援解放战争早日胜利，改变工人贫困现状，决定4月16日举行罢工。经党组织同意，提出三项要求：实行三八制、工资发放实物、取消工人出厂门票。

荣增明和吴亚明商定，罢工开始，要群众派代表闹到工会，以便由工会出面和资本家谈判。罢工的第三天傍晚，从城里来了社会局、市总工会、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部和小龙坎稽查队等机关代表，这伙人名义上是调解工潮，实际上是准备抓人，镇压罢工。他们一进厂就气势汹汹的把吴亚明和荣增明喊到经理室，劈头就问：“是哪些人组织罢工的？”特务陈祥泽问荣增明：“听说是李翠屏，她闹得最凶？”荣增明从容回答：“李翠屏是个闹喳喳的性子，她能搞个啥。”实际上那天晚上，领导罢工的同志为了防止特务闯进宿舍抓人，已经把甲、乙班女工集中到大礼堂住宿。这帮家伙对荣增明审视良久，窃窃私语一阵后，就一同走出经理室，对吴亚明和荣增明说：“你们留在这里，想想怎么解决，不能出去。”这显然是把她俩软禁起来了。直到次日凌晨，这帮大小特务才气急败坏的回到经理室，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

又过了两天，豫丰资方谈判代表惠工课长朱学成拿出一份名单，向荣增明试探罢工的领导人，荣增明识破奸计，十分严肃认真的说：“我看是陈明英（三青团骨干分子），她活动得最凶，她们还不是想发棉纱”，给顶了回去。由于工人群众坚强的斗争，迫使资方不得不接受一些条件。

4月22日，资方代理人毛翼丰派来朱学成找荣增明谈话，宣称工资发实物的条件可以接受，并同意取消门票制度。此时，重庆地下党北区工委钟岐青同志向豫丰纱厂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了党中央指示精神：“团结教育人民，共同对敌，积蓄力量，迎接解放。”因此，大家认为罢工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应该改变策略、迅速复工。当日罢工结束，复工生产。厂方同意从5月份起工资改发棉纱，取消门票，这对改善和稳定豫丰厂工人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荣增明由于在这次罢工中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引起了豫丰纱厂三青团区队主任何益平的注意，一个9人黑名单早由何益平送到重庆警备司令部。5月25日，国民党重庆市警备司令部派刑车来豫丰纱厂逮捕吴亚明、荣增明等人。适逢吴、荣二人均不在，未能捕走。晚上吴亚明撤走，5月27日，荣增明在重庆大梁子街上不幸被特务逮捕。

荣增明被捕后，先被关押在重庆市中区罗汉寺监狱，厂里工人很想念她，主动带上换洗衣物和食物去看望她。后来，她被押送到渣滓洞监狱囚禁，工人们就无法去探监了。囚禁期间，她坚贞不屈，在敌人刑讯中，始终守口如瓶，丝毫没有吐露厂里工运积极分子的情况。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溃退前在渣滓洞监狱实施大屠杀，荣增明等300多名中华优秀儿女血染歌乐山麓，她英勇就义时，年仅23岁。

（中共重庆市荣昌区委党史地方志办公室陈朝权魏全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