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麒，又名贺大谷、史太洛，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人，1936年9月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四川成都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成都市学生救国联合会3名主要负责人之一。1937年7月至11月，叶兆麒在红一军政治部宣传部、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决死队第2纵队4总队8连指导员、5总队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教导主任，延安行政学院秘书，《东北日报》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等职。

新中国建立后，叶兆麒先后任《长江日报》社秘书长、总支书记，川南区委秘书长，乐山专署副专员、专员，四川省政府党组办公室主任，四川财经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成都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中共自贡市委书记，四川省科委副主任等职。1983年2月离职休养，享受副省级待遇。看似前程一帆风顺，但其饱经风霜的坎坷人生却鲜为人知。

叛逆思想初形成

1919年5月16日，叶兆麒出身于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的一个小职员家庭。父亲叶腾蛟，母亲梁氏。

叶腾蛟一直在外以作小职员谋生，叶兆麒的母亲带着他寄居在外祖母家。外祖母原为佃农，后同她两个儿子进城做点小生意渡日。外祖母死后，两舅父分家。大舅以挑水卖为生，二舅在漂房当工人。叶兆麒和母亲的生活一方面靠父亲寄点钱回家，另一方面靠母亲绩麻、做扇子、帮人洗衣的收入维系。叶兆麒读高小的时候，父亲因失业回到荣昌，闲赋在家。没有了收入，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后来托人介绍，叶腾蛟在荣昌县教育局谋了份收发员的差事，每月薪水10元，一家子的生活勉强维持下去。

叶兆麒5岁进私塾发蒙读书，小学在德化小学渡过。德化小学是一所基督教的教会学校，在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浪潮中，荣昌“美以美会福音堂”被迫改称“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原福音堂小学改称德化小学。叶兆麒在德化小学读书期间，阅读了很多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七剑十三侠》等，小说里主人公的忠肝义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共产党员蓝昆来到这所学校任教。蓝昆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学生们宣讲什么是帝国主义，为什么军阀之间年年混战，为什么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等等。蓝昆的讲课生动、感人，总是引证历史和现实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激情。蓝先生的主张，给叶兆麒幼小的心灵第一次灌输了反抗的思想。

按照教会规定，德化小学的学生每个星期日都必须到校和教徒们一道作礼拜，规矩比上课还严。在这所学校里，蓝昆带着学生们成功地开展了反对作礼拜的活动。

经过蓝昆对叶兆麒等一些高年级学生的教育和酝酿，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叶兆麒和德化小学高年级的其他学生一道站在礼拜堂外的小操场里，一面喊着“不做礼拜，不当亡国奴”的口号，一面领着低年级的小学生到外面玩耍，大家都不进礼拜堂的门。气得那些牧师和信徒们吹胡子瞪眼睛。校长出来镇压，软硬兼施都不顶事。从此以后，每周星期日的礼拜就再没有学生参加了。

1930年下年，叶兆麒考入荣昌县立初级中学。上初中后，叶兆麒开始阅读近代恋爱小说。他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郭沫若译）后，很受触动，逐渐对中国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产生了抵触情绪。初中后期，他从看恋爱小说转到读进步的文学作品。这期间他阅读了鲁迅的《呐喊》，茅盾的《春蚕》《子夜》，巴金的《萌芽》和辛克莱的《石炭王》等，对小说中的工农和贫苦知识分子的遭遇很同情，对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十分痛恨。但是，小说并没有给他指明一条出路。初中快毕业时，学校闹学潮，学生罢课、请愿，还打教师，赶校长，叶兆麒在对学潮背景不知情的情况下，也盲目地跟着闹。1933年上年，叶兆麒从荣昌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初中毕业后叶兆麒想继续读书，于是叶腾蛟找人借了几十块大洋，送叶兆麒到成都读书。

“海燕”展翅西北飞

1934年，叶兆麒到成都考入成都公学继续学习。为了看进步书籍和行动自由，他坚持走读，不住校内，从而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鲁迅译）、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来丁著的《新哲学大纲》等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和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他从这些进步书籍中认识到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但是在他所读的书籍中，也有一些观点是消极的，如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作品《灰色马》，小说中所描写的英雄，是企图以个人的恐怖行为来推翻旧社会，而不是进行彻底地阶级斗争。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对他或多或少有些负面影响。

1935年上年，叶兆麒从成都公学转学到成都联中，他因没按军事教官规定整理寝室内务，为了退伙食费更是同校长大吵大闹，下年他便被迫转学到蜀华中学。

“一二九”运动暴发后，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学生都起来响应，举行了游行示威。叶兆麒从邹韬奋编的《大众生活》和《生活星期刊》等进步刊物上，看见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消息后十分兴奋，于是联络同学屈义生、何叔宽、刘家政、刘延年等，自发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申之社。参加申之社的成员，都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和思想左倾的青年。这个社团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大家的进步书刊集中起来，学习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二是写些杂文和时事评论在报刊上发表。叶兆麒也以宋达、尼亚、追光、丁立、立谷等笔名在《华西日报》副刊上发表左倾言论。申之社的成员，后来都加入了民先和成都学联。

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叶兆麒的思想虽然起了变化，但仍然比较盲目。主要体现在他的反抗情绪以及他对学校认识的改变上。他对学校主张学生埋头读书，并用军事教官来管制学生的作法深感不满，他也不再重视学校的课程。在蜀华中学，他故意不按学校规定打绑腿，捆皮带，校长集合全校学生讲话，当众斥责他。叶兆麒不服，立即顶了回去，与校长争论起来。校长要叶兆麒写书面检讨，说检讨得好，就不开除他。叶兆麒第二天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通过邮局寄了出去。在信中他把平日心中的不满和对社会的痛恨通通地发泄出来。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被迫转学。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的胜利，使四川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深受鼓舞。1936年8月24日，成都爆发了“大川饭店事件”，数千爱国学生和各界民众，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非法在蓉设置领事馆和倾销走私日货。愤怒的群众捣毁了日本人下榻的大川饭店，并打死了深川经二和渡边三郎2名日本人。这一事件，拉开了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

当时，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与蒋介石集团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派遣参谋团和特务别动队入川，在四川大肆扩张势力，严重威胁到四川军阀的生存。中共上海局及时派张曙时等入川，恢复发展党组织，并对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做争取工作。刘湘、刘文辉等因不满蒋介石的压制排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愿意共赴国难，团结抗战，从而为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6年，叶兆麒从蜀华中学转学到天府中学，认识了同学侯方岳、黎储力，通过黎储力介绍，叶兆麒结识了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饶世俊。受饶世俊的影响，叶兆麒的思想逐渐倾向进步。

 9月下旬，在饶世俊的支持下，侯方岳、张显仪、蒋桂锐、陈伯林、戴碧湘、叶兆麒等青年学生在牛市口建设厅下属的苗圃召开海燕社成立大会，参加人员有青年学生和职员数十人，叶兆麒任海燕社常委。饶世俊在海燕社内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并把其中的骨干作为党员发展对象。

韩天石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一二九”运动骨干。1936年暑假，四川大学在全国扩大招生，中共北平市委指示韩天石报考，转学到四川大学，开展革命活动。经同学黎储力介绍，叶兆麒认识了韩天石、王广义、胡绩伟等人。

韩天石到成都后，进入四川大学理学院学习。由于四川党组织尚未恢复，短期内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他与王广义商议决定先建立民先队。于是，韩天石、王广义、周海文、胡绩伟等分头串联了四川大学、省立成都师范等校的进步学生16人作为发起人，于1936年10月上旬，秘密召开了成都民先队成立大会。会上根据北平民先队的《成立宣言》《斗争纲领》《工作纲要》，制定了成都民先队的斗争纲领和工作纲要。成都民先队接受全国民先队总部领导。全国民先队总部通过各种渠道，给成都民先队送来文件、下达指示。

民先队和海燕社两个组织的建立，在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1月，绥远军民击败了日伪军的联合进攻。消息传来，成都青年学生异常振奋，积极开展援绥活动。叶兆麟等发动天府中学学生停伙一天，把节约的伙食费捐给绥远抗日将领。

为唤醒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2月，成都民先队与海燕社共同筹组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叶兆麒先后担任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学联组建了抗敌宣传团，以歌声、街头剧、壁报、木刻、漫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城市乡村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推动成都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

西安事变后，成都学联发表宣言，热烈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并组织学生在成都最热闹的春熙路南段散发传单，叶兆麒也参与了整个行动。这个宣言震动了成都，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注意。国民党省党部以“学生爱国锄奸团”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名为《赤化乎？救国乎？》的反动文章，攻击学联的宣言。

1937年4月3日，成都学生联合会发出《致各校长函》，请求在学术界开展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增加国难教材，取消书信检查，禁止军事教官滥用职权。

6月海燕社合并于成都民先队。

这年冬，叶兆麒在少城公园图书馆，偶然看见一张中文版《救国时报》（社长吴玉章），上面登载着陕北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招生广告。

“到延安去！”经过准备，叶兆麒、张德全和汪大漠3人带着成都民先的介绍信，于1937年6月离开成都，经重庆、汉口、郑州到西安红军办事处，由办事处主任叶剑英介绍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总政治部，参加了红军。

红军改编八路军

经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批准，叶兆麒改名贺大谷，分配到红军一军团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在这里工作不久，因军队急需政工干部，红军一军团总政治部组织部又把他们三人调到地方工作部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寇进攻卢沟桥，占领平津，在全国人民要求中共两党团结抗战的呼声下，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7月15 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宣言，决定“取消红军的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8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第1军团同第15军团、第74师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

这天早晨，叶兆麒在云阳镇大操场上参加了八路军总部和115师举行的改编誓师大会。在临时搭建的木台上，张贴着“坚决拥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等大幅标语。大会由邓小平主持，任弼时宣布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会上作了红军改编和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动员讲话，并带领与会指战员齐声诵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它要亡我国家，

灭我种族，

杀害我们父母兄弟，

奸淫我们的母亲姊妹，

烧我们的庄稼房屋，

毁我们的耕具牲口，

为了民族，

为了国家，

为了同胞，

为了子孙，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会后，叶兆麒戴着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回到了房东的院子，房东大娘正提着一个大水桶，吃力地往水缸里倒水。叶兆麒快步上前，想帮她一把。房东大娘猛地推开叶兆麒，鄙视地瞪了他一眼：“不用你，你们这些没有骨气的人，投降国民党！”叶兆麒傻傻地站在院子里，委屈、困惑、怨恨一齐涌上心头，眼里噙满泪水。

对叶兆麒等多数红军战士来说，脱下红军服，摘掉八角帽，取下红五星，接受国民党改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于是改编命令下达后，朱德曾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讲解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要求干部做好每一位战士的思想工作，总政治部还给全军将士每人颁发了一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尽管大家想不通，甚至有人离队，但叶兆麒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中，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的命令。

八路军改编不久，立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陕北公学受“洗礼”

“七七事变”后，延安逐渐成为全国抗日中心。全国各地许多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为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延安。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还有从南洋、日本、欧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青年侨胞。他们离乡背井、千里跋涉，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斗志昂扬地走在从西安到延安的大道上。一所抗日军政大学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把大批爱国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8月，陕北公学招生。9月，受组织派遣，叶兆麒进入陕北公学，被编在第一队，任陕北公学民先总队委员，负责全校民先队的组织工作。

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行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教育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领导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以及对当时时局的认识。陕北公学的学制分普通班和高级班，采取半军事性的编制，注重军事训练，提倡和发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课程设置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每天学习8小时，上课与自习各一半。

当时的延安，条件非常艰苦。陕北公学虽说是学校，却没有教室、宿舍，也没有任何教学设施。到陕北公学后，叶兆麒先被安排住在东门外的城隍庙里。庙宇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庙里一长溜的大土炕，一个炕上睡十几、二十人，夜里刚躺下时觉得硬绷绷、凉飕飕的。尽管这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叶兆麒感到精神世界十分充实。那时候《延安颂》是最为流行的歌曲之一，不论是谁，只要开口唱“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茧”，就一定会有人紧跟着唱起“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坚固的围屏。”接着四面八方都会响起“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歌声嘹亮，群情激昂，人人感到快乐自豪。白天上课时，叶兆麒与其他学员一道坐在宝塔山下的土坡上，听中央领导和教授讲课、作报告，晚上则在各自的窑洞里，围坐在油灯下学习、讨论。曾在陕北公学作报告的有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干部等。有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隔几天就到陕北公学作一次报告，讲授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与策略。晚饭后，叶兆麒与同学常常漫步在延河边畅谈人生目标、革命理想。在追求真理、学习政治理论浓厚气氛的熏陶下，叶兆麒精神振奋，情绪乐观。　　　

通过在陕北公学的学习，叶兆麒比较系统地接受了抗日救国路线的教育，从理性上认识到抗日救国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使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全民抗战，坚持持久战，使他对“革命”二字的理解更加深刻。

11月，由王敏介绍，叶兆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叶兆麒在陕北公学毕业后，在安子文的带领下，到达山西临汾刘村，由区党委书记林枫分配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2纵队4总队8连任指导员。不久，调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2纵队第5总队政治部，先后任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1939年3月，因病经组织决定回延安治疗。

马列学院求真知

1939年5月，叶兆麒化名史太洛进入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三班学习。

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设在延河边上的蓝家坪，同杨家岭隔延河相望。第三班共有学员170多名，是全校人数最多的班。学员多为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老红军老党员，他们分住山下平房和山上两排窑洞。叶兆麒住在山上的窑洞里，一盘土坑，既是学习室，也是寝室。虽然窑洞内光线暗，但他的学习劲头很足。只要是睛朗的天气，他都坐在窑洞外边看书。一天三顿小米饭都要下山去吃，食堂是简易平房，四面透风，叶兆麒和同学们边吃饭边谈学习问题。

山沟里惟一一间泥草盖顶的大房子就是教室，教室里没有课桌和凳子，膝盖就是桌子，两边放几块砖头，上面搭块木板就是凳子。设施虽然简陋，但叶兆麒为能够进入马列学院学习而感到光荣、骄傲。

1939年，国民党加紧了对延安的封锁，停止供应粮食。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于是，马列学院也在山上开荒种粮。早晨太阳刚升起，大家就扛着锄头上山，午饭送到山上吃，直到太阳落山，才扛着锄头下山。从开荒和锄地中，叶兆麒真正体会到汗滴禾下土的辛苦。

延安马列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叶兆麒在成都读高中时，曾偷偷读过马克思列宁原著，因缺少辅导，对书中所述原理弄不明白。在陕北公学时，叶兆麒也参加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等学习组织，但对书中内容也是一知半解。在延安马列学院，他一面聆听教师辅导，一面读《资本论》原著。没有讲义，尽量速记，没有电灯，就在煤油灯下攻读、思索。在吴黎平等老师指导和同学们切磋下，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联共党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20多本原著。通过对马列主义真理的探索，使叶兆麒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延安审干炼筋骨

1940年5月，叶兆麒从马列学院毕业，组织分配他到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担任在职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1941年初，调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延安师范）任教，先后任学校教导处主任和党支部委员。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以一年为期，完成全党的整风，目的是纠正干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审查干部、清查内奸。根据毛泽东“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的部署，延安整风运动转入了肃清内奸、审查干部阶段。这项工作由中央总党委负责领导，当时担任总党委副主任，同时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具体主持。

中央作出审查干部和清查内奸的决定，是基于当时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重点手段由屠杀变为策动自首和派遣特务，延安、榆林等地的特务机关袭扰边区的事件屡有发生。因而中央决定在审干的同时，把清查内奸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然而，由于对敌情的估计过分严重，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政治情况看得过于复杂，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偏差。加之，主持此项工作的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风审干大权，认为“特务如麻”，“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问题”，在延安各机关单位、学校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7月15日，康生又在中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会后，延安各机关纷纷“抢救失足者”，仅延安就审查出2000多人。一时间，整个延安地区“特务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1943年9月，叶兆麒调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学习。名为学习，实则是审查他的政治历史问题。集中在延安大学行政学院接受审查的干部有1000多名，审查开始由每一个干部在大家面前讲自己的历史，讲一段，别人就提一段“问题”，判断被审查者在什么情况下一定会当特务。叶兆麒受审查是由于有些四川干部受审查时说四川的地下党是“伪党”，是国民党搞的“红旗政策”。他参加过抗日战争以前的成都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受审查也就在所难免。

在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受审查时，叶兆麒始终坚信党不会冤枉好人，因而显得格外平静。在受审查期间，叶兆麒除了学习就是劳动，不能同校内外任何人接触。在这段日子里，他参加的劳动相当多，如开荒种地、背炭、打土墙、纺线缝衣裳、织袜子等，原本他身体不好，但在受审查期间经过一年多的劳动，反而把身体锻炼结实了。一年后，党组织对他作出“无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审查过关后，组织上安排叶兆麒作延安大学行政学院的审干甄别工作和教育系支部工作。在延安大学召开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叶兆麒被评选为模范工作者，受到表扬和奖励。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党中央为了保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决定将延安的干部大批派往各解放区。9月2日，叶兆麒奉命调往东北。由林枫带队，从延安出发，经晋西北，出雁门关，过张家口，绕道长城内外，走承德、锦州，于1945年11月2日到达沈阳。因为到东北路途遥远，且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故不能带小孩走，经组织批准，他将3岁的女儿送进保育院，1岁的儿子送给延安一个年老无子的同志抚养。

创办党的机关报

1945年11月1日《东北日报》在沈阳创刊，在发刊词中明确申明“本报是东北人民的喉舌，以东北人民的利益为利益，反映人民的要求表达人民的呼声……，一切为东北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天职。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也是本报今后努力的方向。”

叶兆麒到东北后，分配到《东北日报》社工作，经组织批准改用原名叶兆麒。《东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机关报，自然而然地成为敌人的眼中钉，国民党特务和汉奸曾向报社住所打黑枪。为防范敌伪反动势力的捣乱和破坏，报社地址对外保密，报社人员的活动也采取半公开半秘密的方式。《东北日报》创刊时为了报纸的安全出版，印在报头的社址假称在“山海关”。这个“借用”地址一直在报上登到第10期，直到国民党军队向山海关进犯才从报头上取消。

在《东北日报》社3年时间里，叶兆麒先后担任报社编辑、办公室主任、秘书长、党委（党组）成员，同时任东北局宣传部系统总支副书记，东北局直属党委第三总支书记等职务，还写过一些反对美、蒋的杂文登载于《东北日报》副刊上。

1949年2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东北日报》社抽调部分同志随第4野战军南下，到武汉办报。4月下旬，《东北日报》社社长廖井丹、副社长兼总编辑陈楚与白汝瑗、吉伟青、叶兆麒等到达天津，商议到武汉办报事宜。因武汉在长江中游，这里又是由周总理、董必武领导的长江局所在地，有革命历史传统。所以决定以《长江日报》作为报纸的名字。

1949年5月上旬，廖井丹持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林彪亲笔介绍信到北平西山请毛泽东主席题写报名。廖井丹拿了毛主席题写的报头，交与叶兆麒、艾虔去天津新华书店印刷厂制成锌版，由叶兆麒带到汉口。5月23日《长江日报》创刊，为中南局机关报兼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的机关报，廖井丹任《长江日报》社社长，陈楚为副社长兼总编辑，叶兆麒任《长江日报》社秘书长、总支书记和中南局直属党委委员、军事代表。在《长江日报》社工作期间，叶兆麒还负责接管武汉市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的几家报社。10月，叶兆麒奉命调到四川工作。

解放大军西南行

1949年10月，在川南区党委书记李大章率领下，叶兆麒与西南服务团其他队员一起，经湖南长沙、常德、贵州玉屏、贵阳、毕节，于12月由赤水进入川南，叶兆麒任川南区党委秘书长，1950年2月，调乐山专署工作，先后任专署副专员、专员并乐山地委委员。

新政权建立之初，驻防乐山的主力部队18军奉命进军西藏，留守乐山的部队一方面要整编队伍，补充兵源，着手政权机构的建设；另一方面，协助各地开展征粮反霸、减租退押工作，无暇顾及广泛深入地发动当地群众，因此很多人对共产党及新生的人民政权缺乏足够的了解与信任。在乐山专署的边远地区，特别是在彝汉杂居地区，匪特们趁机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制造民族隔阂，裹挟受蒙蔽的彝族同胞占山为匪，与红色政权相对抗。

乐山作为四川盆地通往西南山区的过渡地带，幅员广阔，民情复杂。尤其是与凉山接壤的雷波、马边、屏山、沐川、峨边五县，山高水险，涧深林密。这对于先期潜入该地区、且以游击战术与我军周旋的匪特而言，可谓占尽了“天时、地利”。当时乐山境内，大、小土匪多达数百股。

叶兆麒到乐山工作时，乐山专区的雷波、马边、峨边等边远县还为国民党匪特盘踞，匪特们往往隐蔽而分散，不是一两场阵地战、攻坚战就能解决的。已解放的各县表面安定的状况为时很短，1950年3月以后，匪特公开叛乱，打死、打伤征粮工作人员，人民政府征粮异常困难。同时中、小地主软拖硬抗，使得许多人民生活必需品盐、煤等供应短缺，工作难于开展。

这些土匪以特务为核心，以国民党军官和散兵游勇为骨干，勾结惯匪，拉拢地主豪绅以及会道门、乡保等组织，裹挟无知民众，拼合成股，封官加衔，编排番号，有组织、有计划地掀起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或是躲在暗处，利用险要的地势和熟悉的环境，围攻守点解放军，攻打重要集镇和县城，残杀军政人员，劫掠商旅，抢劫银行，破坏交通运输，袭击基层政权，抢劫工厂和仓库，打劫岷江船只；或是混迹于百姓之中，时聚时散，伺机作祟。大有死灰复燃、东山再起之势。

为打击匪徒气焰，保障社会稳定和安宁，叶兆麒与其他同志一起发动群众，剿匪征粮，坚决镇压反革命，打击封建势力。通过“全面展开、重点进剿、连续驻剿、深入清剿”几个阶段，到1951年，彻底肃清了乐山境内匪患。　　
　　1951年3月，叶兆麒调川南区党委作办公室副主任，一直到1952年8月川南区党委撤销。

鞠躬尽瘁写春秋

1952年9月，叶兆麒调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同年11月至1953年4月，任雷、边、屏、峨工委副书记。1953年5月，调四川财经学院工作，先后任四川财经学院秘书长、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1960年，四川省委决定在四川财经学院基础上，再成立四川科技学院。虽然教师和学生分属两校，但院级党政领导是统一的。1961年，四川财经学院和四川科技学院合并为综合性大学，更名为成都大学，叶兆麒任成都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文化大革命时，叶兆麒被污为“走资派”被集中批斗，成都大学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才使其免于一死。经组织批准，叶兆麒获得与他儿子见面的机会。

叶兆麒以写交代材料需要为由，从抄家的物件中要回了40多本工作笔记。叶兆麒见到儿子时，把笔记本全部交他带走。

四川成都市的武斗越演越烈，成都军管会把各厅局和各大学的走资派集中在成都锦江宾馆办学习班。学习班外“武斗”，学习班里“文攻”，不久就传出某医学院院长和一位大学副校长跳楼自杀的消息。接连发生跳楼事件，学习班也办不下去了。成都军管会通知各单位派人把各自单位的“走资派”领回去。成都大学开来一辆大卡车，一群造反派拥着叶兆麒出来，刚迈出大门，立即反扭叶兆麒双臂，把他按倒在卡车驾驶室顶篷上，大喇叭狂喊乱叫，大卡车急驶而去。

当叶兆麒的儿子在成都大学医务室再次见到他时，叶兆麒已被造反派打得牙齿脱落，嘴角出血，浑身青紫，成都大学一位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中年医生，抬手递给叶兆麒的儿子一张诊断书，上有一行检查结论：长期缺乏锻炼所致劳损。这位医生的这张薄纸，让叶兆麒的儿子明白了父亲的处境，如果不想法把叶兆麒弄出去，恐怕叶兆麒就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地方。

成都大学在城西郊区，距城区六七里路，校门前是一条省道，也是造反派扼守省城的要地。学校变成了军事据点，校门堆满沙包工事，持枪的武斗队员日夜站岗。叶兆麒被关押在学生宿舍大楼里，同房住有3个造反派，他们二十四小时轮留值守，要把叶兆麒从这样的地方弄出来，是件难事。家属为此找过军队支左办，也找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均无任何结果。

成都大学的一位中年女老师，找到一位张姓工人帮助他们。经过商议，让叶兆麒与外界保持联系，用耐心争取逃走的机会。

叶兆麒向看守他的造反派提出每天早上到锅炉房打开水，顺便散步放风在校园里走一圈。原先是看守陪着每天下午出去放风，现在要改成早上六点起床打水放风，看守者睡不成懒觉，心里不乐意，但经不住叶兆麒多次央求，同时也吃了几次叶兆麒家属带去的东西，慢慢地看守者也就同意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叶兆麒每天清早六点准时起床，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有一天，看守者不想起床了，叶兆麒独自一人照常去锅炉房打水，然后提着暖水瓶再沿着校园围墙走一圈，七点前回到住处。从那以后，默许变成习惯，早上起床就没人跟着叶兆麒了。

11月底的一个夜晚，工人老张和叶兆麒的儿子，提前住进了成都大学墙外一户人家中。第二天早上五点，他们推着自行车，来到校园围墙外一道小铁栅门前等候。六点半左右，叶兆麒走到了小铁栅门前，他儿子赶忙把一架小竹梯从铁栅口塞进去。叶兆麒把竹梯搭在围墙上，翻上围墙，又抽起竹梯递了出来，顺着竹梯下到围墙外面。工人老张骑车在前面开道，叶兆麒坐在儿子的自行车后架上，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沿着小道冲进了浓雾中，成功逃出被造反派占据的成都大学。

1968年夏，叶兆麒任成都大学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调任自贡市代理第一书记。1978年3月，任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2月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2006年4月7日逝世，享年87岁。

（荣昌区委史志办陈朝权、魏全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