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男，汉族，四川省仪陇县人。中央特科成员，曾用名为贾希一、贾希夷、贾怀湘、贾绍谊等20多个假名， 1926年参加中国革命，任叶挺独立团（“铁军”）排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贺龙手枪队”队长。抗战期间为“万县七君子案”第一人。1945年至解放前，陈昌受中央南方局派遣到重庆垫江大通寺建立农村合作据点，开展和平、民主运动，这段时期的革命经历，少有披露，但陈昌在垫江开展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却永远写入垫江的历史中。
早期革命活动
陈昌，1907年腊月初八出生于四川仪陇县立山场的一个破落世家，与朱德同乡。1924年毕业于“川军第六师军官讲习所”学生队，任六师某连队司务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补充团任中尉排长， 1927年，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贺龙的上尉随从副官，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负责起义部队和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12月，陈昌在武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失败后，陈昌赴河南任近国军（邓宝珊部）任教导总队区队长；在返回上海途经武汉时以敌特身份被捕，经被保释。后赴四川忠县，和汤昭武同志一起成功组织、策划了“石宝寨起义”，创建了川东第一支红军队伍。该部在中央红军长征路经四川时，并入贺龙同志任弼时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
1929年至1930年，陈昌先后任广东梅县松口苏维埃政府赤卫队队长、赤卫总队的总队长、红十一军64团的连长、支部书记（兼政委）。
1931年因“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在上海党中央惨遭灭顶之灾时，陈昌毅然参加了中共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的重建工作，在党旗下郑重宣誓做“无名英雄”。先后在王世英、李克农、董必武、徐特立、冯雪峰等中央首长的单线领导下，开始了长达18年隐姓埋名、出生入死、孤军作战的传奇般的特工生涯。陈昌先后在上海、福建、江西等地从事谍报工作，为中央红军做出正确决策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陈昌打入“康泽别动总队”（此时康泽的地位比戴笠还要高）任情报员，借此公开举办《新四川通讯社》担任社长获取许多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等系列情报。
1936年底，陈昌的组织关系在移交给中共中央长江局时，遗憾没有接上关系而与组织失联，他便离开重庆到万县。当时由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方针，引起了全国进步力量的强烈反对。国民党逮捕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史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案”。 “七七事变”以后，抗战全面爆发，万县也成立了各界抗日后援会。各行各业又自发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救亡的团体。首先是以《万州日报》发起的、由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万县市文化界抗日联合会，领导者大都是那些早年的共产党人。陈昌任宣传组组长，林向北任副组长。国民党对7名文化界领导人进行了批捕， 即陈昌、林向北、吴昌文、余治民、刘建国、杨洁清、范淑贞。陈昌第一个被捕。7人中，有3人被捕，4人逃亡。这就是“万县七君子事件”。后被营救。
之后，陈昌在李克农、董必武的领导下，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作过侍从副官，先后在湖北武汉、江西、广西等地，以各种身份深入到国民党的军界和政界，屡建奇功。
1942年底，陈昌的组织关系转到南方局张黎群处。陈昌先在岳池新三中学任教，后任岳池县立中学教导主任，以教书为名开展农村学运工作，开始了农村地下工作的生涯。1945年秋，陈昌被特务盯梢，组织通知他转移到垫江开展农运工作，从此，陈昌以贾希夷名字在垫江开展了艰苦的农运工作。
组建大通寺合作农场
中共中央南方局高度关注地处国民党统治区腹地中心的重庆及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工作，当时全国内战已经爆发，根据党对四川农村工作的决议精神，要在全川建立5000个农村据点，重点放在川东各县，以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陈昌受命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负责人张黎群的安排，前往垫江建立据点，开展和平、民主运动。
垫江解放前属四川大竹专区第十行政区，地处华蓥山之东，与大竹后山、梁达虎南等游击根据地接壤，离重庆较近，又扼渝万咽喉，素有川东锁钥之称。早在30年代初，国民党对李光华同志领导的虎南特区实行军事围剿之后 ，就对垫江实行了严密的军事控制。垫江当时政局很复杂，反动派很注意垫江的风吹草动，除公开的“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外，敌探密布，如军垦处内潜伏着一个“川东特工组”，所以当时共产党在垫江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随时都有被抓坐牢杀头的危险。
1945年冬，陈昌带着助手兼妻子的何妨从岳池来到垫江，任务是潜伏下来，在农村建立据点，作社会调查，搜集情报，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直接关系，不发展党员，受特科直接领导。何妨，原名何送金，“厦门儿童救亡剧团”成员，1942年与陈昌相识，一直坚持与陈昌并肩作战。1945年经中央批准，成为陈昌第五任妻子。陈昌通过原在川军军官学校的同学何凡昌介绍与新民乡黄寿伯认识，并通过黄的关系在新民中心校任教。
陈昌在学校结识了进步教师谭正品、肖文仲，经常与他们一起讨论当时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终将破裂，应该建立一个农村据点，扎根于群众之中，才能应付时局的变化，为救国救民作出贡献，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农业合作社。1946年春，陈昌赴渝向张黎群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并请求给派助手。党组织即调派当作共产党员使用的蓝鸿恩到垫江协助陈昌工作。蓝到新民小学后，分担了陈昌担任的教员兼总务的职责。陈昌与肖文仲等人共同商定，决定在新民西山大通寺，以办合作农场的形式，建立农村据点。肖文仲原组织过“乐群敬业社”，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性，由他出面筹集资金。经过数月精心准备，于1946年清明节前正式成立了新民乡农业合作社（当地农民惯称大通寺合作农场），陈昌任经理，肖文仲任社长，兰鸿恩任会计，何妨任出纳，委员有黄杰三、留美农学博士董时进、留美农学硕士董泽厚，并聘请了在重庆至诚银行任职的王志杰为顾问。董氏兄弟当时组织了一个农民党，创办刊物《现代农民》，发表过题为《论合作农场》的文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他们曾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农业顾问。陈昌为了掩护其革命活动，将“新民乡农业合作社”改称为“大通寺合作农场”。
大通寺合作农场地址选在西山大通寺（古庙，现属新民镇大通村），这里地处垫江、邻水、大竹三县交界的峰顶山（垫江最高山）山腰处，背靠大竹县后山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山高地瘠民穷，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革命活动。合作农场成立后，陈昌、蓝鸿恩、何妨、王立寿4人便常驻在农场。以大通寺为革命活动点，通过多种社会活动，搞调查研究，收集情报。
大通寺合作农场的民主活动
大通寺位于西山腹地，翻过背后的山梁就是大竹县石子滩场。大通寺（已于文革期间损毁）是一个寺庙，修建于明代。寺庙很大，寺前有山门，中间三座大殿，后面有藏经楼，左右的回廊全是厢房。大通寺树林阴森，竹林环绕，环境相当幽静，当时香火还算鼎盛。
大通寺合作农场成立后，陈昌便把心血全部倾注在这个农场上，吃住在农场。合作农场表面上开荒种烟和做生意，实际是广泛联系社会各阶层群众，收集情报，并在条件成熟时，配合地方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合作农场建立后，很快得到了附近农民的支持，不久就开荒数十亩，为种烤烟做好了各种准备。开工时，正值春荒，前来参加开荒作临时工的农民很多，吃过晚饭，大家就烧着篝火谈天说地。陈昌觉得这是一个组织发动群众的好机会，便决定开办一个农民夜校，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和民主意识。农民上课的识字课本由蓝鸿恩编写，陈昌、王立寿任教，以“农民、工人。我是中国农民，工人做工，农民种田”、“没有工人做房子，我们就没有地方住，没有农民种庄稼，我们就要饿肚子……”为内容，对农民进行阶级启蒙教育。上课时，由陈昌讲时事，讲日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内战还会打起来，老百姓生活还会更困难……以激发群众争和平、争民主的激情。当时农民积极性很高，自带板凳，到农场听课。到冬闲时，又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和烤烟技术。并在农民组织中组织一支核心力量，将七八个佃种大通寺庙产的作风正派、厚道老实的农民发展成为积极分子，请来农场长驻，坚持教授一些基础知识。
为站稳脚跟，排除干扰，陈昌大力做好大通寺周围各界人士统战工作。邀新民乡乡队副何群九、县警察局总务科长谭正品等人加入合作社作股东。对三县联防大队长邓如璋和新民乡乡长董莘田，经多方疏通取得共处。陈昌还深入大通寺当地，发动群众，依靠农民，团结当地绿林出身的地主董国栋、群众威信很高的陈保长，并与他们保持联系。
陈昌在大通寺期间，敢于为民做主。大通寺内住着3位和尚，平时残酷压榨佃农、奸淫妇女、吸食吗啡，无恶不作。二房长老和尚德林，平时耀武扬威，欺榨百姓，陈昌发动农民怒打德林，德林被迫逃离大通寺。三房长老和尚锡周，对农民极为刻薄，逼租讨债时，如果农民付不起租债，他连锅头都端走。农民对他十分仇恨。陈昌便叫蓝鸿恩，借机与他吵架，并痛打了他一顿。
地处垫、竹、梁三县交界的天池，是垫、竹必经之路，伪地方武装联防大队长邓如璋的司令部设在那儿。垫江与大竹山后区来往的地下党员受到威胁。为了打通这条要道，由刘德斌介绍（刘当时在垫江中学任教，邓如璋的儿子在刘班上读书），陈昌多次以家教名义拜访邓如璋，邓终于表示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决不多事，保证来往安全”。从此，垫江与大竹山后区的地下党在这条路上来去无阻，活动方便。
陈昌通过在垫江中学任教的刘德彬，与肖文仲等人一起组织了“一十一”补习班，出版《童言文艺》期刊，培养了曾宪川、黄仲英、李增霞、李增兰等一批进步的青年。《童言文艺》一问世，即以犀利的笔法，尖刻的语言，丰富多彩的形式向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旧世界开火，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6年夏，“红枪会”（刀儿教）头目万篾匠在大通寺设坛招兵买马，陈昌得知消息后，立即派蓝鸿恩打入“红枪会”组织，试图将“红枪会”改造成一支革命的农民武装，作为以后起义的武装力量。蓝鸿恩进入“红枪会”后，很快得到教首万篾匠的重用，被提升到“相童”教职，控制了该组织。蓝鸿恩在“红枪会”内，与农民结拜兄弟，鼓励农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启迪农民民主精神。并暗中组织农民武装，把更多农民团结在活动据点周围。
秋收后，陈昌在新民街上开办了加工面条厂，土制香烟，一度时间农场办得十分兴旺。蓝鸿恩留守大通寺，主持农场内部事务，陈昌负责做生意，挑起烟担到大竹、邻水、垫江等地农村出售。陈昌以经营卷烟生意为名，走街窜乡，广交朋友。后来陈昌被捕时，就得到广大商人、农民的帮助，得以保释。
1947年春，国民党当局悍然下令南京、上海、重庆三地区担任国共和平谈判联络工作的中共代表于3月5日前撤退。不久，以吴玉章为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被迫撤离，使重庆和川东各地党组织暂时与上级失去了联系，陈昌等被迫转入更隐蔽的斗争。这一年，陈昌调整了农场合作社的管理办法，把开垦出来的地分别包给农家去种，由社提供种子、肥料、技术，到年底按成分配。
1947年秋，垫江形势变得严峻，国民党中央军训团第一直属军官大队屯垦军官265人（编37组，后改为国防部川东屯垦处）驻垫江西山一带军垦。这些人名义是垦荒种美烟，其实是一帮特务，经常到西山一带勘查地形，了解情况。大通寺的活动情况也逐渐引起了“西山垦军团”的注意。国民党驻垫江的稽查处不时派人找肖文仲等人了解合作农场的情况。特科出身的陈昌高度警觉，当机立断，与蓝鸿恩、肖文仲等人分别转谋他业。蓝鸿恩到垫江中学任教，肖文仲去了成都，陈昌和何妨离大通寺山背后的大竹县石子滩开卷烟店铺，继续保持与大通寺据点的联系，并扩展革命活动领域。
两次被捕
陈昌和何妨在大竹石子滩经营一家卷烟铺。有一次，虎南游击队打进石子滩场上，与伪乡自卫队进行巷战，伪乡自卫队长被击毙，虎南游击队受伤游击队员曾在陈昌的卷烟铺内包扎过伤口。事后伪乡长严加查问，陈昌以“我来不及关门了，人家撞进来，我有什么办法”对付过关。
蓝鸿恩离开垫江中学后，以烤烟技工身份出现在垫江一带活动，很快同过去和刘德彬交往时认识的胡启恒、刘厚猷成为患难之交。经胡启恒提议，到白沙一个同学家办卷烟农场，暗中把同学父亲家中的不少枪支掌握起来，与大通寺的“刀儿匠”取得联系，伺机举行武装起义。
1948年1月17日，中共川东临委发动“梁（山）、大（竹）、达（县）起义”。经过1个多月的迂回游击，终归失败。2月，国民党整编79师98旅293团（人称“康团”）开进垫江，围剿中共地方武装陈尧楷部，开展拉网式清乡。很快，肖文仲和蓝鸿恩被通缉。时任新民乡乡长的董莘田将通缉令直接给肖文仲传看，肖文仲立即前往忠县同德乡罗家湾躲藏。后蓝鸿恩离开四川，越过重重险关，到1948年夏天，终于在广西找到党组织，以后进入游击区打游击，直至解放。
陈昌和何妨继续以开卷烟店铺为掩护，与大通寺据点联系活动。但是高大英俊的陈昌，却引来了国民党特务胡俊生怀疑。胡认为陈昌这么有能力、又有辉煌历史，怎么可能在农村教书，做生意?怎么可能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偏僻贫穷的地方？因此一直怀疑陈昌是共产党员。1948年4月，经大竹县联防大队长李宗鉴的告密，国民党大竹专署密令石子滩乡公所逮捕了陈昌。因为陈昌一直是受南方局青委的领导，从未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所以国民党虽然逮捕了陈昌，却未获得任何口供，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关押4个月后，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陈昌得以假释。
陈昌被假释，李宗鉴一直耿耿于怀。假释后的陈昌回到垫江，借住在县城北门外白果树李铁夫家，继续与大通寺据点保持联系，并拟与时任县参议员的胡东凡（曾任军阀杨森部魏辅成师在梁平办的军事短训学校老师，陈昌曾参加受过训，与胡系师生关系）合伙在县城北门外开个小店铺。正准备开张之际，又被已升任为大竹、垫江、邻水三县联防主任的李宗鉴派一个保安分队来垫江二次逮捕了陈昌。
逮捕陈昌后，李宗鉴密令保安分队特务人员在押解途中将陈昌枪决。得知消息后，谭正品等人多方秘密营救，陈昌写信控告李宗鉴挟仇报复，促成正在垫江的重庆西南长官公暑二处军统特务专员蒋述法将他留在垫江，亲自审讯。蒋述法先用当官发财利诱，后用电刑威胁，陈昌一字未吐。蒋述法决定将陈昌押解至大竹。为确保陈昌在押解途中的安全，谭正品商得胡东凡出面，要求垫江警察局也派警力押送，并用几十石谷子的钱送给押解人员作“草鞋钱”，保住了陈昌的生命安全。陈昌被押解到大竹专署后，受尽了酷刑，被施以“竹筷子”、“踩杠子”、 “老虎凳”和电刑，但陈昌仍只字未吐。1949年3月，大竹专署把陈昌押解到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陈昌以过去打入“敌人”内部的历史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再三声称是三县联防主任李宗鉴挟嫌报复等，把审讯变成控诉收场。事后西南长官公署法官详细询问了当初蒋述法审讯陈昌的情况，蒋告之陈昌与李宗鉴之间确有私人恩怨。7月，经垫江益农公司经理、进步人士郭世明担保，陈昌得以释放。但大通寺合作农场却遭到破坏，活动停止。
陈昌一生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持战斗。解放后，陈昌回到重庆工作。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错误定为重大贪污分子而判刑，1958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家属也受到不公正待遇，生活极为困难。1960年1月26日，身患重病的陈昌倒在工地上，终年53岁。198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落实了陈昌的政策，恢复了他的党籍，党龄从1927年12月算起。1982年7月1日，四川省委决定对陈昌同志的骨灰举行迁葬仪式，在乐山殡仪馆，省委组织部代表党中央为陈昌同志骨灰盒覆盖上了一面血红庄严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将之安放在“乐山市烈士陵园”。
曾宪川后来回忆陈昌，总结了他平凡而沧桑的一生：
陈昌啊！ 陈昌
他是一歌星
南昌起义的神枪手
无形战线的英雄
他身上洋溢着
保尔·柯察金的英气
胡南子的精灵
饿死人的年代
他长眠大地
来，无声；去，无名
春风唤醒神州
党找到了她了儿子
党旗覆盖着他的身
（垫江县委党史研究室董长芳供稿）
